【萧放】写在钟先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

施爱东

写在钟先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


    钟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五年对我们来说，是不算短的光阴。没有钟先生的日子里我们很寂寞，有时彷徨。我们失去了荫庇我们的大树，我们失去了可以请益谈心的老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学科前行的舵手。没有钟老有人以为可自由发展，其实，学科有自己的性质，有自己的规范，除非另辟新的门径，否则，就应该沿着钟老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继续前行，将中国民俗学建设更好，这是对钟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他最想看到的。五年来，我们勉力而为，尽自己的本分把先生留下《中国民俗史》组织完成，在诸位前辈、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而且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与表彰，我想从我们学生角度看这是奉献给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祭品之一。
   钟先生毕生致力民族学术，钟先生的学术思想值得深入研究。近期在海外与友人聊天，他们对民俗学表述了这样的意见：你们用西方这理论，那理论，守着钟先生的理论不研究，不继承，太可惜了。这话对我有触动，也许旁观者清，我们的确没有认真研究钟先生，没有从中国民俗学本体意义上研究钟先生的学术遗产，理解钟先生的学术精神。前段时间在东京参加“仙人会”的活动，该会有２５年了，完全是自发的研究中国人类学家的学术沙龙性组织，定期活动，有干事长，轮流充任。干事真的干事，是年轻人充任，他们负责组织活动。很多老人来参加，因为当年他们年轻，现在都是著名学者了，但还参加这一活动。我觉得敬文沙龙可以借鉴这一方式，将它办成开放性，持续性、一定组织性的学术同仁活动组织。让大家有一个学术交流空间，有一研究心得发表的机会，有一个接受批评的方式。如果这一组织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当我们拄着拐杖，还来听听年青人的发表，那就是莫大的幸福，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民俗学在，钟先生在，民俗学后绩乏人，就无人为钟先生添香，吾辈努力呀，莫懈怠。

施爱东

深切怀念敬爱的钟先生！

巴莫曲布嫫

钟老的“命题作业”
──钟敬文民俗随笔《谣俗蠡测》编后记

     时在春中，阳和方起。作为后学，我们在钟敬文教授97岁华诞之际，终于完成了先生亲自命题的特殊作业：编选出了这本沉甸甸的民俗随笔。
    先生亲自将本书定名为《谣俗蠡测》，意味十分深长。我们在文章的选读过程中，也渐渐领会了先生的寓意。“谣”、“俗”二字，实则涵盖了先生一生学术探索历程的一体两翼。在此，“谣”蕴含着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研究；而“俗”则综括着他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思考。作为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先生常常以“我是五·四的儿子”为骄傲，当年他积极投身于“歌谣学运动”，以歌谣的搜集与研究为始端，踏入民俗文化的华野天地，在中国民俗学八十个春秋风雨如晦的曲折进程中，始终孜孜不倦地耕耘着，探索着，建树着，始终秉持着“知难而进，除死方休”的学术精神，直至今天，他依然精神抖擞、敏赡睿思地奋斗在民俗学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正如学界所知，三十年代，他从歌谣学草创鸿图，建构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学科体系；八十年代，他立足于民间文艺学在新时期的拓展，又标举了民俗文化学的崭新蓝图；世纪之交，他又更新了民俗学中国化的全新阐释，倡导要建立起“一国多民族的”中国民俗学派。在先生一生的著述中编选这部随笔的同时，我们从先生走过的漫长学术历程回观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程，而“谣”、“俗”二字正是其中最为重要求索且相互关联着的两个维度。
    我们师从先生，虽然知道每一阶段的学习都只能是在艰辛蹒跚之中才能在学养上有所增进，却未曾想到本书的编选，不仅是一种“读解”，更是一种“聆听”，翻开每一篇文章，那字里行间都在讲述着先生各个时期的学艺经验，文中始终流动着智慧与哲思、又不乏情趣与诗意，使我们收获到了如此丰厚的德与知。先生历来强调为人与为学的关系，在每一届新生踏入校门的第一堂课上，先生都会从“首先学会做人”讲起，而在他的著述与文章中往往会在论及学术的同时透露出他对人性与品格的高度重视。仅从本书题中的“蠡测”二字，就能从中窥见先生对为人与为学的深刻把握。我们都知道“以蠡测海”这个典故出自《汉书·东方朔传》，而先生立题落笔于此，言近旨远，含蕴着以小见大，探渊索珠的寓意，可谓“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而先生本人作为老一辈的民俗学家，后学景仰的学术巨擘，却以“蠡测”概括本书结集的指归，从中可知先生庄重的治学态度与严谨的自我评价，更深藏着他虚怀若谷的谦逊谨慎和高远弘毅的大家风范，也贯注着发人深思的警策。
    我们想，这也是先生“命题作业”的初衷，他要求我们将编选工作当作一个主动学习的过程，去自觉体认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要义，去认真思索做人与问学的宏旨。在历时数月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先生多次亲自指导，从他一丝不苟的圈批中，从他认真听取的眼神中，我们领悟到了先生教书育人的良苦用心。“谣俗蠡测”四个字，让人玩索不尽，抽绎无穷。正如在我们《中国民俗学史》的第一堂课上，先生的高足董晓萍教授在题为《跟着先生学治史》的指导报告中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怎样学到先生的‘真功’？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的，我们应该在治学过程中不断地向自己追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
    在此，我们还应就本书的编选工作向读者作一个交待：
    先生一生著述宏富，文章华翰，已经出版的文集与选集等以身高，而从这套丛书的角度来考虑采择也当不失其“随笔”之旨趣。故，全书所收的58篇文章，也可谓“蠡酌管窥”先生的学术楷式，故以兼具学术性与趣味学为原则，在编排顺序上力图从具体的民俗事象，到中国民俗学史的回顾，再到学科理论的思考。从时间跨度上看，早自1933年的《中国的植物起源传说》，近迄1999年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从文章体类上看，内容广泛，有长有短，不拘形式，举其要者，大凡有这几类：其一，丛考杂辨式的学术性札记，如《十（九）日、扶桑和乌鸦》、《从石龟到石狮子》、《民俗中的鼠》等，或证古经，考今俗；或说事象，析俗理，辨疑惑，多属先生早期研究中在名物考释、事象分析中的一得之见，或一家之说，贯古通今，洞中肯綮，即使对今天的民俗学研究来说，也同样深有值得参照的学术价值; 而先生早年倾力所著的学术长文，也依据上文所述的学术性与趣味性的原则，节选其中一、二另题按序收编，如《巫与医》、《植物起源的传说》等，以飨读者。其二，随笔丛谈式的散记，如《传统文化随想》、《天问室琐语》、《啖槟榔的风俗》等，主要是话文化，记风土，示俗趣，明事象，探学艺，以至一书之评解，或述某俗之偶感，举凡所录杂识，皆意兴所致，亦庄亦谐，别有情趣，从中不难品味到先生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文心智思，词约事丰，皆有妙谛。其三，学理阐发式的述论，如《民俗文化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屈原与民俗文化》、《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或叙或议，因事见理，由浅入深，清简晓畅，文笔生动，既具学术性的思辩，又具有知识性的开启，读者定有会心，从中领悟民俗与民俗学的潜在的义理与显豁的意蕴。其四，先生平素所作的题跋，即使是在这样平易的话语谈说之中，也不乏精见，胜义迭出，而且总是让人顿悟而邈远……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掌握的材料也难以尽纳其中，编选过程中也定有疏漏、缺失与不周之处，敬请读者给予指正。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从接受任务到编选成书，我们的心绪始终萦绕着心动与感动：心动于先生给了我们这个问学受益的机会，感动于先生蠡测谣俗的博大胸怀。我们希望先生这部民俗随笔的出版，能为更多的读者打开通向民俗学胜境的一道窗口，去品味其中的民俗意趣与文化蕴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我们愿与读者共勉。

                                                               编 者
                                                          1999年4月24日
                                                       于北师大民间文化研究所


钟敬文著，巴莫曲布嫫、康丽编：《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 本帖由 巴莫曲布嫫 于 2007-1-8 16:38 最后编辑 ]

jjydong

学生对老师的感情，让人感动。
民俗学界共有这种共尊一统的传统，对于民俗学的发展而言，亦是动力与责任。好事

锺宗憲

臨風且忘春雨聲，
暖日遽寒意難成；
但見子衿詠檐下，
空階半斷一山青。

淇园之竹

我觉得敬文沙龙可以借鉴这一方式，将它办成开放性，持续性、一定组织性的学术同仁活动组织。让大家有一个学术交流空间，有一研究心得发表的机会，有一个接受批评的方式。如果这一组织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当我们拄着拐杖，还来听听年青人的发表，那就是莫大的幸福，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民俗学在，钟先生在，民俗学后绩乏人，就无人为钟先生添香，吾辈努力呀，莫懈怠。

心向往之

杨秀

2006年秋，一准师妹帮一家出版钟先生散文的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为那本散文写个序，我当即回绝。我说以我的资历和学养断不敢为这书写序的，她说可以不叫序，就写写你熟悉的钟先生，可以是感知型的，不用全面也不要学术评析，两三千字就够。我欣然应允。写出这篇小文，意未尽。
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给了我们言说先生的特殊“语境”。我也把我对先生的感知言说出来，以怀先生。

       师之大者，钟敬文

2000年秋，我有幸考入钟先生门下研习民俗学。在随后一年半的讲堂内外，我常常被先生治学与为师的风范所触动，也常常会由衷地感佩起先生的“师之大”。今屈指算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又九个月了。这期间，不时有“钟门弟子”著文怀念先生，我也不止一次地想把自己关于先生的所知所感连贯道出，但每次念及时，都思绪繁杂，理不出个先后，也难断取舍，最后只好作罢。不知道还需多久的过滤与沉淀才能所言娓娓，也许终不能够。今杂写三五小事，暂落笔于“师之大”。
论说师之大者，首先当述年龄之大。
若单说百岁老人，在今天已算不上是罕见了，但年届百岁还能坐镇大学讲堂给博士生授课的，钟先生之外，我还不曾闻见第二例。入学前，听老师和师姐说过先生还给她们上课，只是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课堂，我也没深问这所谓的“上课”是为欢迎新生入学而备的一次性讲座，还是系统授课。开课以后，才知道先生的“上课”属于后者。我也自此得识了这位高龄教授思维的缜密与授课的规范。
2000年下半年，98岁的钟先生给我们讲授民俗学理论课，次年又系统讲授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史。课程结束之后，还专门拿出时间讲解“论文的制作”要求，并用“制作”来强调学术论文的科学性与规范性。记得先生的课都安排在周五下午，每次来上课时，先生都是一手执杖，另一只手臂由一师妹轻扶着，稳步走进教室，坐下来，摆好放大镜和讲义等资料后，一次两个半小时的课程就开始了。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主题发言、大家讨论和先生总结的方式进行，有时也是先生主讲。整个过程中，先生都在认真地听，细致地讲。讲到兴致起时，他常常会连着讲几十分钟，只是偶尔停下来喝口水，思路依旧清晰连贯，论人评事皆朴素中肯，了无闲言。先生深厚的学养和为师的热情便如涓涓清流绵延而出。
先生以教书育人为重，坚持亲临讲堂，自有他深远的学术追求。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写作那准备了多年的专著，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眼前的任务，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讲话中，希望大家去做培花的泥土，这样可以使地上出现好花。这是伟大的教导！去年我在一个论文集序文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学术上希望看到的是‘春色满园’，而不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这和鲁迅先生谆谆教导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有了这样“春色满园”的追求与践行，我才有幸赶上了当面聆听先生授课的末班车。其实，在育人之余，先生仍笔耕不辍，他的几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思潮等方面的论文，见解精辟，行文老到，篇篇都在万言左右，均写成于先生90岁以后。
我曾经将顾炎武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两句诗抄录与先生，事后，先生夸赞我古文功底好，对自己却只语未提。
再谈“细中之大”。
主要说的是先生于诸多细节处体现出来的不俗的大气。这里略举二例说明。细节之一体现在先生晚年对每年博士生入学考卷的评阅上。据说，每次评卷，先生都把本教研室有评审资格的老师召集到一块，先由一位老师朗读考卷，接下来，先生再听大家各陈己见，意见统一之后才商量着定下分数。每一份考卷都要经历这样的评审过程。这与时下通行的人守一类卷的分头评阅方式相比，无疑加增了老师们的工作量，但先生一直坚持此法，且亲历亲为，从不以自己年事已高之故推脱。经过如此细致的评阅程序，每一份考卷基本上就打出了各得其所的分数，同时，对老师而言，他们不仅对考生的整体水平有了准确把握，各陈己见的过程，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相互之间的一次次学术交流。
细节之二则体现在先生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指导上。先生的视力一直还好，他也一直坚持每天用几小段时间读书。但要在短时间内看完一篇十几万，乃至二三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对先生来说强度太大。为了不耽误毕业生修改定稿，他就找别的学生来读给他听。2001年初春的一天，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去他那里，我应允前去。到了，得知是要我读一师兄的毕业论文修订稿。已经有人在前面读过一部分了，我按先生所说的内容找到连接处，就开始读了，而先生则坐靠在他的古旧的椅子里，微闭着双眼听。读了一会我在想：我这种语速偏快的阅读，先生能听清楚多少啊，他会不会听睡了？但嘴上未敢停顿。我读到“亳州”两个字时，先生突然睁开眼说：“你认的汉字挺多，好多人都读‘毫州’。”当时我绝无被夸赞的喜悦，心下全为先生的认真和过人的精力叹服。先生不仅在听，还在快速地思考判断，他不时地要我停下来，说哪句话是猜测，哪句话不准确，然后在某一行或某几个字下面做上什么样的标记。
勤勉谨严的钟先生眼里容不得半点慵懒与臆断。他以身示范，奉行“严进严出”的做法，与当时扩招名义下已见浮泛端倪的速成风有些格格不入，两下比较，更显先生沉静尽责的大气。先生在生活中，还坚持自己能做的事决不劳烦别人，比如自己打电话，给友人写贺卡等，诸多不显眼的细节成就了先生的人格之大美。
三为“魅力之大”。
此处的魅力当指“以师范人”的影响力。在重知识传授的同时，先生还很讲究教育之法。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尤其是读博士期间，同一年级的同学在年龄、学术经历等方面会有很大距离，常常有二十几岁的应届考生和治学二十多年的教授同班。先生注意到这种“参差不齐”，一边鼓励落后者潜心读书，一边温和地安慰不要急躁。我曾多次受用这种鼓励和安慰。在我20余年的求学生涯中，老师们给了我太多的鼓励，使我有力量一次次直面困难。当这鼓励来自心中仰慕的钟先生时，就更觉深沉有力。当然，我也偶有被个别老师鞭策之后奋力前行的时候，也感激他们的鞭策之利。但同样是难忘和感激，我更喜欢先生这种温和的美好，喜欢这种博大襟怀下不动声色的砥砺。
与我有同感，也许比我还甚的，有我熟识的一个师妹。我们同聊时常常感念先生的鼓励之功效，毕业后她去安徽工作。今年春，她来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会后寄留我处。一天下午，她出去办事，傍晚归来时，眼睛红红的，说话带鼻音，有流过泪的痕迹。我问缘故，她说，她去了北师大，在以前给先生买过花的花店里买了一束淡粉色的玫瑰。她说，淡粉色是她对先生思念的颜色。她抱着花到先生曾住过的小红楼处默伫了许久，然后又重走了一遍当初陪先生走过的地方，离开校园前，将花放到已被命名为“敬文讲堂”的阶梯教室里以追奠先生。她说，做完这些，心安了许多，但依然静不下来，与先生往来的种种细节不断袭来，她也就一直泪水不绝。
得到过先生扶掖的后学，不会因自己的日渐成熟而忘了幼稚时先生曾给的教诲。今先生离去，桃李已不言，但芬芳之浓郁依旧，其下之蹊便愈将宽阔。是为师范之大魅力。
末论“雅之大”。
先生的雅致情怀，多在散文中有所流露。不管是写景状物，还是抒情论理，皆用语婉约，情感真切。《西湖的雪景》中这样说理：“春花固可爱，秋月不是也要使人销魂么？四时的烟景不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不过，这未易以论于一般人罢了。”在《水仙花》中，先生写到他的大哥，“为了自少缺乏美好教育的陶冶与现在压迫于艰重的生活的担负之下的缘故，所有的才力，千万中不能发展其一二。但他潜伏着的奇特的本能，是可以从他无意中的一言—笔领略出来的。巧于雕刻水仙花，和对于它的爱好的心情，这是很微小而无奇的，但我从此想到他被淹没的美丽的心情，与优异的技能，便禁不住戚然于心了！”
在先生的散文中，看不到豪言壮语的激越，读之也难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般的豁然开朗，但偏偏是这温柔绵力，能唤出你的喜怒哀伤来，读后再丝丝化解，让人感觉出先生的精妙“诗心”。郁达夫对先生散文的评价是“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虽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见地，但我相信，先生散文之雅当是共识之一。

遇师如钟先生者，是学生之大幸。余生登前途，当学钟翁样。


                                                      杨秀敬缅于丙戌年仲秋

Karin

Karin ( 2007-1-7 11:49 )

对先生的缅怀有心的惦念，也有对学科的关注！

学生甲 ( 2007-1-7 14:16 )

钟先生去世已经五年了！深切缅怀！

Sylvie ( 2007-1-7 21:00 )

     是的，还有不到三天就是先生离开我们的五周年祭日了。每到这个时候，总是希望时间凝固在2002年1月10日的零时之前，时针不再向前跳动，先生也不再离我们而去……

    记得那个万劫不复的夜里从医院回到家里，我捧着自己最喜爱的一台木质座钟，呆坐了好久，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将时针转到了12点，取出电池，仿佛就是想让时间不再往前走一分钟，不要去逼近那个我不敢也不愿再去回忆的心碎时刻……

    直到今天，这只座钟的时间还停留在那个时刻，2002年1月10日的子夜12点。旁边放着先生1998年夏天在八大处工人疗养院的一张照片，那段跟先生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就像一双穿越在遥远时空中的翅膀，总会轻轻地触抚着我的思想──先生从来也不曾离去，他老人家“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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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  ( 2007-1-8 12:56 )

写在钟先生去世五周年的日子

    钟先生离开我们五年了，五年对我们来说，是不算短的光阴。没有钟先生的日子里我们很寂寞，有时彷徨。我们失去了荫庇我们的大树，我们失去了可以请益谈心的老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学科前行的舵手。没有钟老有人以为可自由发展，其实，学科有自己的性质，有自己的规范，除非另辟新的门径，否则，就应该沿着钟老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继续前行，将中国民俗学建设更好，这是对钟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他最想看到的。五年来，我们勉力而为，尽自己的本分把先生留下《中国民俗史》组织完成，在诸位前辈、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而且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肯定与表彰，我想从我们学生角度看这是奉献给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祭品之一。
   钟先生毕生致力民族学术，钟先生的学术思想值得深入研究。近期在海外与友人聊天，他们对民俗学表述了这样的意见：你们用西方这理论，那理论，守着钟先生的理论不研究，不继承，太可惜了。这话对我有触动，也许旁观者清，我们的确没有认真研究钟先生，没有从中国民俗学本体意义上研究钟先生的学术遗产，理解钟先生的学术精神。前段时间在东京参加“仙人会”的活动，该会有２５年了，完全是自发的研究中国人类学家的学术沙龙性组织，定期活动，有干事长，轮流充任。干事真的干事，是年轻人充任，他们负责组织活动。很多老人来参加，因为当年他们年轻，现在都是著名学者了，但还参加这一活动。我觉得敬文沙龙可以借鉴这一方式，将它办成开放性，持续性、一定组织性的学术同仁活动组织。让大家有一个学术交流空间，有一研究心得发表的机会，有一个接受批评的方式。如果这一组织持续五年、十年、二十年，当我们拄着拐杖，还来听听年青人的发表，那就是莫大的幸福，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民俗学在，钟先生在，民俗学后绩乏人，就无人为钟先生添香，吾辈努力呀，莫懈怠。


戈兰 ( 2007-1-9 22:29 )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品三

洪七公走了，洪七公的打狗棒交到谁手里了？

品三

巴莫曲布嫫 于 2007-1-8 16:27 写道：
钟老的“命题作业”
──钟敬文民俗随笔《谣俗蠡测》编后记

     时在春中，阳和方起。作为后学，我们在钟敬文教授97岁华诞之际，终于完成了先生亲自命题的特殊作业：编选出了这本沉甸甸的民俗随笔。
    先生?......

洪七公走了，洪七公的打狗棒交到谁手里了？

Sylvie

感谢施老师的转贴。萧放老师的感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最近在论坛上看到一些同学在询问或讨论民俗学的读书方法和治学经验，今天是钟敬文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祭日，特地将先生的这篇文章贴到论坛，一则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一则纪念我们大家的钟老。愿先生以毕生精力开拓的中国民俗学事业薪火相传，也由衷地希望有更多的年青人投身到中国民俗学者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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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者的知识修养问题*

钟敬文

㈠ 民俗学者知识修养的必要性

要成为一个学者，就必须要具备他所研究的这门学问所需要的知识。当然，所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思维能力，对世界对事物的根本看法与为人等等，哪一个方面欠缺，都不容易成为一个较有成就的学者。
我们这里主要讲知识方面的问题。研究哪一种学问都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就说杀猪吧，毛主席说：读书比杀猪容易。杀猪，我们看起来比读硕士、博士容易，实际上它也有一套知识和技术，要了解刀子向哪个地方去，用刀要有功夫。假如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那么杀猪也杀不好。各个行业都有它相应的知识，都要有一套必备的条件。
再比如学历史，要读一些具体的历史著作，古代的、现代的，还要熟悉史料学，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史学史、史学方法等；学文学，首先要学语言，语言也有古代、现代之分。就文学本身来说，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学体裁的种类，文学批评史等，都应该知道。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是一门学科，它自然也逃不出这种规律。
要研究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仅看一些理论显然是不够的。现在有一种风气，有些学者过分热衷国外流行的理论、学说，而对本国民俗实际认识不够，也没有大多的兴趣去接触，这是一种很大的偏颇。外国的理论当然应该了解和学习，但是要想对本国的民俗实际做出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本国的民俗有较广泛而深入的认识。研究民间文艺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知道的不多同样是不行的。
我常举一个例子，前几年，一个硕士生，一入学就说要写一本神话学的书，是关于神话创作方面的。我一听，心里嘀咕，但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神话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尤其关于神话创作我们知道的更少，这位同学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他很快交给我一个大纲（包括参考书目）。大纲且不论，参考书目里只有一两种关于神话作品本身的书，其他大都是些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神话，神话作品本身知道得很少，而只去看神话理论乃至于一般哲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这是远远不够的。后者当然可以看，但首先得熟悉神话作品本身，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即使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对神话有很多研究的学者，他的理论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尽管它很有价值）。所以那时我对那位同学说，你还是去好好多读一些神话作品，然后再读理论方面的书吧。那就是说，这个同学存在着认识上的问题，缺乏老师的指导。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变的话，那他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科研成果。
研究一种学问，需要有许多条件，学科本身要求学者具备什么知识、为什么需要这些知识等问题，是必须认识清楚的一个问题。有些同学在校期间，老师没有给予很好的指导，只是要他多读一点外国理论书籍。我们并不排除外国理论，但仅有外国的理论是不够的，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他首先要有本国的民俗方面的各种知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要合理，知识修养要全面。

㈡ 民俗学者应具备的知识修养

⒈ 十多年前，我曾郑重提出过这方面的意见
在1979年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题为《把我国的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几点看法，较为重要的比如说民间文学的研究队伍的修养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当时搞民间文学的人，多数由一般文学方面转来，他们读过一般的文学概论、文学史及作品，这些知识对于民间文学研究也不是没有用。但是，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毕竟有很多不同之处。我认为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研究特殊的文学，就不能只用一般的文学理论去研究。民间文学本身有特点，要理解它，研究它，就要懂得它本身的知识，懂得它本身所要求的研究方法。前两天在本班讲课的伊藤教授，他研究“享夫福女儿”的故事，搜集了很多地方同类型的异文，比较了它们的同异，这就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杜甫的诗，研究他的《三吏》、《三别》就不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民间故事是口传的文学，杜甫的诗是书本的文学，它们有各自的特点，一是流动变化的，一是凝固化的，不能使用同一的研究方法。
在当时（1979年），搞民间文学的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学一般文学出身的，他们文学素养也可能不错，但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就有某些欠缺，所以当时我强调要认识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强调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填充相应的知识。
⒉ 根据近年的观察，觉得民俗学工作者知识结构和知识修养问题仍然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
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的民俗学研究人员在知识结构和知识修养上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
我常想：建筑师建房子，他先要有关于房子构造的知识，了解建筑材料的特性、功用，否则，他造不成高楼大厦。做学问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搞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不能缺乏它本身应有的知识。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里面，有一部分作品原来属于民间文学，如六朝人的志怪小说，唐朝人的传奇。志怪小说大都是民间神话传说故事的简单记录；唐代传奇也多半是把民间故事传说当作素材进行再创作的。对于这一类作品，假如没有关于民间文学这一特殊文艺学的知识，或者没有民间文艺学史的知识，那就难于研究彻底。所以关于六朝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等，现在文学史上说了几句，但他们用一般文学观评论这些本不属于作家文学的作品，应该说的话他说不出来，不需要说的他说了。还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般说《桃花源记》属作家文学，它以民间文学为素材，同唐朝人传奇接近。陶渊明是借民间传说来抒发他自己的理想。对于这种作品单方面地作为作家文学来处理至少是不够的。《桃花源记》这个故事的素材原来就是一个世界上很有名的故事类型，讲时间经历得很快的那种（如欧文的《李迫大梦》）。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民间故事流传，这一故事最典型的记录是六朝人所记樵夫王质看仙人下棋“烂柯”的故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故事母题（motif）。陶渊明即是用了这个故事作为他抒发理想的素材。但现在研究文学史的人没有民俗学的知识，纯粹把它作为陶渊明的创作，这种认识不完全，就如打鼓没有打到点子上一样。
我这里说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需要的专业知识，应从两方面来讲，一是专业本身的知识、专业结构的知识；另一方面除了本学科外，还应具备与研究学科密切相关的辅助学科的知识。

㈢ 民俗学者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学科

⒈ 民俗学本身的一些学科知识——如民俗学理论、民俗志、民俗史及民俗研究史、方法论、资料学等
研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首先需要有理论的知识。理论包括概论的、专题研究的，我们编的《民间文学概论》那就是概论式的入门书。还有属于专题的著作，如美国学者道森的《民间故事论》，它是专门论述民间故事的著作。作为一个研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人对专业理论知识不掌握是不行的。
其次，需要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在民间文学方面就是各种作品集，有诸多种类如神话、故事、歌谣、谚语等，这些都是研究这种学问本身的材料，还应有民俗演变、发展的历史方面的知识。一切民俗事象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如放风筝，现在从南到北都有，是当代的民俗，但是放风筝起码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最初的意义与现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这点前面已说过，不再多说）。民俗、民间文学都有它的历史传承，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具有历史发展的观念。人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能够用思维的方式去改变自然，用劳动改造世界。人类发展中历史感很重要。
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应该包含有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民俗（或民间文学）本身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先辈用他们的理论思维认识这些民俗事象的历史，即前人的民俗学观点。对前人民俗观的整理，当代有张紫晨、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史》两种。虽然现在作出高质量的民俗学史或民间文艺学史的条件不太成熟，但我们应该知道学科史方面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的学问都有它的研究方法，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我们去外地出差，要到达目的地，就一定要依赖某种交通工具作为抵达的方法、手段，研究一种学问同样需要相应的方法。研究民俗学，就离不开田野作业，田野作业至少在我们搜集资料时是主要的方法，它帮助我们取得第一手材料。哪一个学者都会有他的研究方法，有的博士生作了论文可能不知道自己用了什么方法，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说他没有方法是不对的，也许他的方法不太高明，也许他的方法乱，但是不可能没有方法。你想一个人对一种文化现象作理论的观察、探究，写成几万字的论文，这里边能够没有方法吗？所以从事学术研究的老师就有必要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方法的自觉性。能否意识到这一点，结果是不一样的，意识到了方法的运用就会好一些，而且方法不只一种，有多种方法可供人选择运用。
上面讲到伊藤先生的故事研究，他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如果我来写这篇文章，我会这样考虑，对于“享夫福女儿”的故事，可以从儒家伦理上着手分析，女孩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伦理。“享夫福女儿”故事中第三个女儿，已有自己的主见，她父亲是一个有钱人，有一天父亲高兴了，问他三个女儿都享谁的福？大女儿、二女儿都说享爸爸的福，唯有三女儿说享自己的福。这个思想从中国传统伦理来讲是不符合的，但是从客观上讲是不错的，就是说人不能总是依靠自己的父母，要有独立生活的精神和能力。三女儿有自立意识，我想这就是民众的思想、民众的价值观。伊藤先生花了很大功夫，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比较，我用的方法则是从故事本身意义、性质来认识。
又如灰姑娘的故事，外国人搜集了很多故事异文，但我若研究这个故事，大概会从社会、家庭来看，它说明了什么，里边透露了什么信息。我初步这样考虑，母亲爱她亲生的女儿，这是血缘关系，再一个是财产分配问题，如果不将非亲生大女儿排除出去，那她也要占一财产份额。当然还不只这两点。这就是我与其他用众多故事比较同异的研究方法不一致之处，我注重从故事所体现的意义上分析，这也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无论是研究故事，还是其他民俗，都要用某种方法，假如你知道的方法多，你自觉地予以选择运用，那就有可能取得好的研究成绩。如果你不能自觉地运用某种方法，虽然也能研究，但不容易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一点，我在教学上比较重视。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乃至于博士后人员，他们都是专门从事高级意识形态工作的人，所以更要注意方法论。
最后一点是资料问题。研究哪种学问都要有资料，资料是否丰富、来源是否可靠、如何取舍、管理、安排，都要有讲究。所对一门学问从知识方面上讲，应该注意知识的配置、补充。
⒉ 密切相关的学科知识——如民族学（包括民族志）、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包括宗教史、宗教学史等）、社会文化史（本国的及世界的）、语言学、考古学等
一个学者如果仅知道自己的专门知识，那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民俗学关联范围很大，如果没有多方面相关的知识，视野就会受到局限，所以相关的知识同样重要。相关的知识，这里举了六、七种，只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很多未列出。第一种是民族学，是关于各民族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文化形态的研究。理论的民族学与记述的民族志二者同样重要，仅有理论不行，应该有具体的民族生活知识（包括民俗在内）。其次是社会一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语言学等都是重要的知识学科，这里重点谈谈宗教学。
据我几十年的工作接触，民俗内容追溯其来源百分之七八十同原始宗教、法术有关。人类为了保存自己，抗拒自然灾害，抵抗凶恶势力，为了丰收，为了长命等，形成了种种民俗事象。如狩猎生产方面，即使猎手枪法很好，但为了安全和获得猎物，他也要祭拜山神，施用某种法术；有的事情个人无能为力，像瘟疫，人们只能求神问鬼。原始人智力低下，技术也不发达，为了抵抗外来的灾难，只得求神力，依靠宗教法术的力量。当然社会发展了，原来因宗教法术产生的东西渐渐失掉了它本来的意义，如傩，在开始时是赶鬼的仪式，现在变成傩戏了，宗教法术的意义已经淡化。
研究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没有宗教学的知识寸步难行。我们以“人牲”问题为例，造桥、铸钟、做房子等在过去是复杂的工程，人们不像今天有高明的工程师，不需要宗教、法术帮忙。如北京大钟寺，关于大钟的铸造就有一个传说，当时铸钟的工匠铸来铸去就是铸不成，他的女儿知道后，跳进铜水中，钟于是铸成。这位女儿跳进去是什么含义呢？那就是说人用最贵重的生命献给神，使神保佑钟的铸成，这是原始的思维。但我们有些人，把这位女儿的举动视为英雄献身的行为，甚至把她同当今的民族英雄相提并论，这种看法，用一句俗话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一个是有高度政治觉悟为民族献身的人；一个是迷信神力，用人作为牺牲，即把生命作为献给神的祭品。这种认识上的根本性错误是由于人类学、宗教学的知识缺乏。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人牲”这一原始时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还有兄妹婚，兄妹俩生下了一个肉团，有人解释为是对兄妹婚的惩罚，兄妹不该结婚而结婚了，让你生一个不伦不类的肉团。乍看起来这一解释似乎有道理，其实这是外行的认识。在原始人眼里，一次生下一个小孩是正常的，但要有百家姓，又不能天天生小孩，所以生一肉团剖开来。剖开，在我们眼里是破坏了，但在原始人那里不是这样，在他们眼里死的可以变成活的，肉块可以变成活人。所以，用一般的常识或我们现在的伦理观念去推论是不合适的，如果有民俗学、宗教人类学的知识就不会犯这种错误。在“洪水神话”中还有兄妹利用烧烟、滚磨的方式决定能否结婚的情节，有人解释说：这是在抗拒血缘婚。实际上，原始人做事情，特别是一件非常的事，都要占卜，占卜是原始信仰表现的习惯方式，现在乡人的“八字合婚”也是一种占验、占卜。原始人对这种事情没有把握，而且婚姻事情要得到神意的许可，占卜是得到神意的手段。像这类事象，假如具有宗教学上的知识，就会正确理解它。
现在，我们有些民俗学工作者缺乏这样的知识，年轻一代要尽力补上这一课，有这些知识同没有这些知识是大不一样的。我希望在四五年内中国能产生50个到100个专家，什么样的人算作专家呢？好像标准不好确定，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说外行话，如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了外行话。如果知识结构健全，知识修养好，就不会出这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去年北大开办了一个人类学研讨班，碰到费孝通先生，我同费先生说，这几年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气象很好，成果很多，当然是好的一个方面，另外也还有缺点。费先生很严肃地说，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数同志知识不够、基础不扎实。基础不扎实，可能还包含其他方面，但最重要的是知识结构不健全。他们这一辈没有正规地取得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说他们一本人类学的书都没看，也不是，只是他们缺乏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十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一问题。开会之前，我在八大处休息，我考虑了十几个问题，都很重要，最后确定了四个问题在会上讲。在四个问题中，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我们的队伍质量就没有办法上去，我们一定要补好这一课；否则，我们的学科就不能健康迅速的发展。当然对年青一代还有其他诸如做人方面的要求，这是另外的话了。

㈣ 要长时期不断学习、吸取与消化

⒈ 不可能一下子学习完备，须有计划地加以安排，逐步实现
那么多学科知识是不是一下子能学习好呢？也不是，我们的博士生学习只有三年，是不是都掌握了有关知识，也不一定。有些博士毕业几年了，也还是要不断地补充知识，这是终身的事情。我90多岁了，20多岁就做这方面的工作，不断地学习，但是也不能说我的知识结构就已完备了。因此要下定决心，长时期不断地学习、吸取、消化需要的知识。像吃东西，一天几碗饭，如果不消化，几天下来就会生病，我们的胃很聪明，只吸取最需要的养分到血液里去，其他都排出体外。我们的脑子同样应该如此，我们读一百本书，里边留下来存在我们知识结构中的可能是少量的，但这少量的很重要。要读一百本书，就需要一定过程，有计划地安排好，比如我今年要读十本书，就有计划安排吸收哪一个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安排，不要被要读的书多而吓倒。
我也在不断地学习，这几天老师们讲课，我都很认真地听。这不仅是礼貌问题，实际上我也是来学习，这几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知识要吸取、消化，才能有用。有些同志买书摆在那儿并没有认真读。如《金枝》是一部很重要的书，它翻译出来时，我们很高兴，很多人都买了一套，我说7元钱买这两本书并不难，但要真正读完这两本书，而且有心得就不容易。像这一类经典性的著作一定要认真读，最好每年读一次，或者几年读一次，最起码也要认真通读一遍。
⒉ 在长期学习中，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提高
书要广泛地吸取消化，书读多了，就可以发生从量的增加到质的变化，如我们对法术、宗教的知识了解多了，就可以有新的领悟，知识之间还可以互相贯通，到那时学问就自然上去了。

（万建中 黄涛 萧放 吴效群 整理）

* 本文节选自《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原文刊于《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8页。收入《谣俗蠡测──钟敬文民俗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 本帖由 Sylvie 于 2007-1-10 09:54 最后编辑 ]

Sylvie

品三 于 2007-1-10 09:46 写道：
洪七公走了，洪七公的打狗棒交到谁手里了？

交到我们大家的手里了! ;)

Sylvie

nanwan  《中国民俗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 2007-1-5 23:37 )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钟老生前主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萧放教授具体负责组织撰写的《中国民俗史》，在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的结题评审中评为优秀，近日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标志成果，经中宣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入选国家基金成果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国家社科基金提供出版资助。

     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如果钟老有知，一定万分高兴。

   《中国民俗史》课题从申请到完成历时6年 ，期间经历钟敬文先生辞世（2002年1月10日）的重大变故，课题推进面临巨大困难，中间有两卷作者中途退出，所幸主要人员齐心协力，加上及时调配力量，课题组终于完成了250万字的巨著，并且得到国家标志性成果的鼓励。

    这当是对钟敬文先生最好的纪念。大家终于实现了他的意愿，实现了他曾经说过“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民俗史”的诺言。

    在钟老祭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可以告慰先生。

    这里要特别感谢萧放博士和课题组的全体同仁，同时也向各位表示由衷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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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三  RE:《中国民俗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 2007-1-6 00:01 )

热烈祝贺！
这是对钟老最好的怀念方式。
并向萧放兄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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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萧放师兄在日本的近照，很cool的哦──

品三

萧老师屁股上那块日文牌子上写着：不许践踏！

匪兵N+1

Sylvie 于 2007-1-10 09:53 写道：
就说杀猪吧，毛主席说：读书比杀猪容易。

我以前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不许放屁！”
还有“陈毅是个好同志”之类的，
没想到他对于杀猪问题也有过最高指示。
呵呵

先生忌日，开个玩笑。大家轻松一点，千万别悲悲戚戚的，先生见了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