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丙玲（山东艺术学院）：北朝时期的“汉服运动”
摘要：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造就了不同民族在服饰穿着方面存在很大不同，进入异域的他民族在服饰习俗上是固守传统还是入乡随俗改易服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地区的非汉民族政权便是改易服饰的典型代表，其对待本民族和他民族服饰习俗的态度及策略为后起的异民族政权提供了重要鉴戒作用。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图像资料，对北朝政权掀起的汉化服饰改易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详细梳理，并尝试对其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王加华（山东大学）：“土”义变迁考
摘要：传统中国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度，于是作为基本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生发出丰富多彩的各种含义，如“乡土”、“本地的”、“土地神”等。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国门的被打开，在强烈的“土”“洋”对比之下，“土”成为“落后”“不合时宜”的代名词，具有了强烈的贬性意味。20世纪末期之后，随着人们对食品口味与安全的日渐关注及对传统的日益重视，“土”义又出现了一种“良性”变换，出现了“天然的”“传统的”等含义。总之，与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相适应，“土”也分别体现出不同的意涵与情感色彩。王均霞（华东师范大学）：性别、身份与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题目：性别、身份与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基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的巧媳妇故事与仙妻故事的比较研究摘要：当前学界对巧女故事的研究大都在父权制的框架下强调巧女故事中透露出来的反抗意识，认为故事歌颂了女性的聪明才智与独立自主，是对传统社会压迫妇女的一种颠覆。但通过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的巧媳妇故事和仙妻故事的比较研究，分析故事讲述人的性别、身份及其叙事线索，可以发现，巧女故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本质上并未超出传统父权制对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框定，相反，它恰恰是传统父权制对女德的规范在民间教化实践的结果。从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历史脉络来看，巧女故事中所透露出来的反抗意识更可能是研究者建构的结果。
王琴（中山大学）：中国农事器物记录中的观念略论
摘要：从不同时代的不同记录来看，中国农事器物并非被简单地作为孤立的“器物”予以描述，而是被人为地赋予了诸多意涵，成为“天工”之技、“本土智慧”、“民艺”乃至“平民历史”的载体；这些记录还将农事器物纳入不同的范畴，如南北区域、世界共时与历时系统、“文化生态”，甚而间接借助“残片”来“构想”失去的整体；在再现农事器物与人的关系时，不同的记录具有不同倾向，或指向器物的性别、阶层意味，或偏重器物的操作方法，或强调“物我一体，人器合一”，或舍弃平民的声音而转向文人自我的诗意表达。这些记录所反映的观念，与社会背景、学科发展、记录者及目标读者等影响因素有关。不容忽视的是，近年记录中普遍呈现的对传统农事器物的“拯救”偏好，蕴含了对文化原真性的冀盼和想象，实质上是对民间文化主体的僭越，而对农事器物的部分现代机械化现实的遮蔽，则将民间与民众框定于过去时间之列。王素珍（山东大学）：风俗的地理区划与价值评判
摘要：我国古代关于风俗的认识，较早是从风俗的差异开始的。差异是风俗的基本属性和存在特性。风俗的差异性，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审视。第一，在空间这一维度上，表现为风俗的地域性，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第二，在人文伦理这一维度上，表现为风俗的道德价值评判有异，即“风俗有美恶、有薄厚”。王涛（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传说与史实——再说淮北相山庙“惠我南黎”之由来》
摘要：今安徽淮北相山庙所存“惠我南黎”匾额的由来，当地流传颇广的一个说法是该匾额系乾隆帝下江南途经徐州时所题。此种传说影响深远，以致新修《淮北市志》以“惠我南黎的由来”为题把该传说作为民间故事整理收入。迄今为止，该传说成为人们解读“惠我南黎”匾额的主要依据，再无详细资料展示“惠我南黎”匾额的由来。然民间传说与历史事实毕竟不同，民间传说虽有真实一面，但亦杂有虚构成分，如何把历史真实和传说虚构区分开来，有待新史料的发掘。有鉴于此，笔者依据新发现资料说明此扁额系乾隆二十三年时任户部侍郎的裘曰修呈请乾隆皇帝题写，乾隆二十四年元旦由安徽巡抚高晋主持悬挂，从而订正了传说中的史实讹误，把民间传说与历史事实区分开来。杨辉（气象出版社）：汉代音乐教化与移风易俗
摘要：汉代移风易俗举措主要包括：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以观风俗、统治者遣使循行以采谣观风并教化风俗、地方循吏用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这些均体现了当时官方在政教观念上对音乐之移风易俗作用的高度重视。但实际上，在移风易俗举措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音乐教化始终处于缺席状态，这意味着白虎观会议所确定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政策在汉代最终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也体现了汉代音乐之审美意识形态地位的矛盾性。叶健（西藏民族学院）：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以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为例
摘要：羌年作为羌族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独特的祭祀仪式。羌族正是通过羌年祭祀仪式，为世人展示其文化艺术的魅力。羌锋村是羌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羌年特具代表性，能够较为真实地给人们呈现出羌年的过程、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之中的艺术。尤其是羌年的最高祭祀仪式“国若”，汇聚了美术、雕刻、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不论是羌族文化或者羌年，还是羌年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中的艺术，对于增进羌族家庭的和睦之情，强化羌族内部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游红霞（华东师范大学）：从乡野民歌到旅游名片
题目：从乡野民歌到旅游名片 ——《六口茶》的“旅游化”引发的思考摘要：民俗学正尝试着对社会现象进行“民俗学式”的探讨，发挥其“经世济民”的学术品格，成为一门“当下之学”。关于民俗文化在新语境下的“应用”问题，民俗主义是很好的研究视角。《六口茶》本为恩施地区土家民歌，在大众旅游的语境下，完成了乡野民歌到地方旅游名片的完美过渡，是民俗主义与旅游相结合的典范，对民歌旅游等民俗旅游的开发有借鉴意义。
袁凤忠（广东河源市电视台）：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
摘要：河源市客家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河源市历史文化的见证，蕴含着河源文化艺术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客家历史文化传统，促进河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河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紫金花朝戏”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紫金花朝戏”和“连平忠信花灯”列入广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臧学运（西北民族大学）：当代藏族人的格萨尔信仰观——以果洛藏族自治州为调查对象
摘要：作为藏族古代社会百科全书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规模宏大，卷跌浩繁，影响深远。同时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生态语境，也早就了格萨尔信仰在藏区的扎根、发展与兴盛。本文选点于果洛藏族自治州，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力图构建当代藏族人对信仰格萨尔的基本对台和看法，客观的认识格萨尔存在的基本理由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认真研究和正确引导格萨尔信仰，对促进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认真研究格萨尔信仰，对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和旅游资源，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张多（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风俗观
题目：作为意识形态的风俗观——以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的历史实践为中心（1920-1978）摘要：民间风俗是民众的生活文化。风俗观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对行为习惯模式的认知。风俗观是构成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也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作为一个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始终将民众生活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研究，并体现为移风易俗的实践，形成了“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风俗观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叙事中，不同时代的移风易俗实践都与党的革命、建设任务紧密相关，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历史实践表明，深刻理解生活于其中的民俗，树立务实的风俗观，有助于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张多（北京师范大学）：口承神话的叙述体系、叙事指向和传承场域
题目：口承神话的叙述体系、叙事指向和传承场域——以哈尼族鱼创世神话为中心摘要：哈尼族鱼创世神话是一个罕见的神话体系，由以“金鱼娘创世”、“祖先鱼上山”、“杀鱼取种”三大母题为核心的若干口承文本组成。鱼创世神话的传承和展演仰赖于哈尼族摩批歌手的口头演唱或讲述，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哈尼族的民俗生活。在神话综合研究的视域下，鱼创世神话呈现出古代氐羌民族集团神话传统的叙事指向，植根于以摩批为核心的村落社会，承传于歌手的表演个性和口头程式，表现为当下民俗生活的现场。综合运用叙事、构拟、语境的方法维度，能够较好地阐发哈尼族鱼创世神话的整体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