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当考古渐生乱象

黄景春

当考古渐生乱象

日期：2010-01-04 作者：万润龙 来源：文汇报

                       


    本文引题是新近在网上流传的一首打油诗，所指正是一周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曹操墓发掘。
   
    细读“曹操墓”系列报道，从发现盗墓、抢救发掘、专家论证，到文选佐证、形成共识、新闻发布——过程中规中矩，似乎并无乱象。
   
    按说，前有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2009年12月27日）在北京宣布“曹操墓在河南安阳被确认”，后有河南省文物局（2009年12月31日）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邀请7位国家级专家学者回答全国各家媒体提问，一项考古成果应该成为定论。然而，一周来公众对此质疑颇多，其中虽有瓦釜雷鸣，却也不乏黄钟之声。
   
    这时再细细读“曹墓新闻”，发现乱象在过程中已经潜生。
   
每年4.2亿元收益
   
    在河南省级媒体最早的一批报道中，称“曹操墓的发掘过程，有两个人是绕不开的”，其中一位是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报道称这位贾振林书记从异地到安丰乡上任后，因过问“东汉墓”被盗，开始“对《三国志》、《晋书》等有关记载曹操去世的文献大感兴趣”。“看的资料多了，对曹操墓感兴趣的贾振林就越来越坚信曹操墓就在安丰乡境内。”
   
    这篇报道形象地写道：“如果最终证明曹操墓真的就在安丰乡，那对乡里意味着什么当然是不言而喻了。说起当时的想法，贾振林笑了。”
   
    与贾振林书记的含蓄表述不同，著有《莎士比亚眼中的林黛玉》一书的裴钰直接作了“估算”：开发曹操墓，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裴钰是以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接待人数和游客在安阳的人均消费得出这个数值的。
   
    心里有了这笔账，难怪安阳市长张笑东笑谈前景：将曹操高陵建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为推动安阳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而安阳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则起草“联合通告”，希望盗墓嫌疑人主动自首，并表示，对于提供盗掘曹操墓和贩卖、捡拾该墓内文物之线索者，最高给予10万元现金奖励。
   
    4.2亿的收入也让安阳对岸的曹操家乡安徽亳州着了急，原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灿和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曹操研究会会长赵威等人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应该对疑似曹操墓的亳州观音山墓进行挖掘。
   
    有人开始算另一笔大账：从秦始皇开始，到清宣统皇帝为止，中国先后有227位皇帝，如果每个皇帝墓能带来亿元收入，全国的皇帝墓该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收入？如果把著名王爷、诸侯、辅相、重臣、文人的墓全部挖掘出来，那将是多么巨额的经济收入！
   
    更有一个自称“曹操第82代后裔”的人在网上发表《关于我祖魏武王曹公孟德墓被发现的声明》，称“作为我祖魏武王曹公的后人，我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保留意见，并保留对那些盗墓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曹公子”建议，“可提取我的DNA鉴定一下，看看和里面的头骨是否相似”。
   
    有媒体对曹公子的“网络认亲”大感兴趣，对他电话采访并刊登了“专访”。
   
“判断错了，很丢人”
   
    近年来，由考古引发的乱象不时可见。老山汉墓尚未发掘，某电视台便大肆渲染，为直播“造势”，最终因墓已被严重盗挖，直播被迫取消；杭州近郊彭公村发现一个大土墩，有文物专家怀疑是古代大墓，当地媒体随即掀起“彭公大墓”报道热，而最后发觉，这个大土墩不过是一段普通的拦水坝；浙江余姚市发现田螺山遗址才两三天，就有媒体宣布田螺山遗址将与河姆渡遗址一起“并列申遗”；一潜水爱好者在云南澄江抚仙湖发现水下有大量人工建筑遗迹，当地旅游迅速火爆，于是这个被誉为“南国明珠”的我国第二深淡水湖，因污染物快速增加而水质恶化……
   
    其实，在安阳曹操墓发掘后，值得考古界、媒体和公众关注和探讨的内容很多，比如曹操《遗令》中的薄葬语录“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和眼下墓室内出土的金、银、玉、石等器物，三国王室后事规矩与“曹操墓”中的一男两女头盖骨，历史记载的曹操封号和出土的“魏武王”石碑，墓志铭出现的朝代（年代）考证与开挖墓中的墓志铭缺失，等等。记者今天通过电话向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光释光实验室的赵华老师请教，她指出，如果通过碳14、热释光等手段对发掘出土的头盖骨等作科学测定，结论应该更有说服力。可遗憾的是，本报记者没有看到以上问题的明确答案。
   
    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多次担任“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的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表示，一项考古发现的确认，必须要在学界形成共识和公认。从学术的角度看，被盗多次的墓葬很难反映其学术价值。“判断错了，是很丢人的，不仅是丢学术机构的人”，而且“是给中国丢人”。
   
    本报记者  万润龙（本报安阳1月3日专电)

黄景春

去年，陕西省的华南虎造假事件尘埃落定了。

今年，河南省安阳市不要把曹操墓搞成又一只华南虎。

考古学是不是要出现一个建构主义学派呢？

品三

我相信这个墓是曹操墓，不过，我更相信这样的曹操墓不是惟一的。
曹操一定有很多墓。
每一个曹操墓中，都一定会放一些真品在里面。
只要这样，才能以假乱真。
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曹操的性格。

品三

周老虎也是真老虎，只不过是真老虎的照片罢了。

郭襄

如果把整件事看成一个包袱，那么数数这个包袱里有几个爆点啊：
1、“看的资料多了，对曹操墓感兴趣的贾振林就越来越坚信曹操墓就在安丰乡境内。”资料，呵呵，资料，原来古人都是傻子！不会看资料，宁可相信曹操“72疑冢”的破传说！
2、“安阳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则起草联合通告，希望盗墓嫌疑人主动自首，并表示，对于提供盗掘曹操墓和贩卖、捡拾该墓内文物之线索者，最高给予10万元现金奖励。”盗墓贼都是傻子！君不见，《天下收藏》里的每一件真品都在10万以上，还大都是明清的，还都是美元！
3、“4.2亿的收入也让安阳对岸的曹操家乡安徽亳州着了急，原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灿和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曹操研究会会长赵威等人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应该对疑似曹操墓的亳州观音山墓进行挖掘。”这就是你活该了，不知道什么叫先下手为强么？不知道什么叫先入为主么？不知道什么叫得陇望蜀么？非得人家生养死葬都在你家才行，是吧？
4、有一个自称“曹操第82代后裔”的人建议，“可提取我的DNA鉴定一下，看看和里面的头骨是否相似”。哈哈，哈哈，哇哈哈哈……曹孟德啊曹孟德，你也有今天！人家刘景升儿如豚犬，你家裔孙又如何？堪称本年度最搞笑语录排行第一了！
这是一部集悬疑、恐怖、穿越、搞笑、植入广告……于一体的盗墓题材大戏。建议张*谋导演考虑一下，这个应该不会比“三枪”更烂！

黄景春

从曹操墓争议看学术公信力

日期：2010-01-20 第5版“时评”栏目  作者：孙绍荣 来源：文汇报

   
    学术公信力，可说是社会信任体系中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也发生动摇，被公众质疑，那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什么？维护学术公信力的责任，主要不在接受与享用学术成果的公众，而在搞学术的广大科研人员。因此，谨言慎行、严拒炒作，应当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
   
    “曹操墓找到了……”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考古大讨论”。并不是大伙儿忽然对考古来了兴趣，而是疑心这件事被“高调宣布”的“操作过程”，暗藏着当地政府催动旅游热、拔高当地GDP的目的，疑心这个发现是“利益使然”的炒作而非严肃的科学结论。即使后来不断有大专家出面表态“这是真的”，仍难平息质疑。
   
    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公众以往对学术、学者的“笃信”，已渐渐被“疑虑”取代。学术和学者如果“涉嫌”沾上经济利益，就可能影响学术结论的严肃性，甚至损害学术公信力。
   
有些学术就是不能沾上经济利益
   
    当然，对“学术沾上经济利益”当作两面观。发展经济、造福社会本是学术研究特别是科研开发的目标之一，在我国有许多科研成果成功地转化成产品、拥有了专利，推动了产业进步，科研人员也由此致富，这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有些人、有些科研单位，没能坚守住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信条，甚至违背诚实做人的根本原则，搞出许多似是而非、虚虚实实的“短平快”。比如纳米技术还处在实验室开发阶段时，中国几乎衣食住行却都有了“纳米产品”，出现速度之“快”、功效广告之“神”，实在让人生疑，这怎会不影响学术和科研的公信力？近年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冒出了“商业化学术”，比如当考古和古代名人行踪遗迹的考证同开发旅游挂上钩，问题就来了。许多“发现”和“认证”引发争议，而拍案而起的那方也拿不出真凭实据，谁都能一眼看清那是在争旅游卖点。这样可笑可怜的口水仗频频开打，公众又怎能不对学术的公信力生疑？
   
    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以经济功利为目的，许多研究就是人类求知求真的探索，但同样有意义、有价值。这类研究，理应远离世俗利益的干扰与诱惑。考古学就其学术准则与规范来说，显然与经济无关。201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2009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论坛，对引起争议的这座东汉大墓，并没有称为“曹操高陵”，而称作“安阳西高穴大墓”，这反映了主办方的谨慎，也体现了学术定论的千钧分量——即使已有许多专家认为“墓主的身份基本确定”，但只要没有完全确定、不到“毫无疑问”，结论是下不得的。
   
下学术结论要依据“利益无涉”原则
   
    学术研究，最根本的要求是严谨，讲究“言之有据”，在各种“利益博弈”中保持“立场中立”。学术公信力，可说是社会信任体系中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也发生动摇，被公众质疑，那还能指望人们相信什么？所以学术一旦丧失公信力，危害的不仅仅是学术！
   
    维护学术公信力的责任，主要不在接受与享用学术成果的公众，而在搞学术的广大科研人员。公众是通过科研人员的一言一行来感知和掂量学术的分量的。因此，谨言慎行、严拒炒作，应当是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以笔者之见，特别要坚持以下两条原则：
   
    一是“立论必严”。科学研究的这个原则，也叫“破宽立严”，即如果要完全确认一个结果，必须不存在任何疑点和反例；反之，如果推翻一个结论，则只要一个反例就足够了。科学史上有个著名的个案：在17世纪的欧洲，“天鹅都是白色的”被看做一项科学“铁律”，但后来有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天鹅是白色的，但那个结论已被彻底推翻。
   
    因此科学研究可以大胆假设，但务必小心求证。立论者自己首先要严肃认真地寻找和研究反例，让形成中的结论先过自我否定关。比如这次安阳西高穴大墓的发掘者，如果自己能更多地关注确定为“曹操高陵”的反面的疑点；如果除了举出有利证据“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等文字外，还向公众说明尚有“黄豆二升”等等更像仓库里说明牌的石牌无法解释，质疑的声音也许会轻些。因为公众看到了你的严谨。
   
    二是“利益无涉”。依据这条原则，凡可能涉及当事人利益的研究结论，都应当请利益无关单位进行确认，以保持学术的公正和可信。2008年11月，由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专家组成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小组，向外界正式公布了“光绪帝被毒杀”的结论。应当说，这个结论也很惊人，但并没有引起什么质疑——因为“利益无涉”。设想，这次如果不是由地方政府部门发布“确认安阳曹操高陵”，而由与当地利益无涉的学术机构发布，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教授、博

导）

黄景春

关于“曹操墓”热议的述评

日期：2010-01-24 作者：吴金华 来源：文汇报

    ■吴金华（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汉魏时期文字和文献）

   
    自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二号墓为“曹操墓”以来，关于曹操墓的热议，引发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老话题。
   
    新话题的核心是，新发现的“曹操墓”是否可信？质疑者不仅对该墓出土的实物提出多种疑问，还对墓主的鉴定提出了新见。就墓主而言，有人怀疑是夏侯惇，有人推测为常林，有人考虑到冉闵，有人还提出了姚襄。就实物而言，有人说西高穴“曹操墓”的疑点之一，就是墓中还没有发现“金缕玉衣”之类的过硬证据；有人说，“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之所以可疑，是因为曹操不是“格虎”英雄，“常所用”三字从来没有人用过，等等。
   
    老话题的核心是，曹操墓究竟在哪里？它是在靠近古邺城一带的“七十二疑冢”之内，还是在其它什么地方，例如铜雀台下，漳河底下，许昌城外，亳县“曹氏孤堆”等等。此外，早先出土于西高穴村的鲁潜墓志，作为确认“曹操墓”位置的旁证，其物是否可信，其文如何解读，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热议的出现，在客观上对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有关研究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促进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也不无积极意义。因此，在“曹操墓”的讨论成为跨年度热点的今天，本文将热议的内容择要归纳成十来个议题并略加述评，希望能为今后更高层次的研究做一点铺垫。
   
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质疑
   
    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是河南考古专家确认该墓为“曹操墓”的直接证据之一。然而，牌文所有语词都受到一部分公众不同程度的质疑。有人说，“魏武王”这种称谓值得怀疑，因为曹操生前没有称帝，那时还是汉献帝在位，汉献帝不可能那么快就谥他为“魏武王”；而且，史料中也没出现过“魏武王”这样的表述。有人说，“常所用”这样的词语，传世文献中也没有见过。有人说，据文献记载，曹操虽然曾经打猎射雉，但并不是“格虎”英雄，等等。总而言之，关于石牌的真伪问题，还值得考究。
   
    经初步考究，我以为该石牌作为锁定西高穴大墓墓主的关键性文物，可信度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石牌称“魏武王”，合情合理。凡是史书中不云“追谥”而只用“谥”字的地方，往往指死者在下葬之前就被赐予谥号，例如《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载黄初四年事云：“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至葬，赐銮辂龙旗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从“至葬”一语可以看出，曹丕谥曹彰为“任城威王”的时间，必定在曹彰下葬之前。身为魏王的曹操，死于汉献帝所在的首都洛阳，葬于魏王国国都邺城的西陵，首尾历28天之久；不难推断，受曹党控制的傀儡汉献帝在赐谥“魏武王”这件大事上必然及时办理，“武”的谥号不可能拖到葬事结束之后才赶紧追补。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所谓史料中未出现“魏武王”的说法，过于武断。例如东晋孙盛《魏氏春秋》：“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常璩《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再如梁沈约《宋书·五行志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眀年，魏武王薨。”又如唐人所修《晋书·律历志上》：“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铸钟……更相诉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事实表明，以“魏武王”称曹操，史料中不止一见。
   
    （2）在传世文献中，“常所用”这个短语不是未见，而是常见。《三国志·吴志·周泰传》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孙）权把其臂……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宋书·萧思话传》：“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得二死雀。”此外，中古时代的汉译佛经也屡见此语，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例如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54《观天品之三十三》：“若天俭时，则不赋税。取时以理，不逼不罚，依先旧来常所用称斗尺均平。如是受取，依法不违。”其中“常所用”换成今语，就是“平常所使用的”。这个短语以往仅见中古时代的史籍，这次又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等石牌上得到印证，可谓“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得益彰的又一佳话。
   
    （3）“格虎大戟”作为防身利器，这个名称的出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常见于汉魏文献的“虎戟”很可能是它的缩略词，就像《论语》中的“牛刀”是“宰牛之刀”的缩略词一样。以往有人把“虎戟”解读为虎贲所执之戟，这种说法虽然值得怀疑，但缺少质疑的科学根据；石牌的出现，为这个小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有人把“格虎”二字割裂出来，把石文理解成“魏武王格虎”时所专用的“大戟”，并由此提出曹操是不是“格虎”英雄的疑问，恐怕还须先在语义的理解方面做一番讨论。
   
    （4）石牌上的“魏”字写成“”，这种写法跟宣传曹魏必将代汉的“谶纬”相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李伏表魏王曰：“《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李伏引“鬼在山，禾女连”的说法证明“魏”应称帝，这是曹操死后不久的事情。仅此一端，也可看出石牌的文物价值。

黄景春

二、“常所用”与常林墓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上引石牌“魏武王常所用”的前四字，应该解释为“魏武王/常”，“常”应该是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就是曹操的大臣常林；因为常林辅佐了曹魏三位皇帝，83岁去世时追赠为“骠骑将军”，葬礼是仅次于君王的“公”的礼仪，他的地位与西高穴墓的规模非常符合。
   
    这种推测比较异怪，推测者似乎不考虑以下三点：
   
    （1）“魏武王”是由国号、谥号、爵号组成的专名，是全称；而“常”如果作“常林”的简称，它跟“魏武王”并列，成何体统？此外，还有人说，“魏武王常”四字可理解为“魏武”与“王常”二人，这种把“王”字当成姓氏的推测，比把“常”字当成姓氏的想法更加新奇。
   
    （2）“魏武王”这个称号，到魏文帝称帝时就升格为“魏武帝”，从那时起，魏国的君臣就不可能再称曹操为“魏武王”；常林死于魏明帝时代，即使真有一些跟曹操共同使用过的武器作为陪葬物，当时经营丧事的人岂敢在“石牌”上又把曹操的称谓从“帝”降格到“王”？
   
    （3）据《三国志·魏志·常林传》可知，常林的籍贯是河内温县，临终前的爵位是高阳乡侯，职位是太常卿，在京师洛阳任职，死后谥为贞侯。按理说，常林的墓地要么在洛阳附近，要么在贞侯的食邑“高阳乡”，要么在故乡“温县”；如果把他墓地搞到邺城，那实在令人费解，因为我们无法证明他属于“魏武帝陵”的陪葬级人物。
   
三、是曹操墓，还是冉闵冢
   
    有人说，历史上被谥为“魏武王”的不止曹操一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冉闵。冉闵最爱用的兵器是矛和戟，而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石牌有“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字样。
   
    这个说法也比较离谱，下列资料对此不予支持。
   
    （1）冉闵是“大魏武悼天王”。《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告诉我们：冉闵称帝时，国号“大魏”；后来为慕容俊所俘，被送到龙城，斩于遏迳山，谥曰“武悼天王”。显而易见，史书上不但没有说他葬于“邺”，也没有说他被谥为“魏武王”。
   
    （2）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鲁潜墓志，说明了该墓与“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这块墓志是西高穴大墓被确定为曹操墓的有力佐证之一。冉闵死于慕容俊元玺元年，即晋穆帝永和八年（352），这就是说，冉闵比鲁潜晚死7年。由此可见，鲁潜墓志上所说的“魏武帝陵”，跟冉闵墓毫无瓜葛。
   
    （3）按理说，冉闵墓应当在古龙城一带，以下两则资料值得我们重视。《大清一统志》说，冉闵墓在“太原府榆次县东南二十里”。《山西通志》说得更具体：“后赵冉闵墓，相传在榆次县东南二十里张胡村。”
   
四、是曹操墓，还是姚襄冢
   
    有的学者说，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应为被谥为“魏武王”的姚襄。其一，姚襄“雄武多才艺”，驰骋于疆场，常所用格虎大刀、大戟等。姚襄年轻气盛，敢猎虎豹等猛兽。其二，姚襄死后被追谥“魏武王”，称谓同墓穴中出土的石碑刻勒叠合。其三，这个墓穴被盗过多次，现在还有珍珠玛瑙水晶等贵重宝货，同姚襄身份更符合。
   
    “姚襄”说也有难以解释的弱点。
   
    （1）姚襄于晋永和十年（354）背晋降燕，次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北据许昌；晋升平元年（357）五月，与后秦的苻坚交战于三原，兵败被杀，《晋书·姚襄载记》讲得很清楚：后秦的君主苻生“以公礼葬之”。由此可见，被杀的姚襄只能葬于秦的领地，墓葬的规格既不是“王”爵的级别，墓地也不可能安排到属于前燕的邺城。
   
    （2）姚襄被姚苌追谥为魏武王，是晋太元十一年（386）才有的事情。那时，姚苌称帝于长安，国号秦。当时的邺城属于后燕的领土，被改称为“魏武王墓”的姚襄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秦地转移到邺西。
   
    （3）姚襄死于晋升平元年（357），比冉闵晚死5年，比鲁潜晚死12年。这样看来，鲁潜墓志上的“魏武帝陵”，也就是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也绝不可能是姚襄。
   
五、是曹操墓，还是夏侯惇冢
   
    有位对“曹操墓”素有研究的专家提出：西高穴大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些金玉器物，这跟曹操遗嘱中“无藏金玉珍宝”相违背，因此，墓主可能是夏侯惇。如此规模的陵墓在东汉末年，除了曹操自己，只有与他亲如兄弟的夏侯惇有资格享受。夏侯惇与曹操年龄相仿，在曹操死后不久也死了，文献记载也葬于邺城附近。
   
    窃以为上述设想值得重视。不过，西高穴大墓为夏侯惇冢的说法，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如下抵触。
   
    （1）检索早期文献，我们没有发现夏侯惇“也葬于邺城附近”的记载；夏侯惇墓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两部清代文献可供参考：一是《河南通志》卷49《陵墓》“开封府”条：“三国夏侯惇墓，在祥符县境内。”这就是说，汉末的夏侯惇墓在陈留郡浚仪县，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二是《山西通志》卷172《陵墓一》“平阳府·襄陵县”条：“大将军高安乡侯夏侯惇墓，在县东南三十里下梁村。”这就是说，汉末的夏侯惇墓在平阳郡襄陵县，即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南一带。照我看，《河南通志》的记载似乎最接近事实。
   
    （2）夏侯惇死于汉献帝延康元年夏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元220年6月13日，文献的记载非常简略。《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夏四月事云：“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王沉《魏书》云：“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其中的“王”，指魏王曹丕；“邺东城门”，即邺城的东门，很可能是与西城“金明门”遥遥相对的“建春门”。曹丕为夏侯惇发哀时所在的城门是“东”而不是“西”，这是不是意味着夏侯惇的墓葬即使离邺城不远，其地点也不在邺城之西？如今的西高穴大墓，正处于当年的邺城之西，如果墓主是夏侯惇，那么曹丕发哀的地点应转向“邺西城门”才是。
   
    （3）夏侯惇于建安前期封高安乡侯，晚年坐镇召陵，文帝时拜大将军，卒谥“忠侯”。他的墓葬有可能在以下三处：一，如果他死于“召陵”，理当归葬于“高安乡侯”的封邑。这个“高安乡”属于何郡何县？从他受封时担任“领陈留、济阴太守”的职务来看，可能属陈留郡浚仪县。二，如果他死于邺都，既可能葬于邺西，也可能归葬于封邑。三，假如《山西通志》所载属实，那就说明他死于邺都或召陵之后，移葬于平阳郡襄陵县。现在看来，《山西通志》的可信度最低。

黄景春

六、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宋史·礼志》载宋太祖赵匡胤重修前代帝王祠庙的诏书云：“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后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其中“魏太祖”就是曹操。这则资料给人的印象是：魏晋到北宋初期的九百多年间，曹操墓的确切位置还不曾有人怀疑。怀疑曹操曾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兴盛于南宋。此后，“七十二疑冢”说屡见于元、明、清时代的诗、文及小说。例如元代地理类著作《河朔访古记》卷中“魏郡部”说：“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髙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髙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十二月，予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乡。噫！何其用心之诈也。”清代初期，毛宗岗批改的《三国演义》也增加了“七十二疑冢”说，这部历史小说在最近300多年中影响极大，这样一来，曹操墓在世人心目中就成为千古之谜了。
   
    笔者在《曹操“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回事》（见1月11日《解放日报》）一文中的意见是，“疑冢”说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民间传说。这里要补充的是，所谓“七十二”也是个虚数，就像近代文献中“历下七十二泉”、“太湖七十二山”、“吴江七十二溇”、“衡山七十二峰”一样，其中“七十二”并不是实数，世人只是用这个数字形容某类事物数量特多而已。
   
    关于“疑冢”的故事，毛宗岗批改的《三国演义》渲染得最为出色。小说第78回《传遗命曹操数终》讲曹操临终前有这样一段遗嘱：“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讲曹操入殓事还有这样一句：“众官用金棺银椁入殓”。就小说而言，用这类虚构的情节凸显曹操生前主张“薄葬”的虚伪性，真是有声有色，使读者过目难忘；但是，如果考究史籍，那当然属于无根无影之说。
   
七、曹操墓在亳县的传说
   
    有人说，曹操墓就在曹操的故乡——东汉末年的“谯”，也就是今安徽亳县。这种推测的理由有三条：一，《亳州志》云：“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二，《魏书》云：“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三，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这里，曹操的墓葬当不例外。
   
    这种说法的软肋，就是西晋王沉所撰《魏书》及近代人所修《亳州志》的内容并不能说明这样一点：曹丕之所以到谯，就是因为曹操墓在谯陵。
   
    首先，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死于洛阳，二月二十一日葬于邺城的西陵。下葬时，曹丕、曹植都去送葬，《艺文类聚》卷十三载曹植《武帝诔》云：“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其中“西陵”，与《三国志》等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
   
    其次，《亳州志》断章取义，其说牵强附会。曹丕到谯，不是在曹操入葬之日，而是在入葬邺西的4个月之后；而且，到谯后祭祀的是祖宗的“谯陵”，不是曹操的“高陵”。《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七月事云：“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裴松之注引王沉《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丙申，亲祠谯陵。”上引二书的记载非常清楚，曹丕到谯的时间是延康元年七月甲午，当天还兴致勃勃地“设伎乐百戏”，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丙申，才去祭祀“谯陵”。显而易见，曹丕到谯的原因不是为曹操下葬，而是“南征”过程中需要暂时的停留。此前，曹丕于二月丁卯将曹操安葬于邺西，四月庚午夏侯惇死后又为之发哀于邺城的东门，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不久便宣布“南征”；所谓“南征”不过是托词，实质上是亲率大军向国人示威，逼汉献帝赶快让位。果然，当他十月丙午“行至曲蠡”的时候，汉献帝就宣布禅让了。
   
八、曹操墓在漳河水底的推测
   
    褚人获（1625—1682）《坚瓠续集》说，曹操墓在顺治初年“漳河水涸”时已被发现：“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窥之黟然。疑其中多鱼聚，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这种希奇古怪的民间传说，当然只能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什么“美女俱化为灰”，什么“跪而斩之”，显然是一种虚构，读者用不着加以考证。需要做点考证的，是下面的文献资料。曹植《请祭先王表》云：“自计违远以来，有踰旬日……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曹丕《答临淄侯植诏》云：“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于河上。”于是有人根据“欲祭先王于河上”的“河”字，推测曹操墓应在漳河水底。1985年5月6日《文汇报》的《曹操陵墓在何方》说明了推测的理由：“古漳河在历史上几经迁徙……曹丕说‘欲祭先王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似乎是因为漳河滚动，把曹操冢淹没了，致使他无处祭祀。”
   
    关于曹植表中“北河”及曹丕诏中“河”是不是指漳河，研究历史文献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赵幼文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植集校注》中把“北河之上”解读为“黄河之侧”：“疑此时曹植已改封鄄城，史缺记载。鄄城在黄河之侧。”刘心长在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曹操墓研究》中也认为“河”指黄河：“这时曹植在东阿，他想在东阿西北20多里的河上致祭。‘河’是黄河，不是漳河。”总之，如果要根据“河”字推测曹操墓应在漳河水底，还需先对上述文献作一番更深入的研究。
   
九、曹操墓在铜雀台下的传说
   
    曹操邺城遗址位于今漳河大堤内，传说堤外的三台村即是有名的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的故址。又传说曹操死后被葬在三台之下，当地民谣有云：“漳河水，冲三台，冲出曹操的红棺材。”
   
    说曹操棺材是“红”的，虽然不如毛宗岗批改本《三国演义》的“金棺银椁”那么炫人眼目，但同样属于造谣者随意的想象，是不难断定的。
   
十、曹操墓在许昌城外的传说
   
    蒲松龄（1640-1715）《聊斋志异·曹操冢》云：“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请看，水中有带刀的转轮，千年不锈，曹操墓的防盗门如此先进；碑上全是难认的“汉篆”，不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曹操墓的风格如此古雅。只要对汉魏六朝出土的墓葬略有所知的读者，都不难明白，这完全是“小说家言”。
   
十一、曹操墓在灵芝村或时村营乡一带的预测
   
    近几十年来，关于曹操墓确切位置的研究，进入了科学预测阶段。有学者根据《述异记》、《邺乘》、《彰德府志》及《通典》、《太平寰宇记》中有关资料，结合新的考古成果，预测曹操墓的位置必定在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与今河北临漳习文村一带。其理由有三：（1）这一带是古邺地的中心地区，曹操自选墓地，不会偏于邺地一隅；（2）这一带正是在仁寿里西门豹祠之西六七里，地貌又与曹操遗令的“西原”相合；（3）离这一带不远的太平村，原名“駞村”，是“铜駞村”的简称。史志载曹操陵墓有铜駞，“駞村”可能就是因此得名。随后，又有专家进一步预测，曹操墓可能在河北磁县讲武城乡西部和时村营乡中南部约5公里的范围内。
   
    以上两种新说，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预测。新近被确认为“曹操墓”所在的西高穴村，正属于离灵芝村或时村营乡一带不太远的地区。
   
十二、曹操墓在高穴村的推测
   
    自从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报道了后赵鲁潜墓志出土的消息和墓志文字拓片，河南的考古专家就有人就把寻找曹操墓的目光集中投向了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在考古专家看来，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魏武帝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等等，基本上证实了“曹操墓就在高穴村”的推测。
   
    由此上溯，距今600多年的一条元代末期的资料也可以作为上述预测的旁证。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云：“魏武髙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步，髙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爵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其中“髙平陵”的“平”字，倘若不是纳新的笔误，当属文献传写过程中的衍文。“永宁寺僧”所“指示”的“西陵”，也就是魏武帝的“高陵”，恰好跟西高穴村的位置吻合，西高穴村位于古邺城西南部，跟古邺城的距离正好是“三十里”。看来，尽管“疑冢”之说在南宋影响广泛，但直到元代，早先了解曹操墓确切位置的极少数人口耳相传，知情人还没有完全绝迹。
   
十三、鲁潜墓志中“高决桥”的音义
   
    西高穴村出土的鲁潜墓志，是近十多年来寻找曹操墓的重要线索，也是新近确认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的重要旁证。然而，也有人对墓志的真假问题提出怀疑。此外，鲁潜墓志中以“高决桥”为方位标志，这古代的“高决桥”跟今天的“高穴村”有什么关系？《曹操墓研究》的作者说：“‘高决桥’的‘决’字，可能是‘砄’字，当时这两个字可能通假，也可能时间久了当地人把音和字搞混了。‘砄’字的意思是石头。《集韵·十六屑》释为‘石’。《邺乘·地理志》引《邺都故事》记载‘魏都邺后，起石塞堰’。可知曹魏时期及其以后建堰是石砌的。堰渠上的桥也可能是石砌的。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石桥是隋朝李春所建的赵州桥。如果高决桥是石桥，比赵州桥要早300多年。高穴村可能是由高砄桥所起的名字。高穴是高砄的转音而来。如果这个看法大体不错，高砄桥当在距高穴村不远的地方。由此看来，高穴村的名字与魏武帝曹操所葬的‘高陵’没有什么关系。”
   
    就相关地名的音义而言，窃以为“髙穴村”跟“高陵”似乎不无关系。《曹操墓研究》的作者认为“决”可能是“砄”的通假字，可备一说。友人刘晓南教授认为，“高决”之“决”本当为“决”；“决”在古代还有一个读音是“呼穴切”，词义是“疾飞貌”；其地离铜雀台不远，命名当与雀之飞跃相关，故取名“高决”。刘说极有思致，值得参考。窃谓鲁潜墓志作“高决”，后来写成“高穴”，其中“决”、“穴”都是“鐍”的同音字，照例可以通用；《汉书·天文志》“晕适背穴”一句下面，三国魏孟康注曰：“‘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这就是“穴”、“鐍”在曹操时代经常通用的实证。“鐍”的古义，指有舌的环，犹如今人皮带上的套环；又指箱子上安锁的环状物，所以它又是“锁”的同义词。如果我们把“高鐍”理解为“高陵”之卫、“高陵”之锁，在音义上也说得通。
   
    顺便说一说，最近看到《北京日报》1月12日《曹操墓考古事件追根溯源》一文有云：“在正在编制的《安丰乡志》中，西高穴村在明朝之前并没有记载，清朝、民国时这里叫做西高榭。”所谓“明朝之前并没有记载”的说法不能成立，元朝学者胡祇遹（1227-1293）所撰《紫山大全集》载录《耶律氏墓铭》云：“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卜葬于安阳高穴村。”可以想见，早在至元十八年（1281）以前，宋代甚至更远的前代就有“高穴村”这个名称了。
   
十四、曹操墓中是不是该有“金缕玉衣”
   
    有的学者在质疑西高穴大墓时提出，墓主未必是曹操，因为墓中没有发现“类似金缕玉衣的过硬证据”。换句话说，就是曹操入殓时，遗体照例应裹上金缕玉衣。
   
    曹操墓中是不是该有“金缕玉衣”？这个问题关系到真假“曹操墓”的判定标准，当然有讨论的必要。从现有的资料看，回答是否定的。在曹操所处的时代，确实有人热衷于死后穿上金缕玉衣，例如《三国志·魏志·东夷夫余传》云：“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把玉匣用金丝连起来，就是所谓金缕玉衣。不过，主张薄葬的曹操不可能在死后被裹上玉匣，因为他的继承人曹丕也主张薄葬。曹丕在黄初三年（222）作终制曰：“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这篇终制跟曹操建安二十三年（218）建寿陵令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曹丕特别强调这样一点：自己死后，绝对不用金缕玉衣。从曹丕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在处理曹操丧葬的过程中，绝不会违背乃父的“薄葬”遗令给曹操穿上“珠襦玉匣”。
   
    需要附带讨论的问题是，因为曹操主张“薄葬”，而曹植《武帝诔》又有“既即梓宫，躬御缀衣”一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入殓的。这个影响很大的说法，跟曹操墓中该有“金缕玉衣”的设想形成了两个极端。窃以为“缀”字被解读为补缀破裂之衣，实属误解。《汉语大词典》对曹植《武帝诔》“缀衣”的解说是“帐幄，古君王临终所用”，这一解说值得参考。此外，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说，“缀衣”是“入殓”时的一种特制服装，其特点和功用是：“古人死，小敛之时，以两袋，每袋横缝合一头，又连缝一边，余一边不缝。敛时先以袋自尸之脚套向上，另一袋自头往下；不缝之一边，天子钉带七，尸贮内后，将带缉成结，即所谓‘缀衣’。见《丧服大记》正义。”这一解说非常详细，当然更值得我们参考。基于上述认识，我觉得“缀衣”不是打补丁的衣服。曹操死前几年，就已经命人制作了四箱衣物，按春夏秋冬四季分装，死于哪个季节，就穿哪个季节的衣物，这四箱衣物虽然不若“金缕玉衣”千年不朽，但也绝不至于粗陋到打补丁的程度。
   
    末了，我想说明两点：一，对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锁定“曹操墓”的消息，我觉得“颇为可信”，这个意见在拙文《曹操“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曾略作陈述。这里要补充的是，由于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向来为世人所熟知，“曹操墓”的真伪之辨已成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而“曹操墓”的出土文物及考古专家的解说至今还不足以解答社会公众积存已久的种种疑问，以致质疑“曹操墓”的声浪此伏彼起，形成了新时代特有的人文景观；我赞成社会公众积极质疑的精神。这种质疑精神的产物，尽管在质量上精粗不一、高低不齐，但都是促进多学科科学研究的动力。二，多年来，笔者的治学兴趣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史、汉语史及古文献学，本文囿于一隅之见，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黄景春

也曾“高陵”，也曾“疑冢”
  
日期：2010-01-29 作者：安立志 来源：文汇报  

    ■安立志
   

    2009年的最后几天，安阳掘墓于西高穴，迫不及待作出重大宣布——发现曹操墓。中科院考古所虽称“初步认定”，但并非“最终结论”（2010年1月14日《文汇报》），仍然激起一片质疑之声。
   
    曹操墓原本是明确的。曹操去世前两年就为自己准备了“归宿”：“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于洛阳，即葬于此地（魏称高陵，亦称西陵）。几十年后，时任西晋著作郎的陆机，“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不禁“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并序》。他在文中对曹操褒崇有加，并披露了曹操“遗令”的部分内容：“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遗令”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425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高丽，路经邺城操墓，亲作《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这说明，洎乎唐代，操墓仍然是完好的。晚唐的李吉甫写道：“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元和郡县志》）进一步标明了操墓的确切位置。至于操墓的倾颓，应当是五代之后的事情。
   
    那么，这“高陵”是如何变成“疑冢”的呢？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干扰。笔者陋闻，“七十二疑冢”的最早说法见于王安石的《将次相州》诗，其中有：“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八九丘”者，七十二冢也，就是对操墓难以确认的描述和评议。王安石的诗句只是“疑冢说”的滥觞，“曹操疑冢”的说法大约到南宋初期才广为流传。
   
    “疑冢说”起于宋代，与“正统论”的泛起不无关系。宋代的士大夫为了论证赵宋政权的合法性，曾就“正统论”进行过激烈论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应推欧阳修，具体到三国史，他认为：“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也就是说，曹魏是正统。他的观点被司马光所认同，并体现在《资治通鉴》的编纂之中。然而，这一观点在南宋却引起争议，朱熹修《通鉴纲目》，目的之一就是纠正欧阳修、司马光“帝魏寇蜀”立场，从而挑起史学上又一次大论战。
   
    有宋一代，边衅不断，先遭辽夏之侵，后被金元之祸。南宋朝廷蜷缩在东南一隅，势同三国时的东吴，占领北方大片土地的金政权，如同当年的曹魏。如此一来，在舆情上，不仅“帝魏寇蜀”逐渐为“帝蜀寇魏”所取代，而且陈寿笔下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竟然成了篡汉的奸雄，狡诈的奸臣，连带其“高陵”也就成了“疑冢”。“疑冢说”的代表人物当属范成大，他不仅写诗说：“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七十二冢》）在使金日记中也写道：“过漳河，入曹操讲武城。周遭十数里，城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数里。”（《揽辔录》）南宋时，不仅“疑冢诗”所在多有，“疑冢词”也俯拾即是，刘辰翁的《金缕曲》就有“寂寞西陵歌又舞，疑冢嵯峨新土”的句子。质疑尚属“学术”行为，咒骂则属“社会”行为了。俞应符其人就极尽刻毒之能事：“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漳河疑冢》）而这只能看作意识形态灌输出来的激进分子。
   
    那么，这“疑冢”又是如何变成“高陵”的呢？西高穴的发掘，不仅迅速认定流传了几个世纪的“疑冢说”只是“民间传说”，而且迅速认定证据不全的西高穴为曹操高陵，而参与其中的不仅有考古专家，也有政府官员。西高穴墓刚挖开，就有学者预言，开发曹操墓，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安阳市长说，要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见2010年1月1日新华网）。在“疑冢”迅即变为“高陵”的过程中，没有看到确凿的考古证据，没有看到严谨的科学论证，人们看到的是曹操的高知名度所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强大诱因。
   
    “文革”时的“破四旧”，对于古代建筑、文物、典籍的拆、砸、烧，变成今天狂热的“立四旧”。只要能诳来游客，只要能骗来资金，只要能创造GDP（国内生产总值），只要能生产LFR（地方财政收入），一些地方就狂热地致力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由于当初“拆”得利索，“砸”得彻底，“烧”得干净，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于是只能采取造、抢、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造”者，造假景也，假像、假庙、假城，比比皆是。“抢”者，抢名人也，于是就有了争抢李白故地、诸葛茅庐、牛郎下凡村、英台化蝶处的事。“挖”者，挖古墓也。官阶越高越好，名头越大越好，真的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
   
    考古总要通过田野调查挖掘，找到一些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遗迹，来研究和探求古人生活的状态与环境。在这里，需要的是求真的精神与科学的态度。舍此，或屈于意识形态的压力，或魅于经济利益的诱惑，“高陵”乎，“疑冢”乎，也就真假难辨了。

黄景春

彭山全体村民挖刘备墓续 有人不知刘备是谁(图)

来源：重庆晚报 2010年02月07日02:48
　　
　　2009年底，河南省安阳市发掘出“魏武帝”墓冢，专家称其为曹操所葬之处。而2010年年初，四川省彭山县便发出征集令，全民动员寻找刘备墓所在。无论曹操墓也好，刘备墓也罢，在考古论据还未铁板钉钉，甚至八字还没一撇时，围绕着这些旧时“名人”的坟墓，地方政府早已以此为噱头，制定了商业计划。沉默10天后，成都武侯祠终于决定站出来，“澄清刘备墓在成都”。在此之前，有关刘备墓究竟在成都还是彭山的争议，已经铺天盖地。

　　恼火的武侯祠

　　有关刘备究竟葬在成都还是彭山的争论，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一次是在1995年，还有两次为2001年、2005年，10天前的这一波，是第四次。

　　在历次争论中，彭山方面的证据都大同小异，主要有三点：一是彭山莲花村“风水在四川最好”，二是当地县志曾指出莲花村有皇坟，“传为刘备墓”，三是当地村民一致认为皇坟指的必然就是“皇叔”，那里就是刘备墓。

　　武侯祠方面则认为，刘备墓位于成都市武侯祠内之正殿西侧，史称惠陵。前馆长谢辉等主编的《三国圣地武侯祠》里专门提到过刘备墓在武侯祠的11点证据，主要包括：《三国志》中三处提到惠陵，包括诸葛亮给后主的奏章；蜀汉继承汉制，不存在衣冠冢，且建国即建陵，帝陵在都城附近；宋之前从未有人怀疑惠陵真假等。而另一方面，1995年，四川省曾组织专家，参与彭山莲花村皇坟半山腰一墓葬的发掘，后认定为明代墓葬。

　　武侯祠前副馆长谭良啸是当年专家组的一员。他介绍说，除了彭山，郭沫若当年还曾提出过另一个猜想，即刘备墓在四川奉节。但后来专家研讨后仍认为，这两者几乎都没有其他证据，刘备墓在成都没有疑问。他希望彭山向曹操墓学习，“拿出证据来”。

　　对于彭山方面此番所为，武侯祠一位工作人员更是认为，彭山的目的不在刘备墓，而在于“风水”，“武侯祠附近的地产是成都最贵的”，但“彭山风水再好，能比武侯祠好？”她直接讥笑这位所长“不是文管所所长，是房管所所长”。

　　刘备墓究竟是在武侯祠还是彭山，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北辰，也坚持认为刘备墓在武侯祠的可能性比较大。方北辰说，虽不清楚眉山方面认为刘备墓可能在彭山的动机是什么，但一个地方有名人墓能够为当地带来什么大家都知道。方提出，“眉山方面如果认为刘备墓可能在彭山县，可以将刘备墓可能在彭山的相关根据、理由和相关文献综合起来，进行一次学术讨论。”

　　“全民动员”真相

　　彭山县文管所的办公地点，是彭山县文体局家属楼上的一处住宅，六楼。记者走进办公室，听到一阵歌声传来，“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着电脑屏幕练歌的，就是在网上发布“征集令”的所长吴天文。

　　彭山，古称武阳，始建于秦，已有2300多年历史。境内比较有名的文物保护单位有江口崖墓、彭祖山、武阳遗址、江口古镇，以及张献忠沉银遗址等。相比之下，传为刘备墓的莲花村皇坟，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但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并未能让彭山成为旅游大县，2009年四川省县级经济GDP排名，彭山在138个县市中，排名第71位。

　　“实在是穷啊。”41岁的吴天文20年前来到文管所，一共只有8个人，3男5女，加上一台微型车。一年的办公经费加人员工资，只有十几万元，靠自己的工资买房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也是网上那份“征集令”没有明确悬赏金额的最大原因。吴介绍，这是文管所第一次在网上发布征集令，但除了一个页面，线下没有任何其他宣传。从1月18日征集日期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周时间，仍然没有一个人打来热线电话。

　　吴介绍，这也是文管所始终没有通过正常程序向国家申报的真正原因：没证据。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政策，对于古墓只允许进行抢救性发掘，莲花坝皇坟于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发掘就没证据，没证据则更不能发掘。这一点，吴很清楚。

　　“皇坟包包”

　　记者在莲花村走访发现，提起媒体所说“彭山人人皆知”的刘备墓，这里的很多村民并不知道指的是他们所说的“皇坟包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刘备是谁。至于“征集令”，更是听也没听过。

　　站在莲花坝皇坟半山腰，是一个土台，一段生了绿苔的宽大石阶，由此一路通到山脚。由此向上，则是荒草漫山。土台的地点就是1995年曾经挖掘过的明墓。59岁的林泽成就住在土台旁边。他说，去年农历7月间，一伙人开车来到他家，用枪顶着他儿子的脑壳，要求以6万元租下房子，在房子里打洞盗墓。他儿子没有同意，后来下山去村里的警务室报案。但吴天文向记者表示，彭山最近的一次盗墓案，是1990年，有人试图雇佣当地人，偷挖位于江口的彭山崖墓。

　　作为此次联名写信给国家和省文物局的村民牵头人，唐表示，皇坟应得到更妥善的保护。到目前为止，他仍未收到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的回复。他对自己为何选择这样的时间上书语焉不详。

　　在莲花村，很多人在乎的不是刘备墓的真伪，而是开发刘备墓带来的利益。面对记者的提问，更多人兴奋地回应：“刘备墓将来征地，会不会征到我们？”还有人问，“刘备墓比不比得过黄龙溪？”

黄景春

曹操墓的发现与考古学——齐东方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0-02-27 作者： 来源：文汇报

最近，曹操墓的考古发现引起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质疑“真假”之外，也涉及对公信力的丧失、地方利益等社会各种问题的思考。目前曹操墓真真假假之争基本平静，反思这一轩然大波，考古学之外的问题不论，由此引发公众对于考古的热情的同时，也令人深深感到，广大公众对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如何进行科学发掘，如何对遗迹遗物做出论证等缺乏了解。对曹操墓的解读，已经超出了对曹操墓本身的认识，涉及到考古学学科的本质及其科学性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曹操墓被发现的新闻公布后，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质疑。但考古发掘获得的正是第一手资料，对发现的遗存可以有不同解释，但不必怀疑考古学获取材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古学与挖宝、盗墓有天壤之别。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和传世收藏品不同，有地层学依据，不存在真假问题。
   
    考古学科学发掘的遗存有准确的地点、环境、组合，获得的实物虽然是“哑巴资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丰富。这座墓的主证、副证、旁证都纷纷指向曹操，并形成证据链或证据群。可以说，有这么多证据来论定墓主人的，以往还不多见。


一、曹操墓的发现及其引发的质疑
   
    与其说曹操墓被找到引起很大的轰动，不如说，质疑曹操墓的真实性更吸引人眼球。但问题在于，有些质疑已经混淆了考古学与挖宝的本质区别，甚至引发人们对一个现代科学学科产生了怀疑。
   
    曹操墓发现后,新闻发布的内容主要是：
   
    1、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2、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
   
    3、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
   
    4、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
   
    5、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6、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
   
    曹操墓被发现的新闻发布后，引发了社会的一些质疑，主要包括以下6点：
   
    1、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此两件最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
   
    2、号称魏王用过的一件兵器，到底是真是假，很难鉴定。墓已被盗挖过，不是原封的，兵器也可能是有人故意藏在里面的。
   
    3、在墓室清理中，发现的人头骨经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要确认是不是曹操本人的头盖骨，还需要把骨头上提取的DNA和曹氏后人作比对。
   
    4、要最终确认墓穴的归属，还需要凭借墓志铭。
   
    5、除“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石牌上还有“黄豆二升”、“刀尺一”等，更是仓库里的说明牌，不是墓葬所用。汉代墓葬很少有发掘出类似物品的。
   
    6、而且，如果“疑冢说”成立，这个墓就可能是疑冢。
   
    与其说曹操墓被找到引起很大的轰动，不如说，质疑曹操墓的真实性更吸引人眼球。
   
    对于上述质疑，有些误解可以澄清，有些疑问可以解释，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但问题在于，有些质疑已经混淆了考古学与挖宝的本质区别，甚至引发人们对一个现代科学学科产生了怀疑。如同人们可以质疑物理、化学等学科中的某项研究结果，但不能对物理、化学学科本身的科学性产生质疑一样，了解和认识考古学是什么，在这里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黄景春

二、考古学视域中的曹操墓
   
    曹操墓发现之后，人们联想到了历史上关于曹操  “疑冢”的传说，怀疑这座墓是否就是曹操的疑冢。而事实上,到了宋代以后，“疑冢”之说才在诗文传说中出现，历史学不会把“疑冢”说当成真正的史实。曹操“疑冢”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换句话说，考古学是以科学发掘为基础、通过实物研究历史的学科。
   
    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其一，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和获取资料；其二，考古学对象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其三，考古学的目的是研究人类历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认知，很难在一个有效的平台上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不是所有研究古代遗物的学问，都叫做考古学。考古学是20世纪初由西方引入的新学科，是将西文的archaeol ogy翻译对应为汉语的“考古”，这与中国宋代以来也被叫做考古的金石学完全不同。
   
    如果仅就研究古代器物而言，早在春秋时，孔子就曾到太庙研究过古代器物，《左传》也著录过铜器，汉代还有人对铜器铭文进行过考释，西晋河南汲郡魏襄王墓出土大量的战国竹简，当时和后来的学者都不断考证研究。到了宋代，又出现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黻的《宣和博古图》等等一批著作，这类图书描绘古代器物的形状、尺寸、重量以及摹写铭文，编撰体例形成一定规范，由于以古代铜器、石刻为主要著录对象，当时先称“博古”，后称“金石”，也叫考古。金石学研究的对象是传世收藏品，并非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就说金石学为“纸上杂货店”，“逃不出一个古董趣味的圈子”；考古学家李济把金石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比喻得更透彻，即“炼丹学之与现代化学，采药学之与现代植物学”，意在表明两者之间无论是理论还是研究手段都有极大的区别。
   
    考古学与金石学或古器物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能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和获取到准确可靠的实物资料。曹操墓得到确认的根据之一，即带有“魏武王”文字的石牌、兵器等，是否可能是有人故意藏在里面的？这一疑问就直接关系到考古学是怎样进行发掘的问题。如果了解考古学，就会知道这种可能即便有，也骗不了考古学家。
   
    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中的地层学，正是为了能科学地获取地下埋藏的遗物，保证遗物的真实可靠性而出现的方法。所谓地层学，就是在进行发掘时，根据土质、土色等确定不同的层位。举个例子：在一个遗址中，汉代人活动留下了堆积，以后唐朝人活动又留下一些堆积，再后来宋朝人也留下一些堆积。考古发掘时，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可以清楚地发现不同地层，不同的地层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人们在参观考古工地或者看到考古报告的图片时，经常会看到遗迹剖面画出不同的线，就是表示不同的层位，这在考古发掘中非常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常识。按照这个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不存在某人能够把一件东西放到遗迹中而辨认不出来的。墓葬也是一样，即便被盗扰过的墓，考古发掘完全可以把不同时期被扰乱的堆积和原来的状态区别开来，据此分析遗迹反映的历史信息。在曹操墓的发掘中，有三件石牌是在一个漆器下面发现的，古代的漆木件只要一动，就会荡然无存了，因此三件石牌没有移位。
   
    如果假设某人把一个造假的文物埋到遗址或墓葬中，如同上面的例子，要把一件物品埋到东汉的文化层中，只有挖开宋、唐文化层，而埋入后再回填必然留下痕迹，土质、土色都会有变化，这种情况在考古学上叫做“打破关系”，即后来的人为活动打破了宋、唐地层，考古学家不会因为这件物品在东汉文化层的深度而认为它就是东汉的遗物，因为打破的开口会在唐、宋、现代土层之上，这件物品应该属于现代，这在考古学来说是基本常识。
   
    考古发掘获得的正是第一手资料，对发现的遗存可以有不同解释，但不必怀疑考古学获取材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古学与挖宝、盗墓有天壤之别。掌握发掘技术需要严格的训练和科学的头脑。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和传世收藏品不同，有地层学依据，不存在真假问题。因此，不能以传世文物为标准来确定科学发掘出土文物的真伪，相反，传世文物的真伪鉴定，通常要靠发掘出土品来比较鉴定。
   
    也许会有发掘时出现失误，以及出土文物的年代没有直接证明的情况，这时，考古学的另一个方法“类型学”就显得重要了。简单地说，“类型学”是研究物品样式、特征的学问。因为任何物品都具有造型、纹样、颜色、材质、工艺等特点，很多物品是沿着一定的轨道演化的，“类型学”就是在器物演变序列中判别物品的年代。考古“类型学”并非仅仅是研究个体器物的方法，它是通过对包括遗迹、遗物、遗痕在内的“遗存”形态加以排比，来确定遗存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即便某件出土文物是前所未有的发现，缺乏以往演变序列的标尺，但由于是科学发掘，出土文物都有载体和环境，还经常与其他遗物具有共存关系，大量信息的综合，仍然会保证考古学家正确判定遗存性质的概率。
   
    如果了解了“类型学”方法，就会知道曹操墓出土墓志铭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不会有墓志铭。中国古代丧葬活动中，西汉到东汉的高级贵族一般是在墓前立碑，魏晋时期开始严禁，后来有的人将墓前所立的碑，改换形态后埋入墓中，再后来变成了方形、石质、带盝顶盖的墓志铭，这已经是南北朝以后的事了。至于刻有“黄豆二升”、“刀尺一”等文字的石牌，当然不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遣册”，即随葬物品清单，上面书写着物品的名称及数量，有时可以与实物对照，有时是象征性的，这在以往发掘的汉代墓葬中不止一次发现。
   
    曹操墓发现之后，人们联想到了历史上关于曹操“疑冢”的传说，怀疑这座墓是否就是曹操的疑冢。这个问题涉及到史料学或史源学了。首先应该看到，在早期正史记载中，曹操是东汉丞相、魏国国王，死后的安葬并没有秘密进行，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其《武帝哀策文》一文中对出殡情景有生动描写，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诔文》也能看出曹操的丧葬活动是公开的。直到唐代，太宗李世民路过邺城曹操墓，曾作《祭魏太祖文》，唐代《元和郡县志》也记载了曹操墓的位置。十分明确的是，唐代之前对曹操墓的地点认定很清楚。所谓“疑冢”，起自北宋王安石《将次相州》诗：“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此后的人们叠加演绎，元人杨涣《山陵杂记》云：“曹操没，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到了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在“彰德府”记“曹操疑冢”条：“在讲武城外，凡七十二处，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可以看出，宋代以后，“疑冢”之说才在诗文传说中出现，历史学不会把“疑冢”说当成真正的史实，“疑冢”说不过是后来的、靠不住的民间故事或野史传说。另外，考古学针对传说中漳河岸边的疑冢或七十二疑冢进行过实地考察，查明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已经发掘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北朝墓。曹操“疑冢”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黄景春

三、“哑巴证据”如何说明曹操墓的真实性
   
    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挖宝、鉴宝活动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传奇故事。在考古学家眼中的“珍宝”，无非是研究历史的实物史料。挖宝、鉴宝者不屑的“破烂”也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曹操墓发现后，“疑冢”之说重新提起，显然也是人们对考古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出现缺乏了解。早在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他们怀疑大量先秦古籍记载的真实可靠性，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顾颉刚作出了如下概括：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从逻辑上说，后时代的人，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是后人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因而是靠不住的。顾颉刚还列举了很多实例，如《诗经》、《尚书》、《论语》对尧、舜、禹的记载，《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尧、舜在《诗经》和《尚书》中没有提到，《论语》开始论及他们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他们的事迹才逐渐具体化。“层累地造成”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指出了史学研究中即使不能知道某些历史事情的真实，但可以知道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历史研究应该把每一件史事的记载，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疏通源流，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及其原因。
   
    “疑古派”出现的时候，各种现代思想引入中国，知识界推崇科学理性精神，“疑古派”冲破了上古传说时代的历史体系。但是，冲破之后又该怎么办？新兴的考古学成为史学家驰骋想象力的原野，很多人便主张要走考古学之路，此后中国学界“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近百年的探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科学学科，重大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历史的实物史料。
   
    曹操墓的发现，就是考古学的新成果。那么，考古学是如何对这一墓葬做出论证的呢？确认一个古墓的主人身份，究竟需要哪些步骤，或者进行到哪个程度才能确定呢？当一座古墓发掘时，考古学家最初思考的问题不外乎是：这个墓是什么时代的？哪一个级别的？甚至是哪一个人的？这些最初的问题，随着发掘的进程会逐渐明朗。就曹操墓的发掘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考古学的论证背景、逻辑和过程：
   
    考古学对墓葬的研究采用了分区域、分期、分类型的模式。不难理解，中国地域广大，每一个地区的文化面貌都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中原地区就是其中一个文化区域。但是中原地区发现的墓葬很多，时代不同，接下来就要在这个区域内确定众多墓葬的不同时期，如西汉早期、晚期，东汉早期、晚期墓，这样就在一个区域内排出了时代序列。分区、分期以后，还要在每一期里面分类，如每一时期的墓葬有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等。不同类型的墓在墓室结构、墓内设施、墓壁装饰、出土器物的种类等方面的详细数据都不一样。
   
    在分区、分期、分类型的框架中，安阳西高穴村发现的这座墓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有前后室，还有四个侧室，墓葬结构是东汉晚期的大型墓，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一定很高，属于贵族大墓毫无疑问。当然，仅仅这个根据还不能确定它就是曹操墓。紧接着还有第二个根据，曹操是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关于曹操死后的安葬之事，《三国志》中的《武帝纪》、《夏侯尚传》、《宣帝纪》、《贾逵传》都有明确记载，说他死在洛阳，葬在邺城。此墓发现的地点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正是邺城附近，发现的地点是吻合的。而且这一区域、这一时期除了史料上记载的曹操墓，并无其他王陵一级的墓葬。于是，在“贵族大墓”的共性基础上，作为个性人物的曹操自然浮现出来。很多质疑总是围绕着出土的遗物，但考古学研究的不仅仅是遗物，还有遗迹、遗痕。在考古学家来看，时代、地点、墓葬规模已经构成了有机的证据整体，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果这时推论这是曹操墓，应该说已经是合理的了。
   
    有幸的是，证据进一步出现了。墓中出土有圭、璧这样身份很高的人才能用的物品。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带“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多件，“魏武王”正是曹操死后的谥号。谥号是功劳卓著的人死后朝廷按照其生平事迹给予的名号，谥号出现在曹操墓里十分正常。
   
    此外，还有一些证据。曹操生前主张“不封不树”，倡导“薄葬”，又在遗令中身体力行。所谓“不封不树”、“薄葬”，是指禁止以前盛行的高大坟丘、神道、寝殿、碑刻等，随葬品要简约。为什么出现“不封不树”、“薄葬”的主张？直接原因一是经济凋敝，提倡节俭。二是由于战乱，防止盗掘。深层的原因是东汉末的战乱，传统的观念、习俗、礼仪、制度受到怀疑、挑战。该墓未发现封土，与文献记载曹操墓“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而要了解这座墓是否“薄葬”，必须要知道厚葬。汉代强调“事死如事生”，“令先人坟墓简约，非孝也”。“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建造一座皇陵，竟如此耗费，皇帝开端，贵族、官吏乃至平民效法，或导致国库空虚，或令人倾家荡产。汉代墓葬有许多发现，如果看一看河北的满城汉墓、广州南越王墓、湖南马王堆汉墓等，就会感到曹操墓显得“寒酸”了。
   
    或许人们有疑问：这座墓规模宏大，随葬品已被盗，如何论定为薄葬？其实不难回答。曹操主张薄葬，操办丧事的后人既要遵循遗嘱，也必须体现与其身份相适应的一定的礼仪制度，王侯级别的墓葬规模不能改变。墓中残留的物品即便有玉、玛瑙之类，无非是衣服或器物上的缀饰而已。薄葬指下葬时要节俭，生前用物应该不包括在内，因此石牌也不止一次出现“常所用”的字样。盗墓者固然可以将墓内物品洗劫，但“遗痕”和以往大量发掘的资料对比之下，仍可以说这是座薄葬墓。
   
    不仅如此，还有重要的旁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曾出土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鲁潜墓志，志文记载：“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虽然并非科学发掘出土，但作为旁证，仍然是十分有力的证据。
   
    考古学科学发掘的遗存有准确的地点、环境、组合，获得的实物虽然是“哑巴资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丰富。这座墓的主证、副证、旁证都纷纷指向曹操，并形成证据链或证据群。可以说，有这么多证据来论定墓主人的，以往还不多见。在多年的学术积累，通过大量资料建立的考古学时空框架、解释模型中，判定为这是曹操墓，完全不是凭空想象的推测。
   
    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挖宝、鉴宝活动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传奇故事。在考古学家眼中的“珍宝”，无非是研究历史的实物史料。挖宝、鉴宝者不屑的“破烂”也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例如，人们关注的“唐三彩”，尽管有不少个体高大、品相完美的传世文物，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有时远不如科学发掘的残片更有价值，就像陕西公元664年埋葬的郑仁泰墓中出土的残破的三彩器盖钮，是目前科学发掘的纪年墓葬中最早的实例，或许更为珍贵，因为对探讨三彩的起源至关重要。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科学，发掘保证了资料的可靠性，研究也涉及古人的行为和动机，可以从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的研究扩展。走进考古学，就会发现其本身虽然复杂，但并不神秘。

黄景春

11位历史学家认为曹操高陵定性准确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05日04:50  大河网-河南日报

　　本报讯 （记者陈 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4月3日在安阳首次召开两学会会长联席会议，考察、研讨河南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会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曹操高陵判断正确、定性准确。

　　参加此次会议的包括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等11位两个学会的会长、副会长。专家们现场考察了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认真听取了考古情况介绍，并仔细考辨与研究了出土遗物。

　　大家一致认为：考古工作者对安阳曹操高陵的田野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是认真科学的。从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的西高穴2号大墓周边地理环境及地望、墓葬形制、规格、刻铭石牌及相关出土遗物等证据来看，考古工作者关于该墓为曹操高陵的判断是正确的，定性是准确的。

　　专家们说，此次安阳曹操墓的发现，不仅有利于史学界对曹操作出客观评价，还为研究汉魏历史、研究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实物证据。

　　专家们还建议，要尽快整理现有考古材料，出版发掘报告，以供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一步研究；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陵园及陪葬墓等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在此基础上，制订全面科学的保护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