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都可以做要民俗学者何用

和平里

请教安老师——您转贴在这里的田传江的报道，说田传江本是个高中毕业的老农，却知道搜集民间文学、搜罗民俗资料，出版民俗志的著作，俨然自发地成了民俗学者。既然这样，还用得着民俗学专业、用得着花那么大的力量，培养这个专业的硕士、博士吗？听说最近北师大有位仁兄，在做博士论文答辩时，就遭到一位答辩委员的诘难，说他对民间传说的分类，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那种分类“农民都可以做”，他那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品三

和平兄问得好！这个问题也正是我品三想说而不敢说的，以我们现在的民俗学学科眼光，真成问题。往好说，是胸襟，往不好说，是农民都干的活。

bbss2

在下十分同意上面两位意见，有民俗生活经验的人，不一定对民俗有研究，农民要成为民俗学家还有很长的路，我们佩服田先生，但不一定要让他给博士上课。新闻媒体的文章是为了读者的视觉刺激，不可为据。况且钟先生似乎对这种炒作不感冒，这不合他的本意。

梦回稻城

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还不行？难道研究民俗、写民俗志只是民俗学“家”的专利？老农就没有资格写写他自己的生活？文学也不总是作家的专利吧？如果文学只是作家的专利，那民俗学界至少有一半的人没有饭碗了。

品三

我们提出的问题不在于老农有没有“资格”干这活，而是说，如果老农都能干得比你们好，你们还读什么博士硕士？请问你们都学到些什么？不就是学了些连老农都能干的活嘛。（前贴少打了个“能”字，以至稻城兄误读了，对不起。）
你听说过老农去给物理学、数学，或别的什么学的博士生们上课的事吗？或者只以人类学这一最相近的兄弟学科相比，听说过老农给人类学家们上课的故事吗？
即便是应用科学，谁听说过车间的技工给工程师上课的？
不是说农民不能（不许）写作，但如果作家的写作水平连农民都不如，那作家实在也没必要再叫“作家”了。
千万不要跟我们说您的胸襟开阔，我只想问，民俗学如果变成了民俗志，它究竟需要多少专业性的理论素养，以至于老农干不了？
和平兄提出的问题，恐怕不是个别，因为我看过许多所谓“民俗学家”的著作，大概也就是努力的老农也能干的活。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努力耕耘在民俗学田野中的“老农”。
大家放眼其它专业看看，老农能讲古典文论吗？老农能讲后现代吗？老农能讲甲骨文吗？
不能吧？
但老农能讲民俗学！
中小学教师能在我们的中国民俗学代表大会上宣读“有影响”的论文！
请问诸兄，你们见过哪个纯学术团体的全国代表大会象民俗学界这样，有这么多的中小学教师、县市级文艺爱好者、县市级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正式代表与会，并且参与决策，甚至当选“理事”？
我还听说，许多中学教师都被称作民俗学家，这不是个别，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民俗学界，这是一个很醒目的风景线。
清华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用这话来套用一个学科的地位恐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如果这个学科的高手都是一班“老农”，这个学科的地位能高到哪里去？
钟先生说，我们要眼光向“下”，这没问题，生物学家研究病毒，他还眼光向“恶”呢。但如果研究层次也向下，那就问题大了！
学术对象俗了没问题，学术方法俗了，问题就大了！
学养差别、人才差别就是学科水平的差别！

民俗学会，是到了该“清理门户”的时候了！


[ 本帖由 品三 于 2003-9-23 17:42 最后编辑 ]

bbss2

基本同意品三意见，但也不能抹杀这些民俗学会会员的功绩，民俗学有其学科特性，不宜类比。提升民俗研究水平，也不是要牺牲我们基础会员的利益。

品三

BBS兄误解了，我没有任何“贬低”基层工作者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所谓的民俗学工作者们实在很有“提高”自己的必要，通过提高自己来拉开“专业工作者”与“业余老农”的学术差距。
而且也不存在牺牲基层会员利益的问题，因为我们从未给过他们任何利益，将来也给不了他们任何利益。

安德明

和平里先生的问题提得非常好，称得上是一个涉及学科基础的问题。感谢品三先生替我及时接招——不过品兄所使的似乎是乾坤大挪移，让和平里兄的问题到了我这里，威力变得更大更难以应对了！

我就尝试着来做一点回答。

我转贴关于田传江先生的报导的原意，主要是想提供一点家乡民俗调查方面的信息，对这篇报导的措辞等，却没有予以太多注意。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报导中的“老农”、“给博士生上课”等等一类的字眼，主要都是媒体一贯的修辞策略的体现。事实上，在钟先生的倡议或影响下，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除曾经多次邀请各个国家、各个单位的民俗学者来举办学术报告外，还曾多次请民间艺人——例如皮影艺人、傩戏表演专家等，来进行交流，仅我在那里读书的六年期间，就不知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假如也都用关于田先生的这篇报导的策略来进行宣传，大概北师大早就已专请“老农”或“文盲”著称了！而钟先生及教研室邀请那些民间文化方面的专家，只是想让整个教研室的师生，在有限的条件下，多一次集中了解相关知识的机会，并借以增加教研室的活力。在这里，所谓“老农”，因为他在民间文化方面的一技之长而受到欣赏和尊重，却并不因他的“下里巴人”的身份而受到“大学教授”、“研究生”的轻视。我很遗憾，未能参加那次与田传江先生的座谈，所以不大清楚具体的情形，不过，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判断，钟老请田先生来的动机，大概也不外乎出于对田先生从一个非专业人士成长为当地民间文化的搜集、记录者的重视，想请田先生介绍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想，当大多数人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以“农民”作为粗鄙、无知、落后等等的代名词的时候，当我们中的许多人沾沾自喜于“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自以为“高农一等”的时候，钟老和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的这种做法，其中所体现出的胸襟，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我说这是一种胸襟，有人可能并不一定同意，但这都只是个人看法而已。

我想，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作为当地民俗文化的调查、搜集和记录者，田传江与其他的村民有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老农”，还是一个生活在农村家乡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田传江虽然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按照国家行政命令来划分身份或户口，属于“农民”，但是，从他的知识结构、从他能够把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习以为常的文化事象对象化的眼光和行为来看，他显然与一般的村民有所不同，用最保守的说法，他也可以被称为“地方知识分子”。而他对象化的那些文化事象以及他把这些事象加以对象化的视角，又属于民俗学的范畴——顺带说一句，我们还不妨做这样一些提问：他是从哪里获得这方面的知识的呢？一般的“老农”有这样的知识吗？！——这就是说，他生活在家乡的民俗氛围当中，又能够跳出这个氛围，成为一个观察者而不只是单纯的民俗实践者，因此，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民俗学者，是一个以家乡民俗为考察对象的学者。当然，如果我们按照某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学界的等级制度（hierarchy）来为他定位，他可能属于一个“基层的民俗学工作者”。但无论怎么称呼，从他对于家乡民俗所做的工作来说，他同一般的村民并不相同，他之所以被请到大学讲堂，就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不同于一般“老农”的特点。

我在这里强调田传江作为“非老农”的一面，并不是要轻视单纯的“老农”。日前在同一位朋友说及这方面的问题时，他反问了我一句：“老农又怎么了？”是啊，即使他就是纯粹的“老农”，到民俗学研究生的课堂上去“上课”，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除了从中去体会讲者自有他的一技之长、听者自有他的大家风范之外，我不觉得还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乡村的赤脚医生，可能会治好大医院的医学专家都治不了的某一怪病，假如医学博士去向这个赤脚医生请教，大概也不会降低这个博士的身份，更不会由此降低整个医学界的地位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关键要看“老农”给博士生们上的是什么课，如果说都是象田传江先生给民俗学的研究生介绍自己工作经验一样的“上课”，那么，这样的例子大家实际上在许多专业中都可以找出一大堆来，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如前所言，因为我自己考虑欠周到，在转贴关于田先生的报导时没有提醒大家注意媒体特有的修辞方式，让“老农给博士生上课”一类的话转移了一些朋友的注意力，失误之处，还请谅解。

当然，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不同的研究者由于所处地位、所具备条件的不同，他们思考的深度、研究的力度以及所达到的成就等等，肯定会有所不同，这是普遍存在于每个学界的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拿民俗学界来说，大多数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在学术理念、学术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自然无法同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相比，后者往往会对学科的理论建构、发展方向等起决定性的作用，前者中的许多人，比如田传江先生，通常都是在后者所建构的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展开自己的学术活动的。而每一个学科，也都是在这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中不断拓展出新天地的——在学术界，不知要先有多少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工作者”，才会衬托出一个不世出的大师来！诚然，中国民俗学的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弱，但是，说惨淡经营也好，说奋发图强也好，它还是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为了给它的进一步繁荣增加一点力量，我们这些人究竟能做多少建构性的工作？这一点倒是很值得重视的。

我想，上面这些文字，大概可以回答和平里先生的问题的前半部分了，那就是：我们民俗学工作者能做的，怎么农民都能够做？而简单的一句回答则是：事实上那也能够做我们的工作的“老农”，并非单纯的“老农”，而是一个接受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基本理念、方法并从事着这一工作的民俗学者！

和兄的问题的后半部分，则是：农民都能做的，我们做了还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先问一句：农民所做的，和我们做的是不是完全一样？在这里，我想起了邓迪斯教授说过的话：人人都会做梦，但不一定都明白梦的涵义；人人都会讲唱民间文学，但不一定都理解民间文学的内涵。顺着这段话，我还想接着再打几个比方：许多农民都知道《三国演义》而且能够对其中的故事如数家珍，但我们还仍然需要古代文学的专家；许多农民都会写汉字，但我们还是需要有研究汉字的学者和教汉字老师；人人都会得感冒而且大多数人在得了感冒时都能够清楚自己得的是感冒，甚至还可以自己买药吃并治好感冒，但我们还是需要有医生，特别是能够治感冒的医生！有一个笑话说，陈景润攻克歌德巴赫猜想难题的消息被报导之后，有人根据报导中关于该猜想的通俗化说明，十分不忿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不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吗？小学生都会呀！”
不知道这样的类比，算不算得回答了和兄的问题？

木工止

虽然自己辩解没有贬低的意思，但从你的言辞中我的确觉出了你对农民学者的诋毁。也许田传江不懂后现代是什么，但在对地方知识的把握上，对地方资料的理解上，肯定比我们这些来自异文化的外来者不知道有多大的权威性。从我自己的调查经历而言，我从来觉得自己在我的调查者，或者我的合作者面前永远是一个小学生，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况且，我们现在不是提倡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看待他们的文化、思考他们的文化、解释他们的文化吗？但是为什么当他们自己来解释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却自己不给予热烈的鼓掌呢？我想是出于某些学者的故步自封吧。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关注我们的事业，这样我们的学科才会有长足的发展。

寒溪

我们看到，田传江虽然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按照国家行政命令来划分身份或户口，属于“农民”，
－－－－
田传江是一位乡镇干部，是乡人大主任，公务员。

安德明

寒溪 于 2003-10-15 23:36 写道：
我们看到，田传江虽然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按照国家行政命令来划分身份或户口，属于“农民”，
－－－－
田传江是一位乡镇干部，是乡人大主任，公务员。

谢谢寒溪先生的提醒，我自己在这里失误了——大概也是不自觉地受了该报道的影响的缘故。由此则更可以看出，把田先生说成“老农”，只是媒体的一种修辞策略而已。

小痞子

民俗学会，是到了该“清理门户”的时候了！
壮哉此言。现在真的到了民俗学的博士教授们反思把民俗记录下来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只有在长期的专业训练和理论修养、问题意识指导下的“研究”，满足于到处看热闹，真的是不必浪费人力物力去培养研究生了。我也不在这浪费青春了。

nlxed

用一个老农的例子，来挑战整个民俗学界
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虎夷

不要忘记这样一句俗话：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什么事情都要辨证地去看。

zhongkui

对待一个有研究的农村知识分子，却说是“农民”，在报道者眼里农民是无知、低下的化身，所以采用这种“修辞策略”。古人有很多民俗志著作，他们或许也可以算农民，只要你有这样的需要,譬如为了对照什么，突出一点什么，就可以这么说。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歧视农民的士大夫的倨傲。可是我们谁不是农民呢？不是农民，就是农民的儿子、孙子。可是这又证明什么呢？
农民的后裔们，别瞧不起自己的祖宗了，他们有无数天才和智慧。

[ 本帖由 zhongkui 于 2004-9-4 23:49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