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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5-9 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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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半部《论语》治“非典”
王道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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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利器─读《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1976)
生老病死,四大皆空。对于生死、衰老我们虽然有一窥究竟之心,但是尘土终归尘土,自然而然、大道无极,倒也坦然。至于疾病,我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人生有何欢、死又何惧?就怕病磨。人人都对疾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反而看不清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这两年口蹄疫、禽流感上了媒体头版头条,书市中也出现了一些警告传统疫病卷土重来的书籍,可是我们还是难以想象疾病有改变历史、颠覆国家的威力。《瘟疫与人》中译本问世(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四月),填补了这个知识上的空白。
大多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人与微生物的关系本来就源远流长。生命世界中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共生」,几乎没有生物只要吸日月精华、养天地正气就可以生存。人体肠道中就有许多微生物寄生,生产人体需要的养份。人体皮肤上也有一些微生物寄生,它们对人体无益,可也无害。人体若抽去了水分,剩下的重量中有十分之一是微生物。疾病可以看成生命之间没有达成「共生」协议的结果。违反/拒绝共生原则的微生物就是病媒。
不过人类与病媒的关系,自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业创造了人口、社会发展的空间,文明随之诞生。过去人类生活在游动的小社群中,与病媒的接触完全是机遇式的。自然界中人类病媒的分布也是分散、零星的。农耕、蓄养动物使病媒有集中发展的机会,因为许多人类疾病都是源自动物身上的微生物。人与家畜家禽的亲密接触,让一些微生物有机会发展出寄生人体的特殊本领。于是人类疾病的现代史就开始了。
本书作者关心的,并不只是人与微生物的关系。他指出文明的基础也是「寄生」;文明的统治体制寄生在农民的生产力上。微生物对人体的「微寄生」与统治体制的「巨寄生」之间的互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作者的主题。例如古希腊的医生从未见过的天花、痲疹等流行病,公元二、三世纪时自中东侵入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区肆虐。于是地中海地区发生了长期的人口衰退,为中世纪黑暗时代揭开了序幕。
为什么当年天花、痲疹会发生这么大的历史影响力呢?作者提出了「文明病媒库」的概念。中东、印度、中国等古文明,由于所处的地球生态位置,都发展出了不同的文明病媒。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由于与那些病媒长期相处,大部分人都发展出或多或少的免疫力。因此病媒只能造成零星的病例。从未与那些病媒接触的「外地人」就不同了,往往感染后就立即发病,毫无抵抗力。由于贸易、战争的缘故,各「病媒库」之间也互通有无。一个地方的风土病,到了另一个地方造成杀人无数的疫情,史不绝书。欧洲人「征服」美洲就是最好的例子。据估计百分之九十五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痲疹、感冒。
美洲当年的惨重疫情,还发挥了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摧毁原住民对自己文化的信心。每个文化都有种种对抗疫情的宗教仪式、医疗手段,但是美洲原住民亲眼见到白人不受疫情影响的事实,不由得怀疑「天佑白人」。仅此一念,就足以令人丧气。事实上,文明由于寄生的本质,必然要扩张;文明病摧残人的身体、打击人的心志,正是文明扩张的利器。
本书出版于二十二年前,在学术界仍是主要的灵感泉源。书中对于中国的论述,当然有许多不足之处。既然中译本已经问世,学界当不至于继续坐视国史中流行疾疫的历史角色。
(1998年6月1日联合报读书人版)
人类大历史
今年美国普立兹奖「非小说类」得奖作品是去年出版的《枪、病媒、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这书的书名令人一头雾水,副题意义还稍微显豁一点:「人类社会的命运」。事实上这是一部「人类的大历史」,戴蒙在本书讨论的问题是:为何五百年前是西班牙人渡过大洋到南美洲灭了印加帝国,而不是印加帝国的人到欧洲灭了西班牙?为何世界上有些大洲上的社群发展出了高度的「文明」、有些大洲到了二十世纪仍沉陷在「石器时代」中?
这个问题萦绕在戴蒙心中二十五年以上。话说1972年他在新几内亚从事田野生物学调查,研究鸟类的演化。当时新几内亚即将独立,人心思变。一天他和一位原住民领袖亚里聊天,这位巴布雅人问了戴蒙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运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根据戴蒙的印象,亚里的谈吐、见识远超过一般的白人,戴蒙也没有理由相信巴布雅人的平均智能比欧洲人低。可是人类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却是个事实,这不仅是政治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令学者好奇的问题。对十九世纪的学者,这是因为热带地区的原住民「停滞」在人类生物演化的早期阶段。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讲究客观,因此回避这个问题。
戴蒙提出的答案是:各大洲「自然资源」(生物地理)的不平等,使人类各社会的发展在起跑线上就有了落差。这也许看来卑之无甚高论,可是他的论证不仅表现出综合的本领,而且创造了新的视野。
首先,戴蒙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农业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大事。农业创造了人口与社会的发展空间,因此是文明的摇蓝。可是适合农作的植物,却不是到处都有的。中东的肥腴月弯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发明了农业,因为那儿是麦类植物的原生地。从所有的证据看来,麦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只发明了一次。世界上其它地区的麦作农业,无论种子、知识、技术都从肥腴月弯传播出去的。
可是农业传播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一般说来,东西向的传播比南北向的传播容易。因为南北纬度的变换,涉及了气候的差异。农作物必须在适当的气候下生存。「逾淮成枳」不只是句成语,而是农业传播的现实。所以不同的社群会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在发展农业上遭遇不同的困难。
不仅人类赖以维生的植物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不平均,动物资源一样不平均。例如适于人类豢养的家畜,始终只有马、牛、羊、猪、狗这几种。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改变「野兽」为「家畜」的努力都失败了。猎豹、斑马不用说了,连大象至今都不是「家畜」。一种野兽要是没有适合当家畜的「天性」,就当不了家畜。
家畜资源分布不平均的情况,新、旧大陆的对比最为强烈。旧世界(欧亚大陆)是所有家畜的原产地。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在一万三千年前冰期结束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灭绝,有人推测那是因为最初殖民美洲的人猎杀的结果。所以欧洲人十五世纪「发现」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才第一次看见马。美洲缺少大型哺乳类家畜的一个明显后果是:没有发展出利用轮子的运输工具。缺少兽力,轮车的用途似乎就不大了。
美洲缺乏大型哺乳类家畜,产生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美洲原住民在和欧洲人接触之后,人口锐减。主要不是因为白人的屠杀,而是他们带来的传染病。实行农业、畜养家畜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畜接触成为主要的病源。例如人类的感冒就是源自猪的病毒。可是农业民族也逐渐的发展出针对这类传染病的免疫力。而美洲原住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病原体,因此对这些疾病全无抵抗力。据估计百分之九十五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痲疹。
那么中国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国文明的建立,是否也可以从戴蒙的观点得到启发呢?本书第十六章专谈中国,可惜太过简略。在东亚大陆,九千年前农业就开始发展了。华北以栗米为主,华南则是以稻米和根茎类作物为主。目前的证据显示黄河、长江流域均有这些作物的原生种。这一自然条件使得南北向传播农业的问题消失。南北各自发展出农业文化,再互动、交融,在环太平洋区域龙蟠虎踞的中国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形的。
(1998年4月20日星期一联合报读书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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