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非典”

温柔地思想

中國醫藥史話(人工免疫法的先驅─人痘接種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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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花的歷史
二　以毒攻毒
三　從時苗熟苗
四　從人牛痘到牛痘

中國在治療疾病中，首先發明人工免疫療法--人痘接種術。這項發明具有重大
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是治療傳染病過程中邁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為了介紹種痘術的發明史，先來談談古代天花的流行史。

一　天花的歷史

天花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得病後死亡率極高，一般可達２５
％，有時甚至高到４０％。不死者也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或失明。我國民間有俗語說
：“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可見天花危害之嚴重。

早在三千多年前，人們在埃及木乃伊上，已見到天花的疤痕，印度在西元前六
世紀也有此病。中世紀時，天花在世界各國廣泛流行，幾乎有１０％的居民死于天
花，五個人中即有一個人面上有麻點，甚至皇帝也無法幸免。法皇路易十五，英國
女王瑪麗二世，德皇約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十八世紀
，歐洲人死于天花的人數達一億五千萬以上。美洲之有天花，是十六世紀時由西班
牙人帶入的，據載西元一八七二年美國流行天花，僅費城一市就有二五八五人死亡
。在俄國，從一九００年到一九０九年的十年中，死于天花者達五十萬人，可見天
花是一種極其凶險的傳染病。

我國古代典籍上沒有見到有關天花的確切記載。晉代葛洪（西元二八一-三四二
年）的《肘後備急方》（三四二年）第一次描寫了天花的癥狀及流行情況。書中這
樣寫道：“比歲有病時行，乃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載白漿，隨
決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差者，瘡癜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近
人根據葛洪《肘後備急方》記載：“以建武中于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認
為此病大約是在西元一世紀傳入我國，因戰爭中由俘虜帶來，故名“虜瘡”。

從此，我國歷代典籍累有天花記載，雖然各書所稱病名不一，但從所描述的癥
狀，顯屬天花無疑。唐宋以來，此病逐漸增多，十五世紀以後，由于交通發達，人
員往來頻繁，天花在我國廣泛流行，甚至漫延到深宮禁諱，據載順治皇帝即是患天
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時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護視于紫禁城外，不敢進宮看望他的
父皇。

由於天花嚴重威脅大眾的健康，因此，古代人很早就在摸索防治天花的方法。

二　以毒攻毒

古人發現一個人如果得了某種傳染病，可以長期或終身不再得這種病，有的即
使再得病，也是比較輕微而不致死亡。人們從中得到啟發，懂得“以毒攻毒”的原
理，即是在未病之前，先服用或接種這有毒的致病物質，使人體對這些疾病產生特
殊的抵抗力，這種思想包含有近代醫學的免疫萌芽了。

在“以毒攻毒”思想指導下，我國也在尋找預防天花的方法。明代郭子章《博
集稀痘方》（西元一五五七年）、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用（白）水牛虱和粉
作餅或燒灰存性和粥飯服下，以預防天花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尚未得到實際效果
，但是，它表明古人在“以毒攻毒”思想下，正在尋找防治天花的方法。經過長期
的摸索與多方面的臨床實驗，終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種法。


三　從時苗到熟苗

清代朱純嘏《痘疹定論》（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一書中記載有這一則
故事：說宋真宗時（十一世紀）的宰相王旦，一連生了幾個子女，都死于天花，待
到老年又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王素，王旦擔心兒子重遭不幸的病害，于是招集了許
多醫師來商議，請他們提供防治痘瘡的方法。當時有人提議，說四川峨嵋山有一個
“神醫”，能種痘，百不失一。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請，一月後，那位醫師趕到了
汴京。醫生對王素作了一番檢查後，摩著他的頭頂說，這個孩子可以種痘，次日即
為他種了，第七天小孩身上發熱，十二天後種的痘已經結痂。據載這次種痘效果很
好，後來王素活了六十七歲。這是我國典籍上有關種痘的最早記載。由于說缺乏旁
證，尚不以確證我國十一世紀已發明種痘術了。

稍後，清初俞茂鯤《科金鏡賦集解》（西元一七二七年）一中，記載了種痘的
確切年代：“種痘起于明朝隆慶年（西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寧國府太平縣，
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傳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從此
以後，我國典籍累見有種痘的記載。明末喻昌的《寓意草》（西元一六四三年）記
載有顧□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種痘的醫案。十年後，董含的《三岡識略》中又記
載安慶的一位姓張的醫師，傳習種痘術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兒的稀痘漿貯于小瓷瓶
內埋在土內待用，使用時將所貯漿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長，十日
痘萎。這是清初人記錄種痘的最早文獻。西元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曾專差迎請江西
醫張琰，為清朝王子和旗人（貴族）種痘。據張琰《種痘新書》（西元一七四一年
）說：“經余種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記之，所莫救者，不過二、三十耳。”可
見當時種痘術已有相當水准了。西元一六九五年張璐的《醫通》（西元一六九五年
）中記有痘漿、旱苗、痘衣等法，並記述種痘法“始自江右，達于燕齊，近則遍行
南北。”由此可見，我國在十六世紀下半葉發明種痘術後，到了十七世紀已推廣到
全國，而且技術也相當完善了。

清吳謙等編著的《醫宗金鑒‧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刊于乾隆七年，西元一七
四二年），書中介紹有四種痘法。（1）痘衣法：把瘡患的內衣給接種者穿上，以引
起感染，這是最原始的方法；（2）漿法：采取瘡的漿，用棉花沾塞被接種者的鼻孔
；（3）旱苗：把痘痂陰乾研末，以銀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把痘痂研細並用
水調勻，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書中分析了這四種方法的優劣：“水苗為上，旱苗
次之，痘衣多不應驗，痘漿太涉殘忍。”《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對種痘要旨、選苗
、蓄苗、天時（指種痘季節）、擇吉、調攝、禁忌、可種、不可種、水苗種法、五
臟傳送之理、旱苗種法、痘衣種法、痘漿種法、信苗、補種、自出、治法等共十八
個專題作了介紹。其中如“蓄苗”一節，指出：“若遇熱則氣泄，日久則氣薄，觸
污則氣不清，藏不潔氣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說：“須貯新磁瓶，內上以物密覆
之，置之潔淨之所，清涼之處。”足見當時對于痘苗的接種與保存已經取得不少成
熟的經驗了。

早期的種痘術，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時苗”，實際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
接種者感染一次花，這疫苗的危險性比較。大我國在種痘的過程中，逐步取得選擇
苗種的經驗。清代鄭望頤在《種痘法》中主張用接種多“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
叫做“熟苗”，這類疫苗的毒性已減，接種後比較安全。同時代的俞茂鯤又指出，
苗種遞傳愈久愈好。朱奕梁《種痘心法》進一步指出：“良由苗種愈久，則藥力之
提拔愈清，人工之選練愈熟，火毒汰儘，精氣獨存，所以萬全而無患也。若‘時苗
’能連種七次，精加選練，則為『熟苗』。”這種通過連續接種和選練多次來減低
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現代科學原理的。


四　從人痘到牛痘

我國發明的人痘接種法，不但有效地保障了兒童的健康，而且不久流傳到國外
，對世界的保健事業也作出了貢獻。

我國的人痘接種法，不久即引起其他國家的注意與仿效。清康熙二十七年（西
元一六八八年），俄國首先派醫生來北平學習種痘及檢痘法。據史籍記戴：“康熙
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這是
文獻上記載的最先派醫生來我國學習種痘的國家。

十八世紀，我國的人痘接種術由俄國傳至土耳其，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
（M. W. Montague 1689-1762）在士坦丁堡看到當地人為孩子種痘以預防天花，效
果很好，頗為感動。由于她的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決定
給她的兒子接種人痘。一七一七年在大使館外科醫生的照顧下，為她的兒子種了人
痘，事後，她把成功的消息寫信回國告訴了她的朋友。一七一八年六月蒙塔古夫人
返英後，又大力提倡種痘，從此，人痘接種術在英國流傳起來。隨後，歐洲各國和
印度也試行接種人痘，十八世紀初葉，非洲北部突尼斯也推行此法。

西元一七四四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長崎，把種痘法傳授給折隆元、堀
江元道兩人。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醫宗金鑒》傳入日本，于是種痘
法在日本也流傳起來。

中國的種痘法傳入歐洲後，遭到頑固保守分子的反對，他們責罵種痘是“狂人
”的邏輯，一些基督教牧師鬍說“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有些
國家竟出令禁止種痘。當時，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卻倍加贊揚。他在《談種痘》
的信中寫道：“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
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自從中國的種痘術傳入英國以後，在英國流傳達四十年。英國的一個鄉村醫生
琴納（E. Jenner1749-1823）幼時也種過人痘，後來他在行醫過程中，從擠牛乳的
婦女知道：得過牛痘後就不會再生天花了。琴納由此得到啟發，想到這可能是牛痘
使他們對天花產生了抵抗力，于是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琴納首次從正在患牛痘
的擠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漿接種在一個八歲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種部
位生了一個典型的牛痘，六周後琴納特意給這個男孩接種天花痘漿，結果這個男孩
安然無恙，證明他對天花有免疫力。後來，經過反覆試驗，證明接種牛痘後確能預
防花。

西元一八０五年（清嘉慶十年），種牛痘法由澳門葡萄牙商人傳入我國，因為
牛痘比人痘更為安全，我國民間也因此用牛痘。這說明我國不僅善于發明創造，同
時也善于接受外來的文化。

stanza

浙江发现世界最早鼠疫专著《鼠疫汇编》　被医学界公认失传的世界上最早的鼠疫专著《鼠疫汇编》最近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一居民家中被发现。《鼠疫汇编》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医学史、卫生防疫史及中医古籍文献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原始材料。《鼠疫汇编》是中国广东石城医生罗芝园（汝兰）于1890年根据友人罗子存的药方，结合自己临床经验所著，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鼠疫专著。《鼠疫汇编》共17篇，是由广东蓉园雕版印刷的三十二开木刻不分卷线装本。据《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等典籍记载，《鼠疫汇编》“已佚”。由于原刻本失传，《中华医学名人志》、《中医大辞典》等均根据郑氏《鼠疫约编》本，将罗芝园误写作“罗芷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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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早的鼠疫专著重见天日


　 新华社宁波１０月３１日电（柴骥程 郑建军）被医学界、文博界公认为已失传的世界最早的鼠疫专著《鼠疫汇编》，最近在宁波市镇海区城关拆除一老房子时被发现。此书的发现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在鼠疫研究方面的历史地位。

　 《鼠疫汇编》成书于１８９０年（清光绪十六年），由清代广东石城名医罗芝园根据友人吴子存的手稿《治鼠疫法》，结合自己临床经验著成，全书分凡例、辨脉、证治、原起、避法、禁忌、药方、复病、治法、释疑、治案、附刻等１７篇，共３万余字，由广东蓉园雕版刻印，棉白纸印刷，为３２开的木刻线装本。

　 鼠疫的预防与控制迄今仍然是困扰人类的难题。十九世纪末至今，鼠疫已夺走全球１３００万人的生命。我国最早明确记载鼠疫的文字出现在１７３６年（清乾隆元年），是当时中国清朝文人王江所作的《死鼠行》一诗。而世界上最早的鼠疫论文是１７２０年英国人米德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关于鼠疫传染的简短研究》。

　 据史载：１８９０年广东高州（今茂名）鼠疫流行，传染至广西和广东海康沿海各城市，患者超过１０万人。罗芝园的《鼠疫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的专著以治血为主，兼以解表、排毒祛瘀，甚见疗效。

　 由于《鼠疫汇编》失传，后世研究者只能参阅清人郑肖岩于１９０１年将《鼠疫汇编》删节大半辑成的《鼠疫约编》８篇。但是，《鼠疫汇编》严重割裂了罗氏原著的系统性、连贯性、周密性及辨证施治等，使疗效大受影响。

　 《鼠疫汇编》的重见天日，更正了《鼠疫汇编》中的不少错误，尤其是被《鼠疫约编》随意删节的９篇原著文献的发现，为研究世界医学发展史、卫生防疫史及中医古籍文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史料。（完）



[ 本帖由 stanza 于 2003-5-12 00:46 最后编辑 ]

萧云从

贴者按：
聊以此文、助stanza君与温柔公子一砖。读者自有公道。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好汉，就是文章中提到的台湾做明清慈善事业研究的梁其姿。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
    ——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作者】余新忠

【    对人类历史上疫病史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重视，直到1970年代 ，这一状况才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出现转机，随后，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 以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逐步兴起①。在目下的明清疾病 史研究中，主要的还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 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②，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疫病的反应等内容，除少数学者有所论及外 ③，迄今尚无专门系统的论述。疾病，特别是瘟疫，并非只是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是关系到 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的社会反应，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 缺的内容之一。
    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尽 管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次瘟疫都会引起上自朝廷、下至病家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救疗 ，但总体而言，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发生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对策。从这些对策中，我们不仅 可以看出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 以 及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
    　　　　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 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①。不过，到了明代，国家政策 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仍予继承。明中期以后更是普遍没落，渐由原本的 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②。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 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清朝统治者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 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废而不用③，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 之所而偶尔发挥作用④。而仍在发挥日常施药功能的就笔者所见，惟康熙时德清县的药局， 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拯疾，本县惠民药局，每年动支，无碍官钱，则令医生收买药 材，修制药饵，遇人及禁囚有疾，诊视治疗。”⑤这自属于官方对瘟疫的救疗，不过它只是 官员个人的行为，与当时国家的政策无关。清代国家对地方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建设，大 概只有对地方“医学”的设置，清官制规定，“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俱未入 流——原注)，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⑥。仅凭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对一个州 县的医药和救疗起到切实的管理作用，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种设置至多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在德清，“医学，署缺建，但寄治药局而已”⑦。而清 中后期的一些方志则往往标明“今废”。
    由上述可知，清代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不过，制度之外，朝廷有时也会临 时性采取一些救疫措施。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 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⑧。在道光元年(1821年)的大疫中，清宣宗 就曾对京城的瘟疫的救疗发出过指令：“朕闻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 有仓猝病毙者，其或无力买棺殓埋，情殊可悯。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俱选良方 ，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⑨据王清任的记载，在这次救疗中，“国家发帑施棺 ，月余之间，费数十万金”⑩。救疗力度可谓不小。不过，这样的举措非但不常见，似乎也 主要限于京城。在江南，笔者未曾发现朝廷就救疗瘟疫而对地方官府提出过具体的要求，而 且从康熙在李煦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也很难说得上关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李煦 奏闻苏州“民间颇有疫气，地方官现在设立药局，选医调理”，玄烨批道：“知道了。皆因 一念等作反，民间无知，叫他哄了，所以有此一难，亦未可知。”六月，李煦再奏“民间疫 气已消，间有一二患病未愈，地方官现在选医调治”，康熙再批道：“览此奏折，深慰朕怀 。以后收成若好，民命得苏矣。”①康熙在这两则主要奏报疫情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只字未提 疫气，表明他关心的主要是民间“作反”和“收成”，至于瘟疫这样相对并不“紧要”的事 ，既已采取措施，也就毋庸多言了。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对荒政最为重视、制度也相对最为完备的朝代②，然而何以对瘟疫救疗 态度却如此消极?其缘由：第一，瘟疫虽有碍民生，但毕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会对王朝 的统治产生直接的危害。第二，正如梁其姿所指出的，因为官办医疗机构和事业效率低下以 及明中期以后，地方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足，社会力量在这方面的活跃不仅弥补了 政府的消极，而且比官办事业更具效率③。第三，还应该考虑到，在技术上，瘟疫的救疗要 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首先，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医疗水平和资源不尽一致，当时当地的 医疗水平和资源并不能保证有效地治疗瘟疫；其次，中医治疗讲究阴阳、寒热、虚实、表里 ，若不能对症施药，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次，疫情千变万化，病人遍处各地，延医治疗也复 杂 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作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当然，国家缺乏救疗疾病制度上的规定，并不表明此非国家的职责，实际上养育民众、爱 民 如子乃是国家一再公开宣扬的教条，其职责理论上应该是无所不包的。特别是对地方官府 来说，长官乃“民之父母”，所以，子民染病，尽管他们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责任，但只要有 适 当的资源可供调配，一般具有儒家道德信念的地方官大抵不会坐视不顾。他们采取的措施， 概括起来主要有：
    1.设局延医诊治。这是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最主要的手段，贯穿于有清一代。现将笔者 所 搜集的有代表性的记载摘录如下：
    国朝康熙十年，(杭州)大旱，大疫，总督刘□□择名医设药局于佑圣观，自八月至九月， 活人无算④。
    乾隆二十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 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⑤。
    (道光四年)六月，徂暑，(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 臬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 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地⑥。
    (上海)施医局，借设药王庙，同治时巡道委员办理，每年五月起九月止，延医诊疾给药⑦ 。
    (丹阳)医局，光绪间知县刘德麟因夏疫，照会孙铭等创设，施医药两月，经费以知县捐廉 及城厢铺捐充之，自是每年开办①。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发现，官办的医局大多出现在苏南、浙西的大都市及周边地区。这可能 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国家并无有关的明确规定，地方官府设局救疗基本只是一种个人行为 ， 故一地出现疫情，官方是否采取行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地方官个人的仁心和能力；另一 方面，医药局的设置跟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或者说社会力量直接相关。
    另外，从资料的排比中还可发现，同治以前所立的医药局，都是临事而设的临时性机构， 此后则出现了众多常设的医药局，而且设立的时间也未必是有疫之年。这一现象反映了官府 和国家职能变化的新动向，即在社会力量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促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府渐 趋把日常疫病救疗纳入自身的职责范围，在清末新政中，卫生和医疗职能更加明确和制度化 了②，体现了国家和官府职能的某种扩展。
    2.制送丸药。延聘名医对症裁方，固然有益疫病的治疗，但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官 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请人备制丸药分送病人的办法，藉此扩大救疗面。如在康熙年间， 宁波“岁疫疠，郡太守开局施药，(范)洪宿精心炮制，铢两不苟，赖以活者甚众”③。康熙 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 、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④。
    3.建醮祈祷。由于鬼神司疫仍是当时相当普遍的一种认识⑤，所以，建醮祈禳以驱避疫气 的方法也常常为一些地方官所使用。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疠偾兴，民受其困。 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虔，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 霈，@①气旋消，吴民大悦”⑥。不论这能否起到实际的效用，至少仪式本身显现了官府的 职能和权威。
    4.刊刻医书。在大疫流行之年，刊刻切中病情的医书，以使更多的人得救也是当时常见的 救疗手段，这主要由社会力量施行，但也为一些地方官员不时采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 ，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②(K24M202)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 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⑦。
    此外，官府奉国家之令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 ，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也都应是救疗行为的一部分。这些 都是有待专门研究的课题，于此不论。
    　　　　二
    社会力量是指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 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 性施医两类。
    (一)临事性救治
    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得多，在一些资料比较丰富的中心地区， 比如苏州、江宁、杭州、上海等地，对每一次重要疫情，几乎都可发现相应的乡贤或慈善机 构开展救疗活动的记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施医送药。这是救疗瘟疫最主要的手段。这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1)零散施医送药。 一是医生自己诊视并送药，或修合丸散广泛施送。如平湖的庠生戈朝芋，“精歧黄，……乾 隆戊辰(1748年)，大疫，倾囊制药以施，全活无算。”①二是普通人出资请人配药施救 ，如海盐贡生冯凤威，“有时疫流行，必延医制药，遍施城乡”②。(2)设立医药局。这比 起前一种情况，规模、受惠面都更大一些。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元江宁大疫，上元的 杜宏“立医社，施丸散，乡人赖以存活”③。嘉庆二十年(1815年)苏州疫，进士吴慈鹤“设 局，延名医施治，并给药炭，全活无算”④。(3)设立收容病人之所。这种收容，除了隔离 以防疫病扩散外，还对病人予以治疗。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无锡大疫，“贫病者枕藉 于道，(张)鹏翔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鹏翔故知医，多所全活，家产为之罄。 ”⑤可见，施送医药者既有医生，也有普通的绅富；既有独立施行者，也有倡导、约合同志 共同举办的。采用的形式也比较多样，既零散施送，也设立局舍；既修合丹丸，又临症裁方 。反映了社会力量面对瘟疫，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一些救疗措施，体现 出当时江南的社会医疗资源具有较高的能动性。当然，这种资源的地区分布并不平衡，它们 大多分布在苏南、江宁和浙西地区。不过时间上的差异并不明显。
    2.建议官府救疗。如苏州的计佩，“岁饥，食官粥者多患疫，佩白当事，设局疗治，全活 无算。”⑥
    3.刊刻散送医方。施医送药固然有利，但很难遍及各地，因此，一些乡贤在确认某些医方 具有实效后，往往会刊刻分送，以便普通人可以照方配药。另外，有些疫病，用通行的治法 每每难以取效，一些医家也会选择自著或某种他认为对症的医书刊发，以救治疾疫并扩大他 本人的影响。如乾隆年间松江大疫，医生严谷绪“活人无算，路远及贫者，不能延请，因究 岁运司天之旨，刊刻分送，他医用其法者，亦无不效”⑦。光绪年间，吴江汝琴舫见苏杭烂 喉痧盛行，殒命者不少，就对所谓的叶天士烂喉丹痧医案①加以增补刊布②。
    4.祈神驱疫。发生瘟疫后，除了官府建醮祈神和个人求神拜佛外，地方社会也常常采取集 体的祈神活动。如道光元年，“象山大旱，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城中设 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③在同治元年的大疫中，常熟龚又村所在的里中祀瘟部神，他 “出分金，虔诚往拜，夕憩芦棚，听曲三鼓，踏月而回”④。
    个人或集体的临事性救疫措施，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现象，在清代江南的各个地区也都有 记载。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不过，它们在数量上的多寡和规模的大小却多少反映出 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对这些举措的功效作出准确地评估，目前还无法做到。不过 ，除非是医学上完全束手无策的凶症，社会力量的施医送药，肯定会对那些平时难得享受医 疗的贫困疫病患者起到一定起死回生的作用。因此，当时文献中在在多有的“活人无算”之 类的记载，当不会全然是虚浮之词。在资料搜集中，令笔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文献对嘉道 之际大疫疫情的记载甚多，而救疗的记录却很少，个中的原因可能很多，但至少跟在面对这 种来势凶猛的新疾病时，社会力量与医学有些惊恐失措有关⑤。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救疗的 开展是以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为前提的，在社会力量较为活跃的江南，尽管常常能 较为全面地开展救疗活动，发挥官方难以发挥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使救 疗具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因此，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 源 ，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某些强制性规定，这种救疗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二)日常性施疗
    虽然瘟疫常常以暴发和流行的形式出现，不过，散发性瘟疫更为常见，特别是夏秋两季。 因此，除了临事性的瘟疫救疗，社会还常常举办一些经常性的救疗活动。举办者既有个人， 也有家族和行业公所，更多的则是社会慈善机构。
    个人　开展经常性的施医送药，需要有较为雄厚的资金来源，且有赖一定的制度和机构才 能保证其持久运作，故以个人之力举办这类活动，并不容易，也难持久。故而，个人活动在 这类救疗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不过，史籍中仍有不少此类记载，如乾隆间常州的钱维岳，“ 精医理，从学者皆精其业，尝纠内外各科设局小茅山，送诊施药，历久不倦。”⑥乾嘉间钱 塘胡宗溥，“夏制痧药，冬制绵衣，岁施送以为常，置田数十亩以为恤厘资”⑦。同治 十三年(1874年)，青镇沈宝樾“于本镇创设施医局，就医者三千六百余人；乙亥(1875年)于 家中创施外科医药，就医者达一万七千余人”⑧。它们多见于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 且也以乾嘉以后为多。
    家族与行业　 宗族和行业的会馆或公所是明清社会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这两类组织，特 别是宗族，都具有一定的救济功能。不过，在这些救济中，对疾疫的救疗不占重要位置，可 能正是因此，现有的研究很少提到这一点。但从现有的材料中，笔者发现宗族与行业对疾病 的 救疗即便不够重要，也不可忽视。比如，常州王氏的《参改义庄规条》规定：“庄内则有名 医生，议定每季薪俸若干，择诚实药房，另立一折，以便登记。如册内有名病重者，查实后 请医诊视，将方赴庄，用一戳记，到店付药。贫苦难堪，酌给钱若干，以备零星等费。族中 贫病相连者，通融酌济，以寓贫病相扶之意。”①
    嘉道以后，同业或同乡的会馆公所的规条中，逐渐增加了救疗疾疫的内容，如道光三十 年(1850年)苏州水木匠业兴修公所，“除在香山购得□□□□为同业丧葬之地，并议各作先 为 捐凑钱一千串修葺，添设医药棺木”②。光绪年间设立的四明公所长生同仁会设有医局，在 宣统元年(1908年)重订的条规中规定“议每年医局助洋三十元”③。此类规定在史料中并不 常见，不过，它的出现，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嘉道以后日常的疾疫救疗已引起社会各界越 来越多的关注。
    慈善机构　这里所说的慈善机构指的是由或主要由地方社会举办，面向社会展开经常性救 济活动的社会组织。施济行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为，具有救济功能的社会组织也早先秦就 已存在，不过长期的、持续的由地方乡贤举办的非家族、宗教和官方的慈善组织则是明清以 来出现的新事物④。它们以济贫为主要目标，有时也会涉及疾病。清朝建立后，由于国家在 疾疫救疗方面的消极，长期以来，由官方举办的经常性疫病救疗机构在江南地区基本阙如， 直到同光时期，一些由地方官府举办医药局才重新出现。由于原本官办的一些医疗机构效率 低下，甚至形同虚设，所以这种缺失似乎并不会使地方社会产生某种缺失之感。并且，由地 方人士举办的某些具有这方面功能的慈善机构，还可能让当地社会得到更实际的裨益。清代 江南地区最早建立的具有疫病救疗功能的慈善机构是杭州建于顺治年间的悲智社⑤，道光朝 以前这类慈善机构虽有出现，但数量较少。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时空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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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目│　　　 时　　间　　　 │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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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康│雍乾│嘉道│合计│苏州│松江│镇江│杭州│宁波│其它│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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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3　│ 8　│ 8　│ 19 │ 8　│ 3　│　2 │　2 │ 2　│ 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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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同治《苏州府志》卷24《公署四·善堂附》，575、578、583页；黄蕴深编民国 《吴县城区特刊·慈善救济》，(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115页；王国平、唐 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369页；光绪《常昭合志稿》卷17《善举》，980 —981页；同治《上海县志》卷2《善堂》，193、196页；光绪《娄县续志》卷2《建置·义 局》，84—85页；光绪《丹徒县志》卷36《人物·尚义》义举附，“丛书·华中”第11种， (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700—702页；民国《杭州府志》卷73《恤政四》，148 0、1495页；民国《岱山志》卷9《廨舍志》，“乡镇志专辑”第25本，496页；同治《鄞县 志》卷2《义举》，16a页，光绪三年刊本；光绪《六合县志》卷3《建置志》，“集成·江 苏”第6本，57页；光绪《江阴县志》卷4《建置·义局》，338—339页。
    从时间上看，此类机构虽各代均有，但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明显增多。而且据文 献记载，不少善堂在后来的改建或扩建中增设了施送医药的功能，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 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在地域上，大多分布于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 周边地区。另外，在这些机构中，专门的药局惟丹徒的尊仁堂药局①，其余机构的疫病救疗 功能基本都寓于同善、普济、同仁等综合性善堂之中，经费来源多为捐款及田产之租金等② 。
    首先，道光特别是同治以后，疫病救疗机构的发展趋势更见明显：第一，道光以后，综合 性善堂急速增多③。综合性善堂的增多也意味着疫病救疗机构的增多，据以上资料，苏州府 城所在的长元吴三县，道光三十年前共有此类机构6个(另外两个分别在常熟和新阳)，而此 后则增加了一倍，达12个④。第二，一些原本没有疫病救疗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也纷纷增 加了这项功能。如咸丰九年始建的上海济善堂，同治二年(1863年)，“又添义学、施药、水 龙、水担及接办惠育之事”⑤。光绪时，奉化“邑内育婴、舍材，颇有善举，而独至施药一 项偏 有缺如之憾”，于是，“生员徐惠赞、贡生萧湘等集友百十余人，岁捐每人钱三百六十文， 建以为施药之地”，“制备时症丸散、损伤膏丹各药施之”⑥。正因如此，光绪《罗店镇志 》的编纂者指出：“吾里善堂初本为无力贫民代葬掩埋道毙而设也，迩年来如栖流、保婴、 恤茕、敬节，暨施药施医等善事愈推愈广。”⑦第三，除了时疫送药的综合性善堂日趋增多 外，同治以后，还出现相当数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比如南浔施药局、丹徒卫生医院、 宝山真如施医局等⑧。这类医局到同治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已为数甚多。
    这些医药局出现的时间与前面谈到的官方医药局基本一致，实际上，这些医药局不少是由 官民共同创办的。由于不像官方的日常疫病救疗几乎一度中断，所以从这里更容易看到这种 救疗的历史传承。这些医药局的功能主要是夏秋施医施药，与不少善堂(指综合性善堂，下 同)的功能是一致的⑨，而且它们本身与善堂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的附设于善堂之中，如 宝山真如的施医局；有的最初就是由善堂筹建，如南浔的医药局；有的还由善堂承办，如川 沙医药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元善堂成立，经董陆应梅等，禀定章程，此事( 指医药局——引者)遂归善堂承办。”⑩另外，还有的直接就是旧善堂的继承和延续，如丹 徒 的施诊送药局，“旧系赵氏专力捐办，即旧志所载尊仁堂也。兵燹后，赵氏无力复兴，同治 五年(1866年)由县照会普仁、安仁两堂议办，令暂设普仁堂”(11)。这些表明，同治以后出 现了大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其实与传统的善堂存在与发展有着非 常深刻的渊源关系，它与善堂的迅猛增加和善堂救疗功能扩展一道，共同促成了晚清社会疫 病救疗事业的发展。
    其次，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内涵方面的变化：
    第一，在经费来源上，过去的救疗机构主要依靠社会捐资或官员的捐廉以及他们捐助的田 产、房产的租金。这类经费来源，前者随机性强，缺乏稳定持久的保证；后者比较稳定，但 灵活性差，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由于难以保证得到长期强有力的管理，易致侵蚀 、流失。这些虽仍是同治以降出现的医药局或善堂的重要经费来源，不过已有机构开始以商 行铺户的抽捐作为自己的依托了。如南浔的医药局以抽丝捐为可靠的经费保证，具体办法是 “丝每包捐钱百余文”①。丹阳之栖流医药所，“医药之经费，酌收铺捐”②。除医药局外 ，不少具有救疗功能的善堂也采用了这种获取经费的方法，如同治元年兴办的上海保息局， “经费以丝捐为主”③。嘉兴府濮院镇的保元堂，“经费有葬会存息及丝绸菸茶等捐”④。 光绪时，宝山县的善堂，“经费由地方绅士先后捐置，及典铺月捐等项”⑤。相比之下，这 一经费来源不仅比较稳定可靠，而且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另 外，过去的施医送药完全是免费的，同光以降的医药局，虽然主体上慈善机构的性质并没有 改变，但施诊开始收取一定的号金，即挂号费，如真如施医局“凡来局诊治者每号收取号金 三 十文”。杭州的一医局，“不收看封，只要挂号钱廿八文”⑥。由于号金的收取，使这些医 药局可以做到经费部分自给。如川沙的医药局，“自光绪二十三年，至民国三年(内除光 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统计遗失)，共施医十万四千八百余票，收入大小银圆一千六百五十 二圆五百十三角，又钱二十一余千文。支出大小银圆一千七百圆二百十五角，钱五十一千余 文。所有不敷经费，由堂拨给”⑦。资金缺口已较小。这就为该机构的长久开办创造了良好 的基础。
    第二，医局的功能除施医送药外，逐渐增加了各科治疗内容，像川沙县医药局，“每年六 七两月，延请内外科二人，针灸、眼科、幼科各一人，来堂施诊”⑧。丹徒的卫生医院，原 本只是“常平施医”，光绪二十九年，经过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科、针灸、小儿等科疗 治”，已具有一些近代医院的色彩。可以肯定，在医药局中开展救疗活动，或留养病人，并 不是什么新事物，像宋代的安济坊就有类似的功能⑨，又如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的丹徒留养 所，也对留养病人，“内外医科，按期诊视”⑩。不过，道光以前，不仅由于常设的疾疫救 疗设施较少，功能也以施医送药为主，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济目的发生 了变化，以前施济的基本目的是救济“贫病”，施济的对象只是穷苦无依的病人，至于有钱 甚至普通的病人则不在施济之列。但当时专门的医药局施济重心已开始逐渐从贫向病转移， 至少病不再处于附庸地位。从川沙医药局的数字来看，每年的门诊数达近7000人次，与当时 西人开设的一些医院接近，已很难再说治病是无足轻重的。由于治疗疫病功能的扩展与施 济观念的转变相伴出现，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加普遍的诊疗意义。如果再考虑到晚清医 药局经费来源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嘉道以来传统救疗机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纯粹的慈 善 机构向着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代以来主流医疗机构——现代医院乃是由传统的善堂或医药局发展而 来的。事实上，现代医院主要还是适合西医的诊疗方式而发展起来，故不大可能是传统医药 局 的逻辑发展结果。不过以上陈述已经暗示，现代中国的医疗方式的形成至少与传统医疗资 源关系密切，或者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出现和发展 。首先，前面谈到，日常性疫病救疗机构的扩展趋势开始于乾隆中后期，特别是嘉道时期， 有些变化虽然出现在同治以后，但就变化的内容看，主要还是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其次 ，早期的西式医院基本都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建立，它们与传统的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 不大。传教士最初设立医院主要是希望用治病这一手段开拓他们的传教事业，因此早期的西 式医院也都是免费施药的慈善机构，经费也主要源自教会的拨款和地方人士的捐助。如上海 的 同仁医院于同治六年(1867年)“为中西人集资公建”①；苏州的博习医院，光绪九年(1883 年)初“柏乐文等得教会拨款及苏州地方人士捐助”而建成②。其区别似乎还主要体现在诊 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医药局几乎没有什么治疗器械及手术室之类的机构，但西医 不同，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的福音医院，“设立临产室、割症室、男、女病房和‘疯 癫’病房等”③。宣统元年落成的上海医院，建房舍，“糜三万六千余金，其购置器具及割 症用品，添建疯病房等复糜万余金”④。这种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中西医诊疗方式的不同造成 的，而非体制或理念上的差异。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平行性。再次，西式医 院的发展本身亦与传统医疗资源有关。西式医院由传教士引入后，中方人士就很快介入了， 如上海同仁医院，主持者是中国的黄春圃⑤。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有不少医院本身就是国 人所建，比如常熟的博爱医院，为青浦的周清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设⑥。即 使是教会主持兴建的医院，不仅经费上主要依靠就地募捐，在管理和医疗上，国人的参与也 日益增多⑦。显而易见，没有这些积极的参与和支持，西式医院的推广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最 后，由于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故而传统的医 疗资源与发展亦渐渐被包容于西式的医疗名称和形式中而被掩盖。如医局、医药局之类名词 清末以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为医院所取代。然而有些冠以医院之名的救疗设施，与传统的 医药局有着明显的类似，如丹徒的卫生医院、上海的时疫医院⑧等。又如，光绪末，苏州的 杨君谋在上海时疫医院建立后，也计划照上海的办法，谋建疫病院，并拟定了条约，其中云 ：“一、疫院专治痧症、泻症、痢症三者，他均不纳；一、疫院诊病，不论贫富贵贱，一概 接待；一、疫院治疗概不取费，俾病者可无妨碍，从速来院；一、疫院开于五月底，关于九 月底，计历四月。”经费来源计划“由商会提议，在各店铺捐集”，最终因苏商总会以该会 “于慈善事业按照定章向不与问”而告流产①。从中不难看到当时一些冠以医院或病院这样 的近代名词的医疗设施，其实包含着不少传统的内容。
    应该指出，以上所述并不是要否认西方的影响，而是不希望人们蔽于现当代西医和西式医 疗设施的一统天下，而看不到传统疫病救疗资源的发展及其对近代医疗设施的影响。
    　　　　三
    受国家职能和实际行政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清代国家很少在制度上对疫病救疗提供法 律的依据和实际的指导。不过，这一事业仍是国家没有界限的、模糊的职能的一部分，故在 没 有朝廷规定和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也可能从道义和责任的角度出发开展救疗活动 ，尽管它要受到官员的个人素养和能力、地方社会和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救 疗既有临时性的举措，也有日常的设施。就形式来说，它们基本都不是清代才出现的新事物 ，不过自乾隆中晚期，特别是嘉道以降，出现了日常的救疗设施渐趋增多等变化，表现为除 了数量增加和同治以后专门的医药局突然大量出现，此外在经费来源、救疗功能和慈善色彩 等方面，也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改变。开始依靠稳定而具有灵活性的经费来源(比如丝捐、铺 捐等)，并通过收取号金的方式尽可能减少资金缺口，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 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未必会直接导致现代医院的出现， 但至少在社会医疗资源上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地方官府 也开始较多开展日常性疫病救疗的活动。这些，最终为清末国家在有关方面职能的改变做了 重要的铺垫，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动并不全然是因为西方文明 的促动，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变化。
    在目前的一些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理论中国家与社 会的对抗或对立当做自己的预设前提，在揭示民间社会力量日趋增强的同时，尽力挖掘社会 力量与官方的对抗以显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②。然而我们于此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非 但没有出现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的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却在兴办医药局之类的事业中出 现更多、更为广泛的合作。清末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也完全不存在国家和官府职权退缩的事 实——实际上是具体职能的明确化和扩展。在清代江南，国家和社会，或者说朝廷、官 府和社会间区别虽然明确存在，但像西方那样的绝然对立却没有出现。对当时中国的国家和 社会，不仅需要从朝廷、官府、乡贤、民众等这样更为本土的名词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加 以理解，还有必要暂时抛开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以合作与互补这样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来重新 认识它们的互动。清末国家将原本主要由社会力量承担的事业纳入官方的制度化的轨道中去 ，不 仅不是对社会力量的扼杀和限制，很大程度上还可视为对社会力量行为的一种呼应。而且由 于其社会力量的救疗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从现代的眼光来看， 这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源，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某些强制性规定，这 种救疗也就很难取得全面的效果。因此，国家具体职能的拓展，或者说国家无所不包、笼统 的职能的具体、明确化，与社会力量的强大和活跃一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 。
    同时，我们还有必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中来理解明清社会力量不断活跃的历史意 义。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事务中作用的增强虽可能分割官府的部分权力，甚至在一些具体问 题上与地方官府乃至朝廷产生矛盾，但这决不是体制性的，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国家的利益 ，因为作为社会力量的领导者——乡贤一般都深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他们在追求自 己私利的同时，也会多少顾及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事实上，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从根 本上讲，无疑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而且，总体而言，社会力量也没有超越国家和地方政权的 能力与企图，毕竟乡贤在举办公共事务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对地方社 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其实他们兴办的各种事业，从 广义上说，也都是国家和官府职责之内的事，其意义并不在于藉机使民主和自由得到发展， 而是他们能够凭借自身对地方社会的熟悉和对当地社会问题和需求的敏感，有针对性地补充 官 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或民意，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 缺乏制度规定而实际需要的事业。同时，他们的活跃，也有利于个别官员的政绩不至于因其 离任而灰飞烟灭，从而使官方的一些善政能够持久稳定地保持。这既可以避免因为各地差异 巨大而国家政策一刀切所导致的弊端，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 度性规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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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传染病
郭卜乐 中国心理热线 http://www.zgxl.net
　　
　　
　　新出现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
　　人类面临传染病长期而严峻的挑战
　　
　　我国古代医学家在防治传染病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代称传染病为疫、疫疬、温疫、温病、伤寒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就详细阐述了有关对传染病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明末吴有性（又可）的《温疫论》，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著作，对传染病的病因、发病原理、辨证施治等有完善而系统的论述。对传染病的预防，远在二千多年前《内经·素问》就有记载，认识到未病先预防的重要性，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代杰出的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传染病的预防阐述具体而明确。16世纪我国民间就采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开创了以免疫学方法预防疾病的先河，后传入欧洲，直至18世纪英国的琴纳（Jenner）才创用牛痘苗预防天花。我国历代医学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及理论方面的认识，对尔后传染病的研究与认识的深化，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随着显微镜发明和病原微生物的发展，结束了认识与防治传染病的经验时期。1877年首先发现了炭疽杆菌，1897年首次发现了口蹄疫病毒，1898年发现支原体，1907年发现衣原体，1910年发现立克次体，1915年发现螺旋体以及真菌。病原体的发现，推动了免疫学的兴起和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化学药物与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传染病，而新的药物又不断合成与发现，开创了治疗传染病的新纪元。随着医学事业发展，消毒剂、杀虫剂、灭鼠药、各种生物制品的研制发明日新月异，使传染病的预防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控制与消灭传染病的预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控制与消灭传染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解放前的旧中国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流行猖獗；五大寄生虫使数千万人患病，解放初期我国就有1100多万人患血吸虫病、3000余万人患疟疾、2400万人感染丝虫病、50余万人患黑热病。“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推行免疫计划预防接种，在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消灭了天花、人间鼠疫已基本控制。霍乱、黑热病、登革热、脊髓灰质炎、白喉、麻疹、伤寒、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等在大部分地区及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但未能完全控制。有些传染病如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因预防措施尚未完全解决，或未能全面推广与落实，还不能完全控制其发生与流行。过去未有报道现在我国新发现的传染病有丙型肝炎、丁型肝炎、戊型肝炎、军团病、莱姆（Lyme）病。国内没有而可能从国外传入的传染病如拉沙热、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创伤性诊断与治疗措施的采用；放疗、化疗、抗癌药物，影响机体免疫功能药物的应用，可致机会致病性病原体的感染。目前超向于纳入传染病学范畴。未来战争中敌人对生物武器的使用，可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引起某种传染病的大流行，为此，部队医务工作者更须提高警惕，注意战争狂人在战时对生物武器的使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发生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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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神仙涉略
http://www.yikenbbs.com/txt8/31.htm

瘟神
[月坠]
　　中国古代民间信奉的司瘟疫之神。即：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
　　瘟疫，古人或单称瘟、温、或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在古代民智未开，医疗条件低劣的情况下，人们对这种可怕疾病，恐惧至极，很容易认为是鬼神作祟。因此乞求神灵保护，当是很早就出现的行为。
　　最早的疫鬼始见于纬书，为三人。《礼稽命征》云：“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为小鬼。”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礼纬》亦记此三疫鬼，称为高阳之子。《龙鱼河图》又有“五湿鬼”之名，曰：“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豆，著井中，祝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此后，若干著作即按比“三”、“五”之数，相继写出三鬼、五瘟故事。首先是干宝《搜神记》卷五之“三鬼”。此书这里出现的是三个散播疾病取人魂魄之鬼王，三鬼中，有一个隐名，有姓名者为赵公明、钟士季二人。南朝梁陶弘景《真诰·协昌期》载建吉冢埋圆石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侯甲乙，年如（若）干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这里出现的是主管地下冢中的五方神，五神中，有姓名者，只赵公明一人，其余四人皆隐名，达、张元伯、赵公明、李公仲、史文业、钟任季、少都符，各将五伤鬼精二十五万人，行瘟疫病。”这里出现的是七个主瘟疫病的瘟神，后来的五瘟神之名已全具，只钟仕贵作钟仕季，且多出李公仲、少都符二人。其后《正一瘟司辟毒神灯仪》中有云：志心归命：东方行瘟张使者，南方行瘟田使者，西方行瘟赵使者，北方行瘟史使者，中央行瘟钟使者。这里已明确称五瘟神为五瘟使者，其张姓、赵姓等又大体与后世五瘟相符，只是此处是按五方而不是按四季加总管中央为名，且南瘟姓田不姓刘，钟、史二人又易位，是与后世不同者。
　　南宋天心派道士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卷十三《斩瘟断疫品》论述瘟神行瘟之由及制瘟之法，略云：“但今末世，时代浇薄，人心破坏，五情乱杂”，故“东方青瘟鬼刘元达，木之精，领万鬼行恶风之病　南方赤瘟鬼张元伯，火之精，领万鬼行热毒之病；西方白瘟鬼赵公明，金之精，领万鬼行注气之病，北方黑瘟鬼钟士季，水之精，领万鬼行恶毒之病；中央黄瘟鬼史文业，土之精，领万鬼行恶疮痈肿”，据说，“若能知瘟鬼名字，鬼不敢加害，三呼其名，其鬼自灭。”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纂的《三教搜神大全》又为五瘟神作传，其卷四“五瘟使者”称：“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于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杓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上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神）。如现之者，主国民有瘟疫之疾，此天行时病也。’帝曰：‘何以治之，而得免矣？’张居仁曰：‘此行病者，乃天之降疾，无法而治之。’于是其年国人病死者甚众。是时帝乃立祠，白袍力士封为感应将军，黑袍力士封为感成将军，黄袍力士封为感威将军。隋唐皆用五月五日祭之。后匡阜真人游至此祠，即收伏五瘟神为部将也。”旧时各地建庙祀瘟神，有些地区称瘟祖庙。祭祀日期各说不一。《三教搜神大全》谓隋唐时五月五日祭之，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七引《岁时杂记》则谓元旦祭之，曰：“元日四鼓祭五瘟之神，其器用酒食并席，祭讫，皆抑（遗）弃于墙外。”《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又称，九月初三为五瘟诞辰，该日为其祭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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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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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公元元年

公元前25世纪前  中国已经开始在医药中使用酒。

公元前18世纪

    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载有医疗事故惩罚条例。

    埃及史密斯氏纸草书中记有创伤处理的方法。

公元前16世纪  埃及埃伯斯氏纸草书中记有多种疾病和药物。

公元前11世纪前

    中国甲骨文中有人体解剖部位名称和多种疾病的描述，并有除虫、沐浴等记载。

    中国设有“病小臣”，这是有纪录的最早的医疗行政机构。

    《尚书·说命》中已有对服药后的反应与疾病关系进行的论述。

    中国商都设有下水道。人们已经知道讲究卫生，注意住宅、身体、饮食清洁，以及用石、骨、青铜等制作卫生和医疗用具。

公元前10世纪前后

    中国《周礼》中记载，设医师掌管医药卫生，每届年终统计医师治愈或死亡的人数，并予奖罚。这是最早的医疗考绩记载。

    《周礼》分医学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这是最早的医学分科。

     据《周礼》、《札记》等记载，中国在春秋时期已经对四季气候变异引起的多发病与疫病流行有一定的认识。
公元前6世纪  印度《阿输吠陀》中已把医学分为八个科目。

公元前581年  据《左传》记载，中国秦代已认识到狂犬的危害。

公元前541年  中国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淫致病学说”，这是最早的病因理论。
公元前4世纪

    中国医学家扁鹊在世，其诊病已用望、闻、前后问、切等方法，尤长于望诊和脉诊。他在治疗上已用针灸、按摩、汤药等多种方法，有救治“尸厥”(假死)成功的记载。他提出的“六不治”准则中的“信巫不信医不治”，突出说明他的医疗实践已与巫医彻底决裂。

    中国医书《五十二病方》强调预防破伤风，对腹股沟疝的治疗已创用疝带和疝罩，并有简单的手术修补。对肛门痔漏论述详实，手术和非手术疗法丰富。已开始使用水银制剂治疗皮肤病。

    中国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为现存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文献。书中已有汤、散、丸、药酒等剂型。

    中国医书《导引图》为现存最早的医疗体育图。

    希腊医学代表人物希波克拉底行医，但《希波克拉底文集》则为后人所作，成书于三世纪。

公元前3世纪前后

    中国《山海经》成书，其中记载有关药物百余种，并叙述数十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中国《内经》成书，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脏腑、经络、营卫气血以及病因、病机、疾病认识、治则治法、养生保健，并批判了鬼神致病的落后观念。

    中国已经有法医学的内容记载，主要包括活体及现场和尸体的勘查等。

    中国秦朝设病人坊，收容麻风病人。

    古希腊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医学校。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进行了早期的解剖学(包括人体)和生理学研究。

    印度阿育王建立了18个医疗中心，这是医院的雏形。

约公元前2世纪  西汉名医淳于意在世。《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其生前针对汉文帝诏问所述的25例病案，史称《诊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医案。

公元前1世纪  印度阿输吠陀学派的外科代表著《妙闻集》开始成书。
　

公元元年～公元1000年
　

公元5年  中国开设“本草待诏”一职，征集国内通晓方术、本草的学者，为之后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创造了条件。

公元16年  中国《汉书》载王莽诛翟义之徒，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解剖其尸体，“度量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其终始，云可以治病”。说明进行人体解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医学。
公元27年  中国《论衡·解除篇》中提出蚤、虱有吸血之害。

公元30年  罗马切尔苏斯著百科全书，其中医书八卷流传后世，记载了罗马时代的医学成就。

公元1世纪  印度阿输吠陀学派内科代表著作《司罗迦集》成书。

公元2世纪初

    中国郑玄《周礼注》记载有用升华法炼制外科用药的方法。
    中国名医华佗约在此时开始应用酒服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并在麻醉下施行开腹术。他还提出了一种模仿虎、鹿、熊、猿、鸟动作的医疗体育法——“五禽戏”。

公元162年 中国《后汉书》载陇右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皇甫规亲入庵卢巡视。庵卢就是野战传染病医院的前身。

公元210年  中国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临床诊治体系，为中医临床医学奠定了基础。

公元2世纪下叶  罗马人加伦研究动物解剖和行医，他倡导的医学体系统治了整个欧洲中世纪医学。

约公元256年  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成书。

公元3世纪中  王叔和《脉经》成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切脉诊断专书。

公元4世纪初  中国葛洪撰《肘后方》，首次描述了天花在中国的流行；论述了沙虱(恙虫)病及应用虫末外敷、内服预防恙虫病的方法；提出用咬人狂犬的脑髓外敷被咬者伤口，以防治狂犬病发作。其《抱朴子·内篇》所述的炼丹法涉及几十种药物，并记述了一些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及金属的取代作用，被尊为化学之鼻祖。

公元4世纪  罗马君士坦丁帝改信基督教，迁都拜占庭，下令在东方大城市兴建医院。

公元392年  据中国《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唇裂修补手术取得成功。

公元420年  中国胡洽居士著《百病方》，其中载有用水银制剂作利尿药。

公元491年  中国《南史》记载：吴兴大水，其贫病不能立者，有人立廨收养，给衣给药。这被认为是中国私立慈善医院的最早形式。

公元514年  中国针灸传入朝鲜。

公元550年  中国针灸传入日本。

公元610年  中国巢元方等编撰《诸病源候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病因病理学专著。该书还载有肠吻合术、大网膜结扎切除术、血管结扎术等外科手术方法和步骤。

公元624年  中国唐代继南北朝、隋朝之后，在京城成立太医署，分医学为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四科。各设博士、助教以教授医学。医师又分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小儿科)、耳目口齿与角法等专科。其教材、学制、考核均较先进，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医科学校。

公元7世纪

    中国医学家已开始广泛应用海藻、昆布、海蛤等制成丸散，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

    中国开始使用汞锡银合金作为齿科的填充剂。

公元652年  中国医学家孙思邀的《千金要方》成书，这是较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书中记载有用羊肝、猪肝煮汁治夜盲症；用龟甲治佝偻病；用谷皮、赤小豆等煎汤防治脚气病。书中多处强调水肿病人忌咸、断盐、勿盐。引述前人论述消竭病(糖尿病)小便至甜的结论，并强调禁灸与防止化脓性感染等。记述了下颌脱臼手法复位、导尿术、食管异物剔除术等，并绘制彩色经络穴位挂图。

公元659年  中国唐高宗接受苏敬等人建议，令各地将所产的地道药材并绘图送京，由苏敬等人据之对前代本草著作进行修订，公元659年成书，名曰《新修本草》，并由政府颁行全国。

公元820年  据中国《全唐诗话》记载，此时眼科已能装假眼，以珠代之。

公元841年  中国蔺道人撰《理伤续断方》，所述肩关节、髋关节脱臼的手法复位，四肢及脊柱骨折的手法、手术复位及夹板固定的方法和步骤，达到符合人体生理、解剖的正确复位。

公元847年  中国昝殷著《经效产宝》，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

公元936年  中国和凝父子著《疑狱集》，为法医学之始。
公元937年  据中国《太平广记》记载，此时能以刀针割治瘿瘤(甲状腺肿)。
公元947年  契丹主患热病，以冰罨贴胸腹四肢，为中国冰罨疗法之始。
公元951年  据中国《太平广记》记载，此时临床开始使用鼻饲给药。

公元9～10世纪  伊斯兰政权在中东、北非及西班牙多处兴建医院。

公元10世纪中  辽墓出土有植毛牙刷柄，说明已将隋唐用杨枝清洁牙齿的方法进行了改进。

公元1026年  中国王惟一撰《铜人脑穴针灸图经》，次年又主持铸造等身针灸铜人两具，为最早的针灸教学模型。

公元1075年  中国《苏沈良方》首载秋石制取法，为最早的性激素制剂。

公元1086年  中国《说苑》记述银作镀金工人为水银所熏引致头手俱颤，以及贾谷山采石人为石末伤肺等职业病。



公元1000年～公元1700年


公元1000年左右  阿拉伯人间维森纳吸收希腊和东方医学传统，集阿拉伯医学之大成，所著《医典》为中世纪经典。

公元11～12世纪  建立于九世纪前的意大利萨勒诺医学校，吸收希腊及阿拉伯医学，开始摆脱宗教束缚，转向实用教育。

公元1170年  中国洪遵刊《洪氏集验方》，首次记述同种异体骨移植术。

公元12世纪30年代

    南宋临安(今杭州)每逢新春，有淘渠，沿门清理地沟；并建有每日扫除街道垃圾及清除住户粪便等公共卫生制度。

    中国窦材的《扁鹊心书》中首次记载了用山茄花(曼陀罗花)和大麻花可用作全身麻醉剂。

公元12～13世纪

    在法国巴黎、蒙彼利埃、意大利博洛尼亚、帕多瓦和那不勒斯，先后成立大学，传授希波克拉底和加伦医学。

    日耳曼王腓德烈二世规定，医生要接受正规训练，要学习人体解剖。这标志人体解剖在局部地区开禁。

公元1237年  陈自明著《妇人良方大全》，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妇科专著。
公元1247年  中国宋慈撰《洗冤录》，为中国现存较早的法医学专著。包括人体解剖、法医检查、鉴别中毒、急救等内容，国外有多种译本。

公元1330年  蒙古族医学家忽思慧撰《饮膳正要》，这是中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
公元1331年  中国李仲南撰《永类钤方》。首次提出“俯卧拽伸”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指出膝关节“半伸半屈”最有利于髌骨骨折之整复。
公元1337年  中国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首创“悬吊复位法” 治疗脊柱骨折。

公元1346年  欧洲鼠疫大流行开始，许多地方自发采取隔离措施，教会逐渐同意尸检以查明死因。

公元1348年  威尼斯首创40天检疫制，意在阻止鼠疫自海路入口。

公元1537年  教皇正式批准用人体解剖教学。

公元1541年  德国人科尔杜斯出版《配药指南》，为第一部系统药典。

公元1543年  维萨里著《人体构造论》出版，配有精美插图，这是第一本较准确人体解剖学。

公元1546年  意大利人弗拉卡斯托罗发表《论传染》，认为传染病由活的“病芽”传播，主张检疫、隔离和消毒。

公元16世纪上半叶  瑞士医生帕拉切尔苏斯倡导化学药物，强调疾病系外因侵及特殊器官而致病，首先描述矿工疾病。
公元1554年  中国薛铠著《保娶撮要》，创用烧灼断脐法预防婴儿破伤风
公元1567年  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载，安徽太平县以接种人痘法预防天花，后逐渐传至全国。

公元1578年  中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完成巨著《本草纲目》，该书取材广博、药品众多，同时还包括了相当丰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

公元17世纪  英国钱伯伦家族发明早期产钳，但秘不外传。

公元1610年  德国人特劳特曼进行剖腹产手术成功，这是第一例有确切记录的剖腹产术，但产妇于25天后死亡。

公元1614年  意大利人圣托里奥发表《论医学测量》，开创医学定量实验，并创制许多仪器。

公元1617年  中国陈实功的《外科正宗》中记述了设计精巧的鼻息肉摘除术、气管缝合术等。

公元1628年  英国人哈维发表《心脏运动论》，论证了血液循环原理，开创了现代生理学。

公元17世纪下叶  英国人西德纳姆倡导临床观察，强调疾病的鉴别和分类，这标志着近代临床医学的兴起。

公元1681年  康熙皇帝诏令全国推广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之流行。
公元1683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瑞尼介绍中国针灸术到欧洲。
公元1694年  德国医生甘佛氏介绍中国针灸术到德国。

公元1700年  意大利人拉马齐尼发表《论工匠的疾病》，介绍了50余种职业的疾病，并提出个人防护方法。


公元1701年～公元1900年


公元1701年  荷兰人布尔哈维在莱顿大学开创临床教学，通过学生将开创临床教学，通过学生将临床思维传至欧洲各处。

公元1717年  中国人痘接种术传入土耳其。英国公使夫人蒙塔古在土耳其学得人痘接种术，为子女和皇家子女接种以预防天花取得成功，人痘接种术传入英国。

公元1721年  波尔斯东在美国首先推广中国人痘接种术。

公元1747年  英国人林德在航海中对船员进行临床实验，证明柑橘(内含维生素c)的抗坏血病效果。

公元1761年

    意大利人莫尔加尼发表《疾病的位置与病因》，由此疾病概念深化到病理层次。

    奥地利人奥恩布鲁格著书介绍胸部叩诊法，但半世纪后才得到推广。

公元18世纪下叶  英国人亨特从事动物实验并行医，被视为科学外科学的奠基人。

公元1778年  奥地利人梅斯默在巴黎用催眠法为人治病。

公元1779年  德国人弗兰克著《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第一卷出版，被视为公共卫生学奠基著作。

公元1793年  法国人皮内尔开始改革将社会不安定分子(包括精神病人)锁禁精神病院的作法，从此“疯人”逐渐被视为病人而接受医学服务。

公元1796年  英国人詹纳证明牛痘的预防效果。

公元1806年  由鸦片中提取出吗啡，由此开始从天然药物中提取有效成分的作法，使药物的精确研究成为可能。并开辟了工业制药的途径。

公元1816年

    法国人马让迪的《生理学纲要》出版。他强调实验，鄙弃思辩的思想，帮助医学研究走上科学道路。他的药物研究被视为实验药理学的开端。

    法国人拉埃内克发明间接听诊法，随后制成听诊器。

公元1826年  法国人布雷托诺发表《粘膜组织的特异炎症》，根据特异性病理改变指出呼吸道不同部位的白喉实为一病，并据此推断特异性病原体的存在。并为一白喉病人行气管切开术成功。

公元1827年  英国人布赖特发表《医案报告》，描述了肾炎并指出患者尿液加热后可出现沉淀。这标志实验室医学进入临床。

公元1840年  法国人路易用统计资料证明放血对肺炎无治疗作用，路氏因此成为医学统计学奠基人。

公元1846年  美国人莫顿施乙醚麻醉，由沃伦作手术摘除一颌部肿物。这使麻醉术迅速得到推广。

公元1847年  匈牙利人塞梅尔魏斯发现医务人员的不洁双手和器械造成产褥热。他要求用漂白粉水洗手，使病死率大降。

公元1851年  德国人赫尔姆霍茨发明眼底镜。

公元1854年

    英国人斯诺证明霍乱与水源卫生的关系，促进了城市的公共卫生运动。

    英国人南丁格尔率护士赴克里米亚战场工作，使伤兵死亡率大降。返英后创办第一所护士学校。

公元1858年  德国人菲尔肖发表《细胞病理学》，综合了细胞学说和个人病理研究成果。细胞层次的观察，提供研究肿瘤的一个途径。
公元1859年  奥地利人切尔马克改进加西亚于1855年发明的喉镜，首次用于临床检查鼻咽腔，为内腔镜之始。
公元1865年

    英国人利斯特，受巴斯德的细菌致腐学说的启发，创用石炭酸处理伤口，继而用于术前消毒，使感染率大为下降。
    法国人贝尔纳发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他介绍的实证研究原理和其后提出的内环境衡定概念，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公元1868年  德国人温德利希出版《病中的体温》，总结25000人体温纪录，奠定体温检查在临床工作中地位。

公元1876～1883年  德国人科赫先后发现和证实炭疽病、结核病和霍乱病的病原体。提出鉴定病原体的“科赫原则”。设计供纯培养用的固体培养基，从而为细菌学奠定科学基础。

公元1883～1885年  法国人巴斯德发现炭疽传播途径，发现减毒菌株的免疫作用，先后制成炭疽菌苗和狂犬疫苗并证实其效果，是为免疫学的开始。

公元1880年  德国人纽伯用高压蒸汽消毒手术器材，是为无菌手术之始 。
公元1881年  奥地利人比尔罗特一年内作胃癌手术22个，此后腹部手术逐渐增多。
公元1887年  荷兰人艾克曼发现糙米(内含维生素B1)可防治脚气病。
公元1890年  德国人贝林和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发现白喉抗毒素，开创血清疗法。
公元1893年  英国人曼森，根据过去的发现(蚊虫传播丝虫病)，提出疟疾由蚊虫传播的假说，并告知英国人罗斯，后由罗氏于1898年证实。曼氏也因此成为热带病学的奠基人。
公元1895年  德国人伦琴发现x射线，迅即用于临床诊断。
公元1896年  法国人维达尔应用凝集反应诊断伤寒病。
　

公元1901年～


公元1901年

    奥地利人兰德施泰纳发现人的ABO血型系统，奠定输血疗法的基础。

    奥地利人弗洛伊德著《梦的解析》，阐述了精神分析的理论。

公元1902年  英国人加罗德指出苯丙酮酸尿症按孟德尔方式遗传，是酶缺陷造成，提出先天性代谢障碍概念。

公元1903年  荷兰人爱因托芬利用自己发明的弦线电流计测量心电，制定导联常规，奠定临床心电图学基础。
公元1905年  奥地利人皮尔凯研究血清病，次年提出变态反应一词。
公元1908年  德国人埃尔利希合成抗梅毒药物606，开创化学疗法
公元1922年  加拿大人班廷和贝斯特提取胰岛素成功，同年用于临床
公元1925年  英国人费希尔出版《研究工作者用数理统计方法》，连同1935年出版的《实验设计》，对此后的医学研究，特别是临床药效评价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他提出的重复随机、对照三大原则一直指导着现代研究。

公元1928年  英国人弗莱明发现青霉菌与一些致病菌间的抗生现象，但直到1941年才由弗洛里和钱恩提取出青霉素，并进行临床实验取得成功。
公元1929年  德国人福斯曼在自身试验插入心导管。1941年此法经美国人理查兹和库尔南改进并用于临床。
公元1932年  美国人坎农发表《人体的智慧》，详尽介绍了内环境稳态概念。
公元1933～1938年  相继出现的胰岛素休克和电休克为主要精神障碍提供了比较有效的疗法。
公元1935年  德国人多马克报告了一种偶氮化合物的抗菌效果，经临床实验证明有效，这导致一系列磺胺药的出现。
公元1939年  瑞士化学家弥勒合成DDT，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强有力的杀虫剂，在消灭虫媒控制传染方面曾起重大作用。
公元1941年  美国人哈金斯创用异性性激素控制前列腺癌和乳腺癌。
公元1942～1943年

　  荷兰人科尔夫用血透析法(人工肾)帮助病人渡过急性肾功能衰竭。

    发现烷化剂氮芥的抗癌作用，是为癌瘤化学疗法的开始。

公元1940年

    美国人金西发表《人类男性的性行为》，转变人们对性的看法，标志性医学的开始。

    美国人斯内尔对小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的研究，为此后器官移植工作打下基础。

    美国人亨奇利用肯德尔合成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类似物(可的松)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取得成功，由此开始了激素疗法。

公元1950年  合成氯丙嗪，1952年试用于治疗重型精神障碍取得成功，从此取代了胰岛素休克而开始了精神障碍的化学治疗时代。

公元1950～1951年  超声开始用于临床诊断。

公元1951年

    美国人埃利昂和希钦斯合成抗癌药物5MP，由此开始抗代谢药物的大规模研制，相继制成抑制移植排斥、治疗代谢病(痛风)、抗病毒等一系列药物。

    张民觉和美国人平卡斯研究生殖激素的抗排卵作用，导致口服避孕药的研制和广泛应用。

公元1952年  美国人穆尔发表《对外科干预的代谢反应》，强调从功能角度全面治疗外科病人。

公元1953年  美国人吉本第一个用完全心肺分流术为病人作手术闭合心房缺损取得成功。

公元1953～1957年  美国人索尔克和萨宾分别研制出注射的和口服的小儿麻痹症疫苗，现场实验证明效果良好，不过后者性能更优越。

公元1954～1959年  美国人默里先后取同合子及异合子孪生子的肾作移植术取得成功。

公元1957年  美国人英格拉姆分析镰状细胞贫血病人的血红蛋白，发现与正常相比较只差一个氨基酸，这是分子医学的一个里程碑。

公元1958年  法国人多塞明确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当于小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系统，为器官移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供了解决途径。

公元1959年  法国人勒热纳发现遗传病先天愚的第21染色体为三体。这是首次证实人类染色体畸变。
公元1958～1960年  心脏搏器研制成功并用于临床。
公元1960年  激光发生器用于眼科诊疗。
公元1961年  美国人斯塔尔和爱德华兹创用球瓣型人工心瓣膜治疗心瓣膜病。
公元1966年  美国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应答》出版，记录了对人类性活动的首次实地观察和实验。此后两人研究性功能障碍，其成果发表于1970年的《人类性功能障碍》。

公元1968年  美国人罗兹创用完全性静脉高营养法。

公元1972年

    英国人豪恩斯菲尔德研制成功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

    美国人毕晓普和瓦尔默斯开始对癌基因进行系统研究，逐渐明确它与人身固有的生长因子有关。

公元1973年  美国人科恩和博耶等人，在史密斯和内森斯的内切酶工作基础上，开创了基因工程，在1977～1980年间利用此法已制出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大分子制剂。

公元1975年  阿根廷人米尔斯坦和德意志人科勒创用杂交瘤方法制造单克隆抗体，此法现广泛用于科研和临床(如诊断)。

公元1978年  英国人爱德华兹首次用体外受精后回植的方法培育出第一例“试管婴儿”。

公元1980年

    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告，全球已正式消灭天花。

    研制成体外碎石机，用冲击波粉碎泌尿道结石。

公元1982年  第一个人工心脏使用于临床。

公元1983～1984年  1981年发现的艾滋病，于1983年由法国人蒙塔尼埃分离出第一株病原体。美国人加洛证明它同1978年发现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近缘，同为逆转录病毒，并于1984年制出特异血清。


[ 本帖由 stanza 于 2003-5-12 01:21 最后编辑 ]

温柔地思想

《周礼》中提到的卫生防疫措施


《周礼•秋官司寇》中专司驱除鸟兽虫豸毒蛊者有数职：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
冥氏：掌设弧张。为阱擭以攻猛兽，以灵鼓驱之。
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郑玄注：攻说，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
穴氏：掌攻蛰兽，各以其物火之。
翨氏：掌攻猛鸟，各以其物为媒而掎之。
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县（即悬）其巢上，则去之。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
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郑玄注：神，谓水神龙罔象。）
庭氏：掌射国中之夭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射之。（郑玄注：郑司农云：“救日之弓，救月之弓，谓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谓日月之食，阴阳相胜之变也，于日食则射大阴，于月食则射大阳与？）

其驱除之法，科学与巫术并用，如庶氏以攻说禬除毒蛊就是典型的诅咒之术，硩蔟氏以方书日号、辰号、月号、岁号、星号悬于鸟巢以驱妖鸟，壶涿氏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渊除水虫，就是典型的厌服之术，庭氏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夜射鸟兽之神，则是典型的傩除之术，《左传•昭公元年》云：“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 禜亦即此类除疫巫术。

stanza

中国古代的流行病及其防范

《光明日报》      

[ 2003年5月13日 ]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根据明代吴有性《瘟疫论》的说法：“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春秋时，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纪元前七世纪起的2000余年间，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而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疫灾对人的杀伤力也日见增强，每次死亡人数都很惊人。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鉴于疾疫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人们在很早以前即开始致力于对疾疫的研究，以期控制和杜绝疾疫的发生。但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大约从宋朝起，始提出疠气说，认为是疠气导致疾疫的发生。明代吴有性进一步明确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有毒疠气导致疾疫发生。虽然此说并非建立在现代病毒学和细菌学的基础上，但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实属不易。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疾疫的发生是由于细菌和病毒侵入人体所致。从细菌和病毒的历史看，是由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从细菌与病毒的历史探讨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他谈到，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欧亚旧大陆农耕社会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传染病发生的温床。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中国文明自古以农业为基础，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进入文明时代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必然带来病毒和细菌的大量繁殖，并给人类传染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从中国古代呈现加速度发生的疫灾情况看，这一规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从疾疫传染情况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鉴于疾疫问题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古代从很早开始就进行了各种预防和控制尝试，具体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

    1.顺应节气。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2.巫术的精神控制。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这种迷信的办法，对于防治疾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

    3.注意公共卫生。尽管很长时间内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归因于瘟神作怪或阴阳失序，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还是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4.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5.处理尸体。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6.病人隔离。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自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此可视为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至迟到晋朝，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从宋代开始，出现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在越州所创之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19《越州赵公救灾记》)。此后不久，苏轼于元?四年(1089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长编》卷435)。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病患者，效果显著。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他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疾疫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效。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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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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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远去的家园》续篇六十九
——傩舞之乡

摄制组从乐安的流坑村,驱车前往南丰县。南丰县是中国著名的傩文化保留区，傩的起源与先民的自然崇， 图腾崇拜和巫术意识有关。从神话传说和文字记载来看，傩产生于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形成并完善于商周时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与宗教、民俗和民间文艺结合，衍变为多种形态的傩舞、傩戏，至今仍在我国许多地区流传。
江西是中国傩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南丰则是江西的"傩舞之乡"，有100多个傩舞班子，70多个傩舞节目，100多种傩面具。二千多年来，此地傩风不绝，形成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化现象。摄制组驱车前往南丰县石邮村，因为那里保留着最古老，最原生形态的出傩仪式。

（采访实录）：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这里也是牌楼，好几个牌楼。
杜宪：为什么都没了？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 破坏了，解放以后把它作为封建的东西，把它破了四旧。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古老的傩面具和服装、道具都当作"四旧"烧毁了，但村里的傩神庙却幸运地保存下来了。

（采访实录）：
王鲁湘：傩其实就是一个假面，可以说中国面具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历史一样的悠久。这种假面的文化起源，我们大概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人的头颅崇拜。从中国来说，对这样一种戴着假面扮成各种各样的神灵来驱除瘟疫驱除厉鬼，这种活动这种仪式，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有记载了。甲骨文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仪式：就是在房子里头，然后戴着假面的这种神，一间一间地搜索房子，把房子里头各种各样的鬼怪驱赶出去。而且甲骨文里头有一个“鬼”字，我们现在根据字型，来做一个猜测，应该就是一个戴着一个大的面具的神，或者说这样的精灵。

"文化大革命"一经结束，南丰傩舞如野火过后的春草，迅速发展起来。连带有巫术性质的傩仪也得到了保护，人们开始认识到傩舞的历史文化价值南丰傩舞，也开始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王鲁湘：那么到了周代的时候，也就把这种驱除疫鬼的仪式开始正式地称之为傩了。那么傩实际上是对于驱鬼的仪式过程中间，驱鬼的队伍口里发出一个声音的一种记录，就是驱鬼的时候，所有驱鬼的这些神怪嘴里头都要有节奏地喊出一个声音就是“傩”。至于为什么要喊出这么一个声音？我们现在不是太清楚。而这个傩的本意，根据东汉许胜说文的解释，实际上就说的是一种有节奏的动作，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舞蹈。实际上，在周代的时候，一年中间要举行三次傩仪，在季春之月举行的傩就叫做国傩，是天子和诸侯一起参加的，庶民百姓不能参加；在仲秋之月举行的这个傩，叫天子之傩，这时候就连诸侯都不能参加了，就是天子在宫中举行的；那么季冬之月，叫做大傩，那是全国上下包括天子诸侯在内庶民百姓在内，大家全民一起动员一起参加一个驱除疫鬼的仪式。那么到了汉代的时候，宫中这个驱傩的仪式，就只保留了大傩。

南丰位于江西东部，与福建接壤。南丰有傩自汉开始，汉代初年的长沙王吴芮驻兵南丰时，祖周公之制而传傩仪。唐末余氏从饶州迁来南丰，随行带来一队驱傩的道士。根据上甘村有关族谱的记载，村里的傩神庙就是唐代始建的。宋代是南丰傩的发展时期，宋室南渡，赵氏宗室后裔流寓南丰，带来了京都的文化艺术，促使南丰傩戏趋于成熟。南宋刘镗的《观傩》诗，就详细描写了南丰一个大户人家演出傩戏的情景。明清是南丰傩的繁荣时期，石邮村的傩庙就建于明代宣德年间，村里组建的傩班从宣德年间延续至今，差不多快600年了。

（采访实录）：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元代很多东西已经失落了，蒙古人的习俗跟我们汉族不一样，不一样的话，傩已经受到抑制了。传说中有些记载现在都没流传下来。到明代初年因为朱元璋很重视祭祀活动，那么很多地方，特别是靠西乡这一带像金沙、甘坊、南堡，像石邮先后陆陆续续把傩班就建立起来了，特别有些修建傩神庙，有些重修傩神庙。

清代后期，南丰的乡傩进一步娱乐化，一些傩舞艺人组建新的傩班，把宗教色彩浓重的傩仪分离出去，专跳傩舞，并吸收戏曲、木偶、灯彩、武术的表演成份，编演了许多新的傩舞节目，上百个傩班散布在全县大多数乡镇，使这片土地笼罩在浓厚的傩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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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远去的家园》续篇七十
——石邮傩班（上）

石邮村位于南丰县三溪乡，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据， 村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石邮村现有人口1100多，吴姓是村里的大姓。明朝宣德年间，任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令的吴潮宗退休回故里后，在石邮村修了第一座傩神庙，组建了第一个傩班，被吴姓族人尊为太尹公。
太尹公吴潮宗当海阳县令的时候，瘟疫经常夺去百姓的生命，他就建傩驱疫，没想到真有效果。当他告老还乡时，就从海阳带来一支八个人组成的傩戏班，还带回来24尊神像。每年正月演傩，傩班除了拜见傩神太子，还要拜见太尹公。

（采访实录）：
李宗瑶：第一家就要到这来，为什么？
石邮村民：傩是这里出的，就在这里跳，跳了以后，初二就在那个厅跳。
李宗瑶：当时吴朝宗把广东的傩班弟子都带来了，他们也都住在这个房子里？
石邮村民：就住在隔壁的地方，这里是正房嘛，都是他们住的地方。他的偏房就是从这儿，以前这里是一个偏房，后来拆掉了。这里有三个房间，正好是做了新房子的，边上是三个房间，在这个空地的位置是三个房间，这是一个小厅堂，你看那个神坛还在。
李宗瑶：就是这个？
石邮村民：对，这是过去的那个神坛。这里是算一个小偏房，那边座落就是房间，给他们八个人住的地方。以前我是从以前大伯相传下来，听他说的，其实我也不懂，我也是听他们说起来。

由于太尹公带回来的傩班是八个人，这也就成为石邮村傩班的定制，几百年来神圣不可更改，傩班永远是八个人。

（采访实录）：
李宗瑶：您进班的时候是几伯？
罗会友（傩戏大伯）：一进班就是六伯。
李宗瑶：别人一进班不是要从八伯开始吗？
罗会友：对，别人得从八伯开始。
李宗瑶：别人一进班是八伯，那您怎麽一进班就是六伯？
罗会友：我家里人说：你要懒得挑那个担子，你就先去殿里拎着个开水壶，烧开水。最先进殿里的就为大，为大的就不用我挑担子。是这样子，那两个来到后面的就是老七，老八。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那次三个人同时进班，是进班的前一天。明天要开始跳傩了，他的岳父懂得这个规矩：哪个先进傩神庙就为大。他清早很早就起来了，帮大家烧开水，那么最后的排位就是这样了，他先进来他就成为六伯，那个来得最晚的八伯，八伯是要挑担子的，外出跳傩的话，他要挑着担子，是很麻烦很辛苦的。

石邮村傩班的八个人，依进傩班的时间先后分别称为：大伯、二伯、三伯、一直到八伯，这个秩序只有傩班中有人去世才可改变。如果是大伯去世，二伯则升为大伯，其余的人依次递升，新补进来的弟子就是八伯。

（采访实录）：
王鲁湘：在元明以后，唱戏的这种人是属于贱民，他和乞丐和妓女一样，他是属于社会的贱民。在这个宗法制度很严的石邮村这个地方，宗族里的人是不允许去从事这种贱业的，因此他就由村里的杂姓的人来从事。

傩班弟子只能是村中的杂姓村民，作为大姓的吴氏子弟是不能跳傩的，作为太尹公的后代，他们行使对傩神庙和傩班的管理权，管理傩班的人称为头人。

（采访实录）：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族傩就是，这个姓，这是吴姓，它是吴姓家族的，属于它的。
姓罗姓的，它是罗姓家族的，属这个族所有，我为姓吴和姓罗的这一族的人服务。当然首先有家族，开始还没有头人。这个头人制度，一定是把傩引进以后，建立这个傩班，需要管理，他们才讨论产生出这个头人制度。那么这个头人制度，跟傩应该是同时出现。

太尹公带回故乡的八位海阳傩班艺人光荣引退后，石邮村傩班弟子的传承就在本村除吴姓之外的其他杂姓男子中代代相承。

（采访实录）：
葛剑雄：它以前的存在是依靠宗族，因为什么呢？这个傩它本身要完全靠自己盈利来养活自己
不容易的，一般都是一个大的宗族，或者几个宗族或者一个地方，他们供养这批人。有的是业余的，到时候利用祭祀，利用节庆他们来表演。中国民间一些信仰，或者民间一些艺术都有这样的规矩，甚至一些戏剧班子里面，以前都有自己的一套行规，都有管理的人。这些人有的是世袭的，有的是师徒相传的，一般都有一个传承的关系。因为它有很多，比如说面具的制做，演出的诀窍，还有很多经验，有的还有口头相传的，都需要有人传承下来。

石邮村的傩舞称为老傩，表演古朴粗犷，气氛庄严肃穆，伴奏乐器只有一个单面蒙皮的斗鼓和一面低音锣。每年的正月初一起傩，正月初二离村赴附近各村堡表演，正月十六下午返村，十六晚上在全村家家厅堂搜傩。村民们相信，经过半个月的跳傩，村里的疫病就会驱除掉，来年一定鸡犬安宁，生活太平。

《寻找远去的家园》续篇七十一
——石邮傩班（下）

几百年来，石邮村的吴姓和其他杂姓村，所以能够和睦相处，应该与傩班，与头人制度有一定的关联。由吴姓提供傩班的活动经费，并进行管理。由杂姓子弟为吴姓跳傩，驱除不祥，这一种较为纯粹的精神的联系，维持了近六百年。
吴金煌是村里的能人，也是一位头人，而且还是头人中的头人，他的头人地位是从父辈世袭而来的，他收藏着一本吴氏族谱，族谱中有一篇石邮村乡傩记。这不仅记述了石邮傩舞的历史传承，还记载了头人的世袭制度和傩班的八伯制度，以及管理傩班的种种清规戒律，比如其中就有一条：傩班不许在外过夜。

（采访实录）：
傩戏头人：不能出外，过去从来就不让出外，南丰都不出去。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就是到县城都不让去，以前这是规矩。
傩戏头人：今天出去的傩，今天就要回来，不能在外面住。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他说今天到外面跳了以后，晚上必须要回来，天天要回来。

石邮村过去一直只有24位头人，出自24户吴姓人家。可能是当年初建傩神庙时，捐资最多的24户吴姓家庭获得的一种世袭特权。"文革"后重修傩神庙，又有12户人家因为捐资多，也获得了担任头人的荣誉。于是石邮村的头人增加到36个，这不仅破了沿袭几百年的规矩，而且第一次允许外姓人担任头人。
在宗法制度已经瓦解，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流行的今天，杂姓的傩班弟子和吴姓的头人之间，开始产生利益冲突。由吴姓世袭的头人来管理具有商业演出性质的傩班，这一古老的制度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

（采访实录）：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去年他们到北京去跟头人们曾经吵过架，说头人赚他很多钱。
罗会友（傩戏大伯）：这事很难讲呀。我去年去北京跳傩的时候，我们八个人在外面买了一个大爆竹，爆竹都没让我们放，你说会不会很生气？他们把大门关了，把我们看成做贼的，就是这样。
曾志巩（南丰县前文联主席）：怎么可以这样呢！去年他们去北京跳，买了这么大一个爆竹准备放 ，头人们不让他放，把傩神殿的门都关掉了，不让他们进 。就是临走之前的仪式 ，他们的面具也没让他们拿出去 。后来，临时刻了一套让他们戴 ，闹到很僵的地步。
罗会友（傩戏大伯）：我们就说明年不去跳傩了，叫他们自己去重新弄一批人，然后他们就迁就了我们。因为没有我们八个人，就没有人跳得来，然后，他们就迁就了我们。

我们摄制组在拍摄石邮傩班时，给了傩班弟子每人20块钱的误工费，同时捐给傩神庙400元。但是，就在我们开始拍摄时，吴姓的几位头人出来阻挠。

（采访实录）：
头人：我们讲过协议你不要拍，我们有协议不能拍照。
摄像：为什么？
头人：我们这个村子里不能拍。
摄像：你们不让拍，可我跟你讲了。
头人：我们村里这些困难的东西，你们不能拍，你们要拍文艺的，才能给你们拍。

王鲁湘：他们这些头人，不允许这个班子自由的、随便的带着这些面具出去表演，尤其不允许他们带着这个东西在外头过夜。其实是有一定宗教信仰上的根据的，因为所有的神灵，它都必须在自己的位置上头，就是说正神归位。尤其是在外头过夜的话，那么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野神，一个野鬼。所以对于他们这一种带着傩面具出去表演，甚至跨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表演，当地的头人会有意见。但是这种意见从现在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冲突，可以肯定以后当这个傩戏表演，越来越趋向一种市场化的行为，里头的经济和利益的驱动，越来越成为一种主要的驱动力。这样一种和头人管理制度相脱离的，以及其中蕴涵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些宗教信仰上的很多清规戒律，就会越来越被抛弃掉，到最后很可能转向一种完全世俗的一种民俗的表演。

经过与主管头人的交涉，再由主管头人与其他头人反复协调，我们的拍摄终于被允许了。事实上，36位头人在对待这件事上意见不统一，最终还是开明一派占了上风。
石邮村的傩舞真不愧是老傩，即使是平时的表演也一丝不苟地遵循传统的仪轨。大伯率领7名弟子在傩神庙内点烛、燃香，举行简短庄严的"起傩"仪式，巡视、参神、拜见傩神和太尹公，并在神像前占卜，在征得了傩神的同意后，傩班弟子们神情严肃地准备开始为我们摄制组跳傩。四伯和五伯登上神龛，小心奕奕地取下挂在墙上的傩面交由大伯 、二伯装进几个木制的圣箱。傩面一共有十二具，他们穿戴齐当后，就从傩神庙出发了。大伯在前敲着牛皮鼓和铜锣，其余的人抬着装有傩面具的圣箱，浩浩荡荡穿过村中的道路，前往村口的晒谷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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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地思想

谢泳：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
　　
　　
　　“非典”疫情出现后，我们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才找到了如何对待疫情的办法。其实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在现代通讯已发达到如此程度的国家里，对于疫情的处理，这样迟缓，实在说不过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别处，而在制度。阿玛蒂亚·森曾指出过，在民主制度下，一般不会出现饥荒。因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始终有一个反对党在那里看着你，政府小有失误随时都会成为下台的理由。另外在民主制度下，信息的传播是自由的。像疫情这样的事，信息的公开，就能在很大程度缓解疫情的扩散，可我们是有传播新闻的手段，而没有新闻。最后在这些最简单的常识上犯了错误。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再发达的现代通讯手段，有时也不能产生作用。
　　
　　山西现在是“非典”比较严重的地区。因为疫情，使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遇到的类似情形。我手边有两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这两本报告书，记载的是1918年晋北肺疫防治情况。当时山西晋北的疫情非常严重。在那样的年代里，遇到这样的事，是大灾难。1918年，一个基本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社会，对于大面积的疫情，很难有高效的办法。但吾乡阎百川先生，还是以极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传统社会里，山西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实在不容易。其实阎的办法也很简单：
　　
　　第一、绝对公开事实。当年的1月5号，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
　　
　　第二、当机立断。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决策。
　　
　　第三、开放的胸怀。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第四、相信一切社会力量。疫情出现后，阎立即做出了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请他们来帮助。
　　
　　因为有开放的胸怀，两天之后就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其实决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阎先生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
　　
　　疫情过去后，阎锡山把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编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我看了这几册报告书，今天专业的社会学者也不一定编得出来，这本报告书从图片、疫情图到相关的统计，都做得非常专业。我以后有时间，要就这套报告书做一篇专门的论文，看看一个传统社会在灾难面前，为什么会有那样高的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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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非典"防治与古代治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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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希贤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5-15 12:36:19发布)　　阅读64次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曾克服过若干次温疫，取得了战胜"温疫"的宝贵经验。这有助于今天战胜"非典型性肺炎"参考。

一、 古代"温疫"的发生与中国治疫文献

《说文》提出"疫，民皆疾也。"把凡能传染的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从中国几千年和"瘟疫"抗争有的历史中，流传下了大量的医史文献商代开始就有"瘟疫"的文献记载.《小屯。殷虚文字乙编》,卜问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又卜问疫病是否会漫流传 。此后《尚书》记录了传染病就是疫疾。《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疾，丧乱弘多"。由于物侯变化，引起疫病。《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从汉代开始，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统计"论伤寒的书籍多至二百五十多种，可见我国古人对传染病的重视" 。

二、 瘟疫的发生与环境变迁、物侯反常有关

自有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两段时期：一是东西汉之间至东汉时期（公元1-3世纪）；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这两段时期都是处在地理环境的突变时期。气候变迁异常激烈，导至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的失调及震荡。此间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会预想不到地突然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瘟疫？《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疠疾，气不和之疾"。《后汉书。顺帝纪》说："上干天和，疫疠为灾"气候反常，寒暑错位是形成瘟疫的重要原因。《周礼天官》、《公羊传》、《淮南子》等古籍都说明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是气候反常。东汉对瘟疫的抗争，治疗传染病以张仲景的《伤寒论》最为经典，共有397法，130方。此书是以气候不正为根据，也注意接触传染的防治。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古人认为："夫天行时异之病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反大凉，秋时应凉反大热，冬时应寒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异之气"。这样的反常气候就易发生瘟疫。

三、 同一种疫情,有直接传染和异地多源出现的两种情况

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国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凶猛。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 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 其灾"。又说："疫疫多起，士人雕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差不多同时，即欧洲罗马奥勒利安在位期间，大约在公元二世纪末,也暴发大瘟疫，瘟疫最严重时罗马城每天死亡约2000人 。中国中原和欧洲罗马之间的广大地区，并没有传染病流行的记录。日本田茂树《世界社会史》说："在东汉末代中国有十一年间继续流行凶猛的疫病…欧洲在第二世纪中瘟疫波及于罗马全领土。在那医术还不发达的古代，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像."

因此瘟疫是因地球各地气候都反常，瘟疫在亚洲东部和欧洲地中海罗马两处，异地暴发，并非完全都一源出现,由亚洲传染欧洲或由欧洲传染亚洲，估计这是全球性气候反常，两地各自暴发，其间还没有找到相互传染的证据。

欧洲从14世纪黑死病（Black Death）大流行，共死亡2500万人，占人口的1\4。英国1664-1665年鼠疫大流行，46万人口中死亡7万。 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从公元1580年至公元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和死数口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这时和瘟疫抗争，出了一位医生吴有性，他在"瘟疫论"中,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名曰"疠气"或"疫气"。当时虽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但这"疠气"或"疫气"的概念已经包含有细菌和病毒的涵意。他采取治疗瘟疫的方济。对当时防治瘟疫很有效果。历史上瘟疫肆虐的流行期，也是战胜温疫的中医著作出现的高峰期。

四、 历史经验对今天我们战胜"非典"的几点启示

1.今年北京为例春季气候反常，初春猛热了几天，至今快到"5.1"劳动节了，天气仍然较冷，一般穿毛衣或外衣方能御寒。往年4月底人们早穿衬衫，女同志穿裙子了。今年北京气候反常，瘟疫就可能发作。台湾今年四月就来台风也是近40年没有过的气候反常。如果未来北京"5.1"之后气候趋于正常，"非典"就容易控制消除。如果来北京气候继续反常，必须有思想准备，要更加大预防的力度和严格防御的措施。‘

2.全国和外地的发病情况也与当地今年气候是否正常息息相关。气候正常的省份和地区，瘟疫"非典"不易发作。气候反常的地区，必须加强对"非典"的传染警戒。

3.国内外"非典"疫情，都有异地病源传入的案例，也有非外地传入而自己本地气候反常生成疫情病源的可能。今后"非典"防治对上述两种情况都要有措施。

4.医学科学发达的今天，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朴灭"非典"瘟疫，一方面和国际卫生组织合作，依靠先进分子生物学疫情检测防治，另一方面也参考中国历史上张仲景《伤寒论》；明吴有性《温疫论》；清卢文绍《伤寒瘟疫条辫》；崔之炜《救急解瘟疫经验方汇编》等成功的经验。在防治"非典"中可用古方"银翘散"、"桑菊饮"等一些古代有效的方剂作为现代防治"非典"温疫的补充。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供稿



出处：www.pku.edu.cn/news/xiao_kan/ 2003年 4月 23日  

温柔地思想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作者：曹树基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814&BigClassID=16&SmallClassID=16&SpecialID=49

一 问题的提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鼠疫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中记述的恶核病：“恶核者内裹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这是鼠疫学界公认的对腺鼠疫的科学描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录之一。

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死亡；这次鼠疫通过蒙古军人的西征，传入中东和欧洲，引发影响深远的“黑死病”[1] 。16~17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则与当时的旱灾与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即造成一千万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纪的鼠疫流行成为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 。19世纪中叶云南回民起义时期，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数百万计[3] 。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外，历史时期，在蒙古、东北、陕西、宁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云南、广西、广东、香港、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人间鼠疫流行，累计造成的死亡人口相当可观[4] 。很显然，中国的鼠疫流行范围广阔，历史悠久，构成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关于中国鼠疫是内源性的还是输入性的，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以19世纪云南鼠疫为例，“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云南，并认为云南是一个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断言云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并谓云南的鼠疫是输入性的”[5] ，即从印度和缅甸直接或辗转传入的。然而，1974年，云南鼠疫工作者从云南剑川县的中华姬鼠中分离到鼠疫菌，证实了滇西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者们称为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6] 。

在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中，存在若干个鼠疫动物病的好发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貌为山间小盆地，四周山峦环绕，中间平坦，山谷溪流汇集其间，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利于种植粮食。鼠类经常沿山谷溪流转移到耕地觅食，从而将鼠疫扩散到家栖鼠类当中。1984年就曾发现过野鼠间鼠疫曾一度侵入家栖鼠中的事例[7] 。这一研究暗示着在今天云南境内广泛存在的居民区农田黄胸鼠疫疫源地，有可能是受到野鼠鼠疫的传染或侵入而形成的。

什么是“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离不开温血动物，适宜的温度对于鼠疫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上述三个成员在它们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8] 。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仍以云南为例，1772年的鼠疫流行就是从与剑川县相邻的鹤庆县爆发并向外扩散的；1984年野鼠鼠疫侵入家栖鼠的事例可能是历史的重演。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还从祥云、弥渡、剑川、盈江等地还能检出疫鼠或染疫蚤，但在鹤庆县却无类似的报告。这样，云南的例子给我们两个启示：其一，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与今日已有不同；其二，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明确这两点，对于我们把握历史时期各区域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将是有益的。

温柔地思想

二 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本文主要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以下简称《疫史》）讨论近代除云南以外各区域的鼠疫流行情况，并根据历史资料上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

1. 内蒙古及东北

近代较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有以下几次：(1) 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肺鼠疫大流行, 死亡60468人。(2) 1917-1918年内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并传入山西，死亡14600人。(3) 1920-192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 传染东北许多地区, 死亡8000余人。(4) 1928年内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约4000余人。(5) 1947年内蒙古东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25098人。

按照现代鼠疫专家的研究，今日内蒙古地区存在着范围广阔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有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疫源地，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疫源地[9] 。这一广阔的区域包括内蒙古高原的绝大部分，不仅近代中国北方几次大的鼠疫流行都源于这一区域，元代的鼠疫流行和万历年间的鼠疫流行均与这几个鼠疫疫源地有关。鼠疫史学家多斯就这样写道：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虐了15年。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自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10]

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一文中，曹树基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大同地区开始的。这一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11] 虽然这一记载并未说明此疫即为鼠疫，但从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这两点来分析，疑为鼠疫。同一年，疫情传至山西中部，次年传入山西南部。在潞安府，“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12] 。所谓“肿项”，是为患者颈部淋巴肿大所致，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此看，万历八年的鼠疫是从大同爆发且向南传播的。由此联想到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13] ，“人死者过半”[14] 的记载，我们怀疑14世纪大同发生的大瘟疫仍为鼠疫。

大同地区屡次成为大规模鼠疫流行的原发地，令人怀疑该地可能存在或者邻近鼠疫自然疫源地。今天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东南界在包头—固阳—武川—察右后—化德—康保各县、旗治所一线，距离大同已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该线以南及大同以北，明代后期以来，大批汉族移民集聚于此，大片草场开垦成耕地，原有的生态景观发生巨大的变迁，因此，历史时期存在于此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可能北移。作为证明，该鼠疫疫源地的西南界，正好与河套北界吻合，形成一个弯弓形（见附图一）。众所周知，河套地区的开垦是清代后期乃至民国年间完成的。河套农耕区的三面皆为鼠疫疫源地，实际上意味着开垦之前的河套地区也可能是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的一部分。

在农牧交错地带，农耕地带的北移使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随之北移。过度强烈的人类活动，改变了鼠疫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环境，鼠疫自然疫源地向北收缩。

2． 山西

20世纪山西省的鼠疫来源大致有两个，一是自内蒙古传入，一是由当地的动物疫病引起。当地动物病引起的鼠疫流行主要发生在山西西北部吕梁山区的兴县、临县和保德县。据《疫史》调查，近代临县鼠疫始于1900年，兴县鼠疫始于1902年, 从这一年到1917年的12年中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18年, 当山西北部的许多地方正在遭受来自内蒙古的肺鼠疫侵袭的时候，临县和兴县却流行腺鼠疫。1918年以后, 当山西北部的肺鼠疫流行已经停息时, 临县一带的腺鼠疫流行却没有停止。如1919年7～10月在临县西沟及邻近10村发生450例腺鼠疫, 同年兴县白家山也有流行。1920-1934年，临县、兴县两县疫点多达383个（次），死于腺鼠疫的人口多达8371人。1939年以后不见此两县鼠疫流行的报导[15] 。

显然，兴县和临县的鼠疫流行与山西省其他地区的鼠疫流行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病型来看都是不同的。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一区域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可能性。追溯到明代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16] 。崇祯年间山西的鼠疫大流行即起源于此。另外，据《疫史》调查，1928年鼠疫流行时，兴县逃疫的居民返回后，在屋内发现大量死鼠，且有显著生理改变。据此可判断自明代后期开始，兴、临两县属于鼠疫的原发地区，与其他被鼠疫波及的县的性质有显著区别。

鼠疫专家早就怀疑兴县一带可能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伍连德认为，山陕二处鼠疫之发作乃以通常家鼠之传染,此其直接流行导引线。 山西当地的鼠疫专家们同意上述伍连德氏的意见，推测当时山西省发生腺鼠疫的地区除家鼠遭受感染外，黄鼠砂土鼠亦可能有鼠疫动物病流行。只是从1962年至1974年山西卫生防疫部门对晋北的右玉县和大同市以及临县进行了疫源检索工作, 终未发现阳性结果, 因此关于今日山西省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问题尚未确认[17] 。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因素极其复杂，所以，这一结果并不能说明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并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3.陕西

陕西省鼠疫的来源之一是内蒙古或山西的兴县及临县，另一来源则为当地的动物疫病。据民国年间陆涤环的调查,“综合现地居民所言, 往者(20～30年前)鼠疫的初发地是本省的神木县, 尔后相继在佳县以及山西省的兴、临两县也有了流行, 想象是由神木而来。以后据传说靖边县闹灾荒，缺乏粮食，当时发现多数死鼠，居民取作食物，引起本病的大流行”[18] 。这一调查的具体年份不清楚，所以我们不知道神木县的鼠疫发生的确切年份。大致估计，当在19世纪末年或20世纪初, 比1900年临县、兴县发生的疫情要早或者同时。兴、临两县的鼠疫是否与神木鼠疫存在关系，尚不可下此结论。靖边县在疫前发现大量死鼠，表明该县也可能是鼠疫的原发地。

与山西兴县、临县的情况一样，陕北的鼠疫在20世纪的前三个十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流行。1930-1932年陕北鼠疫流行进入高潮。1930年的流行以横山受害最深, 12个县中共死亡3107人；1931年在8县中发生患者5100人, 大部分为腺型, 秋季有转肺型的倾向。1932年以后不见有鼠疫流行[19] 。

值得注意的是横山县, 1930-1932年的鼠疫流行均始于此县, 在流行期间有死鼠出现；1931年疫起横山石堆墙地方, 患者约1500人, 据此推测这次鼠疫也是由鼠疫动物病引起；1932年石堆墙居民移葬上一年(1931年)疫死的家长时造成鼠疫之暴发[20] 。

1949年以前陕西省有15个县流行过鼠疫, 其中流行较频繁或严重者有横山、子洲、绥德、 子长、米脂、靖边、佳县、榆林、定边等九县，各县均分布于陕北高原上。东隔黄河自北向南与山西的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相望；北及西北为内蒙古伊克昭盟之准格尔旗、扎萨克旗、乌审旗、鄂托克旗；西及西南接连宁夏盐池县及甘肃华池县。内蒙古之鄂托克旗和宁夏之盐池县属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长爪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一部分，而山西的兴县和临县在历史时期有可能也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山陕一带的家鼠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屡屡发生鼠疫之流行，其来源极可能是由野鼠传染所致。据此可知，历史时期陕西北部也有存在鼠疫疫源地的可能。

4. 宁夏

在宁夏，至今仍存的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盐池、灵武、陶乐和银川四县市，阿拉善黄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海原、西吉和固原三县市。近代鼠疫大抵在这一带流行[21] 。

5. 河北

河北省今天只有北端的康保县仍流行动物鼠疫, 是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一部分。近代河北可以追溯的最早的人间鼠疫发生于1888年的围场县, 这次传染来自北方, 显系内蒙古传入。然而此后的十年间不断爆发流行，病型有三分之一为肺型。因此，人们推测围场地区存在鼠疫动物病，居民发生鼠疫是由动物病引起。只是自1899年以后迄今再无流行[22] 。

围场县分别与辽宁的喀拉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和内蒙古的多伦、正蓝旗等地接壤，除围场旗外, 其他各旗、县今日都是鼠疫疫源地。历史时期，围场县也非常有可能是这一广阔鼠疫疫源地的一部分。清代末年，以前作为皇家猎场的围场移民开垦，大批汉人蜂涌而入，原始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变，鼠疫疫源地不复存在。

上述研究表明，历史时期蒙古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要比今天位置靠南得多。随着明代中期及至清代，尤其是清代末年以来内蒙古地区大面积的放垦，蒙古高原南部的大片牧地或猎苑化为农耕之地，鼠疫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鼠疫自然疫源地不复存在。根据这一思路，可以认为历史时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见附图二）。由于汉人的耕垦并未涉及青藏高源，所以，历史时期这一广阔区域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可能与今天相似。

三 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6．福建

福建鼠疫专家认为近代福建鼠疫是外源性的。如胡济春在他的《家传医学要集》卷3中认为：“夫鼠疫之发疫，自古未闻，方书也未记载，此风系自外流滥中国”。现代医学专家们认为在《福建通志》上查不到1848年以前鼠疫发生的任何记录，故认为在近代以前的福建未有鼠疫之流行。

1949年以后福建鼠疫疫史调查组和鼠疫疫源调查组对疫区进行了反复调查,认为近代福建鼠疫是通过海路从香港传入的。伍连德曾提出传入的时间是1894年,而调查组却有证据证明在1884年就已经传入, 首次传入的地点是厦门伍村, 当时称为“香港症”。鼠疫首先在港口居民区中蔓延流行，然后通过海岸沿线、主要水系以及陆路交通逐渐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城镇到农村，由点到面地向全省各地传播蔓延。

从1884年鼠疫流行开始到1952年鼠疫终止流行, 此起彼伏不断流行了68年次,当时福建区划68个县市, 而染疫县市达57个, 占全省县市数的84％。12118个村街染疫(29358疫村次), 发病825512人, 死亡712466人。

从1900-1951年, 每年染疫达20～40个县市, 流行时间最长，疫点最多的县为莆田, 累计达65年次, 染疫村占该县总村数的94％。从历年流行过程看，病人数达2万以上的年次有1895-1898年, 1900-1903年及1945-1946年三次较大的流行, 其中特别是1898年和1902年, 发病高达4～5万人以上[23] 。

根据《疫史》有关香港鼠疫的记载，1894年5月在香港首次发现鼠疫流行, 7月终止,死亡2550人[24] 。 厦门鼠疫于1884年从香港传来时,香港尚未发生鼠疫流行。所以，厦门鼠疫之来历颇令人生疑。“香港症”是厦门民间老人对鼠疫的俗称，并说“香港症”名称的由来，系由早年出入香港的人看到疾病与香港流行的病况相同，故而取名[25] 。

这一记载更令人生疑，若早年出入香港的人看到香港流行疾病确为鼠疫的话，那么一定是香港鼠疫已经爆发，或已有相当规模的流行了。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位，这种流行不可能不为当局所知，因此，时间最早也不会超过1894年。基于此，我们认为有二种可能，一是厦门鼠疫的传入时间并不在1884年而在1894年或者更晚，一是厦门鼠疫的来源不是香港而是本地。

历史时期福建存在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最典型的事例有二。一是《明太宗实录》卷212，永乐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26] 。邵武府也是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永乐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百余口”[27]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余户”[28] 。永乐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赵升言：‘光泽、泰宁二县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余户”[29] 。这些记载相当混乱，兹不一一辨述。只知永乐年间福建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大疫，属于烈性传染病。

另一瘟疫带来人口大量死亡的例子发生于泉州城。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薰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30] 。一场瘟疫导致全城人口的70%死亡，不能将其视之为一场普通的传染病。据我所知，除了鼠疫和霍乱，尚没有能够令总人口在短时间内死亡70%的传染病。然而，众所周知，作为烈性传染病之一的霍乱，要迟至清代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

明代中期以后的长时间里，福建不再发生类似的传染病。当近代鼠疫发生于泉州城以南的厦门，且流行的主要区域位于泉州城以北的莆田时，令人将其与明代中期的大疫相联系。至今能够检出疫鼠的县份有莆田、华安、古田、福州，检出疫蚤的县则有莆田、古田、福清、建瓯和福州，不能说与明代闽南沿海及闽北山区地区的两次大疫没有关系。

7. 广东

现代鼠疫专家们均认为广东省初期的鼠疫是从外地传入的，1867年先发生于西部的北海[31] ，后见于合浦和雷州半岛，再后见于高州、信宜山区；在东部地区则先见于汕头、潮汕平原，后见于大浦、连平山区；中部先见于香港、广州，后见于从化、清远；海南岛则仅见于沿海市县[32] 。

廉州府之北海，是广东西部的一个重要港口。1867年开始流行鼠疫，其后隔期一发。1871-1877年每年春季北海都有鼠疫流行。 1873-1875年在遂溪县又开始流行鼠疫。19世纪的80～90年代, 在廉州(合浦)和钦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上不断有鼠疫流行。

1890年开始鼠疫从雷州半岛向其他地区扩散。1893年传入高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和广州。1894年广州死于鼠疫者约7万人, 同年又传入香港, 香港死亡2000余人。同年在汕头亦发现鼠疫流行，该年鼠疫流行县份达到23个。

这次大疫持续到1920年左右, 每年有20个县或超过20个县流行鼠疫。1925年以后, 全省疫势开始下降, 1930-1939年下降到每年鼠疫流行县仅为10个左右。1940-1949年广东东部和中部地区已不见流行, 只有遂溪、廉江(石城)和海康三县连年流行[33] 。

在广东省历史上发生过鼠疫的69个县市中，有的只流行1～2年便自然停息，有的则延续3～5年乃至8～10年, 也有的反复流行20～30或 60～70年从未间断。1894年大流行期间, 鼠疫迅速传遍全省各地。但自1939年以后，本省的东部和中部, 海南岛全境以及西北部的高州、信宜、电白、阳江一带，则再无鼠疫流行，唯独雷州半岛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一带形成了一个比较固着的鼠疫疫源地。该疫源地主要在遂溪县的全境，廉江的九洲江下游一带[34] 。

既然广东西部存在着一个鼠疫疫源地，该疫源地的形成时间及在广东鼠疫流行史上作用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广东省的鼠疫专家们认为近代广东省的鼠疫来源有两种可能：

其一，可能由云南、广西的鼠疫动物病引起。线索如在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之时及其以前若干年,每年都有鼠疫发见于西江之南宁与桂县(可能指广西之贵县)，有人设想是从云南、广西把鼠疫动物病传入北海。

其二，可能从国外传入。17～18世纪, 西班牙、法国、荷兰、阿拉伯、伊朗及印度等地均流行鼠疫，鸦片商船进入广东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严格的检疫制度，所以可能将鼠疫从国外传入。[35]

广东鼠疫专家设想的这二种可能，细考之都不能成立。他们所称广西南宁和贵县之鼠疫并没有从广西的资料中得到证实。现代的调查表明，广西近代的鼠疫疫区没有包括这两个县。通过商路从云南输入鼠疫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假如这一猜测能够成立，就还要解释为什么在云南和广西北海之间，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同样，至于说鸦片商船从海外将鼠疫带入北海，为什么不早就带入贸易量更大，与世界各国往来更多的香港？

从上引广东西部的遂溪、廉江(石城)等地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这一事实来看，广东近代的鼠疫不一定是外来的，很可能由本地鼠疫疫源地流行的动物鼠疫所引起，尤其我们注意到北海与遂溪、廉江毗邻，更有可能在历史时期都属于鼠疫疫源地。早在明代中期，遂溪就可能爆发人间鼠疫。道光《遂溪县志》卷2《纪事》记载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广西瑶民反叛，“劫遂溪，至雷州。时承平日久，民不知贼，于奔入城，相持日久，城中疫起，十死六七，田野荒芜，户口顿减”；同书又记弘治二年（1489年）“瘟疫流行，民死者以千记”，疑似鼠疫的爆发流行。这一鼠疫的流行与江西南部南安府的鼠疫流行几乎是同时代的。赣南与遂溪相距甚远，我们猜想成化年间在两县之间应当还有若干疫县的存在，构成当时华南地区的鼠疫流行区。

17～18世纪遂溪、石城一带又爆发了一次鼠疫流行。道光《遂溪县志》卷２称：“（康熙）十九年庚申到癸亥，亢旱连岁，更经海寇蹂躏之后，复并瘟疫。耕者皆废，迫于追呼，死徙流离，荒残日甚，难乎其为邑矣。”光绪《临高县志》卷3《舆地·灾祥》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疫，自二十二年至是，凡四年,疫疠流行，人畜多毙。”人畜皆毙的疫疠很可能是鼠疫。

8．江西

《疫史》所载民国年间江西东部地区的鼠疫流行，着眼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细菌战时期所投施的鼠疫菌及其危害。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江西赣南地区存在一个历史远较此更为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在两篇有关的论文中，曹树基阐述了以下几点事实：宋元之际的战争曾使赣州路人口损失超过80%，疑其中有因元兵活动带入的鼠疫。确凿的资料表明，明代前期南安府发生严重的肺鼠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以后，南安府的大疫不断发生。虽然《疫史》中没有赣南地区鼠疫的记载，但《崇义县地名志》的《前言》（油印稿）却称1949年以前该地一直流行鼠疫。鼠疫是当地的地方病，从明代前期至此，一直没有停止过流行[36] 。

这一事实证明，赣南山区存在着一个历时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9．安徽与浙江

在有关移民历史的研究中，曹树基阐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瘟疫的传播与危害。最典型的例子见于皖南地区，所谓“宁（国）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与同时代云南回民战争时期的情况相同。云南流行的是鼠疫，这已没有疑问。长江中下游地区究竟流行何疫，以前一直未获临床症状的记载，无法确定。曹树基在一篇文章中推测这场大疫可能为霍乱流行[37] 。然最近读到一些新的材料，疑此一时期的疠疫流行，在一相当大的地区仍为鼠疫。如光绪《宣城县志》卷36《祥异》在记载同治元年的大瘟疫后，又有“鼠灾”的记载。按照下文的分析，在医学专家看来，当一场大疫与“鼠灾”相联系时，就让人联想此疫即为鼠疫。清代浙江衢州的医生雷丰作《时病论》，其中有《温瘟不同论》一篇，议及咸丰、同治年间衢州发生的大瘟疫：

咸丰八载至同治元年，粤匪窜扰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头面、颈项、颊腮并肿者，为大头瘟。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喉痛颈大，寒热便秘才，为虾蟆瘟（一名捻颈瘟）。两腮肿胀，憎寒恶热者，为鸬鹚瘟。遍身紫块，发出霉疮者，为杨梅瘟。小儿邪郁皮肤，结成大小青紫斑点者，为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证，与温病因时之证之药，相去径庭，决不能温、瘟混同而论也。因忆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隆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温病。[38]

雷丰祖籍福建浦城，后随祖父转迁三衢。《时病论》一书印行于光绪八年（1882年），距离咸丰、同治大瘟疫仅次20年时光。根据上述记载，雷丰父子治病所用方法，是治疗瘟疫而不是治疗温病的方法。查明代末年吴又可著《瘟疫论》：“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核，俗名疙瘩瘟是也。”两相对照，雷丰列为第一、第二的两大瘟疫，“大头瘟”和“疙瘩瘟”，都与吴又可的描述有所不同。所谓“大头瘟”，在雷丰看来，包括颈项部的肿大；而颈项部的淋巴肿大，正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疫史》调查，在云南及许多地区，直到近代，人们一直称腺鼠疫为“大头瘟”，即与鼠疫的这一症状有关。另外，雷丰所描述的“疙瘩瘟”，还有“遍身流走”一说，正符合腺鼠疫患者身体许多部位淋巴肿大的特征。由于身体各部位的淋巴肿大有先有后，给人产生“流走”的印象。至于“瓜瓤瘟”，是肺鼠疫患者典型的临床症状。至于“虾蟆瘟”及其他各种瘟疫，则与鼠疫无关。

这也就是说，雷丰观察到的腺鼠疫的症状比吴又可记载得更详细、更具体。因此，我们相信雷丰所记是根据对咸丰、同治年间衢州大疫的观察得出的。正因为雷丰将瘟疫与温病做了严格的区分，也就不至于与吴鞠通在《温病条例》中记载的一般温热之病相混淆。

除了霍乱和鼠疫两大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外，太平天国战区还普遍流行“疟痢”。我们初步怀疑此为水污染造成的“伤寒”或“细菌性痢疾”[39] 。

总之，历史时期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分布要比今天广泛得多。历史时期各地的鼠疫流行，大多与本地区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这种分布格局，构成各区域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构成日后这些区域及相邻区域人口变动及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前提。

温柔地思想

四 讨论


以上有关中国鼠疫流行的历史概述和历史时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复原，可以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展开与本次会议主题有关的新的讨论思路。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传统时代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一面。这里的“天”被视作自然意义的天。“自然天”的要素可以分解为可见的自然实体和自然现象，包括大气层、风、雪、雨、雹、霜等等。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不仅以“自然天”作为背景展开，而且在利用自然力量，改造自然等方面都有许多巧妙的构思与创举。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被视作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观的精髓，受到研究者们的大力推崇。

研究者们还指出，与“自然天”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神意义上的天，“神的天”是不可见的，也是不可知的，它是某种意志的象征或代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的天”会以人格神的形象出现。宗教在造神的同时，也在造“天”。释加牟尼、耶苏和穆罕默德不仅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始者，而且是各自信徒们的“天”。

其实，在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于“天”的认识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如《庄子 知北游》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气，神气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学者们评论道：《庄子》把气在宇宙演化序列中的次序提到天地之先。《鹖冠子》称：“天地成于元气。”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究极本原。《春秋繁露 如天之为》称：“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也，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将“气”作为天地之间的一种存在。总之，不可见的“气”是中国古代哲人构筑万物的基本原素，它既是天地之间的存在，也是天与地的本源。所以，李约瑟称：“（气）虽然在许多方面类似希腊的空气，我还是宁肯不进行翻译，因为它在中国思想家那里的含义是不能用任何一个单一的英文词汇表达出来的。它可以是气体或水汽，但也可以是一种感应力，像现代人心目中的以太波或辐射线一样精徽。”[40] 这种气，可以称之为万物之元，是一种“气的天”，它既与可见的“自然的天”不同，更与“神的天”迥异。

突如其来、不明底里且无药可治的鼠疫，在传统时代就成为“天”的意志的体现。直到1894年鼠疫杆菌被发现之前，没有人想到造成大批人口暴亡的瘟疫是由这种老鼠身上携带的小小细菌造成的。因此，时人多将此症称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这里的“天”成为一个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词。

民国年间福建医生李健硕回顾历代中医对鼠疫及疫的认识：

吴全甫曰：“鼠死疫直断为地气”；罗汝兰云：“疫由天地之气固矣，天气下降，地气不升，热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吴又可曰，天地之淫气常有者也，“疫气者，两间之戾气浊气，不常有者也”[41] 。

或指称鼠疫为“地气”，或指称为“天地之气”，或指称为天地之间的“戾气”、“浊气”。因此，鼠疫在许多地区被神秘化。“万历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42] 。又如在疫区，“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成为普遍现象。

1938年，广东省卫生行政官员冼维逊在亲历遂溪县的鼠疫流行疫区后指出：

居民于疫起时相率逃避，且更因迷信关系，恐鬼神为祸，忌讳甚深。患疫死者，家人不敢啼哭，亦不老丧，亲朋谈论亦不敢及。

又议及廉江情况：

地方当局以鼠疫归因于“地气”或鬼神作祟者，仍不乏其人。居民之迷信及忌讳，亦无殊于乡辟，殊堪浩叹。[43]

乡民及地方官员都将鼠疫流行视作一种鬼神作祟或“气”之使然。因此，在我看来，传统时代人们对待鼠疫以及类似的疫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传统时代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的顺应和尊重，而且还意味着对自然界一切不可知事物及不可抗拒力量的屈服。

再回到历史时期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题上来。正如上文所述，鼠疫生态学家认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相当牢固的统一体是“天”、“地”、“鼠”的紧密结合。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扩大和活动强度的加强，人类愈来愈多地深入鼠疫自然疫源地，与疫鼠的接触也愈来愈多，人间鼠疫的流行也愈来愈频繁。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鼠疫自然疫源地原有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疫源地被摧毁，“天、地、鼠”的统一体为“天、地、人”新统一体所取代。在有些地区，这一取代过程是平静的，草场开垦成良田，农业取代了牧业。在另一些地方，这一取代过程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土壤的沙化不仅消灭了牧业，也消灭了农业；不仅消灭了老鼠，也消灭了人类。直到今天，即使不用开垦的方式，生态学家对于在某些地区彻底消灭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设想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为，在人们消灭鼠疫菌的同时，有可能消灭自然界存在的鼠的种群繁殖的抑制力量。当一个区域的老鼠种群无节制的繁衍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也就是说，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天、地、鼠”统一体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之一。


附图一 鼠疫自然疫源地与河套灌区的关系（略）
附图二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变迁（略）


注释:

[1] Michael W.Do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Press, New Jersey,1977.
[2]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 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1999年复旦大学《历史时期的灾害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4]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内部印行本），1981年。
[5]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6]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38页。
[7]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53~255页。
[8]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9页。
[9] 参见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
[10] Michael W.Dols(1977):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pp39-41..
[11] 万历《山西通志》卷26《祥异》。
[12] 万历《山西通志》卷26《祥异》。
[13] 《元史·五行志》
[14] 康熙《山西通志》卷30。
[15] 《疫史》第506～511页。
[16]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306卷《太原府部》。
[17] 《疫史》第511～512页。
[18] 《疫史》第566页。
[19] 《疫史》第566～567页。
[20] 《疫史》第572～573页。
[21] 《疫史》第623～625页。
[22] 《疫史》第495页。
[23] 《疫史》第935～939页。
[24] 《疫史》第1604页。
[25] 《疫史》第969页。
[26] 道光《福建通志》卷52写作“七十七万”，可能为“十七万”之误。《福建通志》中衍出了一个“七”字。另外，《明太宗实录》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记载多出了一个邵武府。
[27] 《明太宗实录》卷83。
[28] 《明太宗实录》卷111。
[29] 《明太宗实录》卷136。
[30] 乾隆《晋江县志》卷15《祥异》。
[31] 清代属广东廉州府，1952年改属广西。
[32] 《疫史》第1469页。
[33] 《疫史》第1460～1463页。
[34] 《疫史》第1469页。
[35] 《疫史》第1480～1481页。
[36]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人口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7]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38] 雷丰《时病论·附论》，载于伯编《伤寒金匮·温病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6页。
[39] 关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鼠疫、霍乱及伤寒或痢疾等传染病的流行，笔者将撰专文详加论述。
[40]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2,pp472, 转引自程宜山《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41] 李健硕《鼠疫治疗全书》，余庆堂制药局、现代医药学社等发行，第19页。
[42] 乾隆《彰德府志》卷31《饥祥》。
[43] 冼维逊《粤南鼠疫考略》，《科学》卷25，第一二期，民国三十二年，中国科学社发行，第86页。



作者: 曹树基 李玉尚

出处：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12月

stanza

承载信心 千只风筝八达岭长城上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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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25日18:37 千龙新闻网


　　5月24日下午，由百家企业发起的“让中国精神高高飘扬-放风筝抗非典”活动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上举行，1500只风筝承载着人们的祝愿和信心从手中放飞，在长城上空高高飞扬。人们通过放飞风筝这种中国民间特有的户外活动，以轻松、健康、幽默的方式来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

　　正象活动倡仪书上说的那样：SARS到来之前，我们对2003年充满憧憬；SARS肆虐时，
我们充满恐慌；如今SARS开始平稳下降，我们又发现，SARS投给我们的阴影也许远远不只病毒本身。此时，我们需要一种力量，引领我们前行。于是有了“让中国精神高高飘扬――放风筝、抗非典”活动。

发起人之一的中国网通CEO田溯宁先生，在谈到这次活动的意义时表示：“有些人在非典时期非常恐惧，非常封闭，待在家里不敢出来。我们举办这样一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越来越多的不再恐惧。风筝代表一种自由的精神，长城则代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遇到的无数疾病、战争等各种艰难险阻，但我们中国精神战胜这些困难过来顺利过来了。今天我们的活动是纯明间的，完全是我们自发的在做这个活动，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很好宣示，告诉全世界的人民，我们已经开始正常生活了，非典对我们的影响只是短暂的。”

据悉，这项活动还将持续在亦庄、朝阳公园和10余所大学举行。(记者/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