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非典”

温柔地思想

  余新忠 Yu Xinzhong
    男，1969年6月生，浙江临安人。1991年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2000年6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史和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人口科学》、《清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被评为“2002年百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论著目录：

1.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 《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 《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 《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6. 《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
    7. 《清代江南瘟疫成因探略》，载《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年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8. 《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
    9. 《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0. 《打通医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的他山之石——评罗伊·波特主编的〈剑桥医学史〉》，《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版。
    11. 《20世纪明清疾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12. 《清前期浙西北基层社会精英的晋身途径与流动》，《南开学报》2000年第4期。
    13. 《中国的民间社会力量与公共领域——近年来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4 期。
    14. 《清代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
    15. 《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6. 《道光前期江苏的灾赈积弊及其救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
    17. 《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9期。
    18. 《消闲与御灾——清中前期江南民生的两个侧面》，《文史论丛二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9. 《唐代均田制下受田农民的生产、消费生活》，《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20. 《从苏州〈彭氏族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21. 《明懿文太子朱标尊贵而郁闷的一生》，《历史月刊》2002年第2期。

stanza

温柔地思想 于 2003-5-9 14:09 写道：
感谢stanza提供的好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生代学人文丛》出了一本《清代江南的瘟疫和社会》，赶上了这一拨瘟疫，看来得加印数了。
不知道stanza知不知道其他关于中国瘟疫史方面的著作。

【中國疾病史】

【中國疾病史】

　

作者：陳勝崑 醫師

叢書系列：當代醫學叢書09

平裝/25K/單色印刷

定價： 250元

訂戶價：225元（需註明訂戶編號）


　第一章　中國歷史－地理病理學總論

　第二章　近代中國南方的鼠疫

　第三章　近代中國北方的鼠疫

　第四章　弓形菌流行性霍亂傳入中國的經過

　第五章　中國的猩紅熱

　第六章　中國的天花

　第七章　梅毒的起源及傳來中國的經過

　第八章　營養不足病的歷史考察

　第九章　中國消化器官疾病之歷史

　第十章　傳統醫學「崩漏」的研究

　第十一章　中國的日本血吸蟲

　第十二章　中國歷代對「癭」的認識

　第十三章　中國歷代對糖尿病的認識

　第十四章　痲瘋病在中國

　第十五章　「瘴氣」的真相

　第十六章　洪秀全的革命心理

　第十七章　從精神醫學觀點看義和團事件

　第十八章　中國精神醫學與歷史

　第十九章　中國的禁忌與預防醫學

　第二十章　從傳統醫學到醫學革命

　第二十一章　中國的保健衛生

　

　附錄－人類造就了瘟疫

　　　　介紹麥尼爾教授的「瘟疫與人類」（陳秋坤）

http://www.medtoday.com.tw/medc009.htm

stanza

历史回眸：中国人与瘟疫的较量

http://news.sohu.com/48/57/news209145748.shtml

stanza

  
1998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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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后期的华北大鼠疫

□曹树基

　　 ●近年来，印度等地连续出现鼠疫的人间流行，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北方草原最近开展的大规模灭鼠行动，就是中
国政府面对人间鼠疫大流行的潜在威胁采取的措施，直到今天，在中
国的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甚至东南地区，仍存在着大面积
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的动物间流行从未停止过，较大规模的爆发
也时有发生。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生态背景下，人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
干扰日益加强，中国北方的自然生态系统日趋脆弱，有效地阻止和扑
灭人间鼠疫的流行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值此时刻，让我们
回顾历史，看一看350年前华北大地上的人间鼠疫是怎样爆发和怎样流
行的，看一看这次鼠疫又是怎样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

　　1894年，正值香港鼠疫流行的紧张时刻，法国医生耶尔辛和日本
医生北里在香港的二家医院分别从鼠尸及病人尸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
从此，人类确定了鼠疫的病原体，并找到了预防鼠疫的初步理论和方
法，对鼠疫的防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鼠疫是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危害最大的烈性传染病之一。6世纪发
生于东罗马帝国汝斯丁皇朝的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医学史上称为
“游西第安娜瘟疫”，持续时间长达50年，死亡人口达到1亿。发生于
14世纪的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史称“黑死病”，波及整个欧、亚
两洲及北非北海岸，造成了欧洲大约2500万人口的死亡，几乎占欧洲
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世纪发生于中国云南的鼠疫导致了世界第三次
鼠疫大流行，死亡人口数以千万计。在欧州以及亚州的许多地方，鼠
疫一直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方的乌兰察布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是今日中国十大鼠疫自然疫
源地之一。它涵盖了山西、陕西口外蒙古高原的几乎整个牧区部分。
在明代，中国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今天的范围大得多，其南缘
已邻近山西、河北北部的长城一线。甚至在山西境内，也有鼠疫自然
疫源地存在的可能。这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为明代华北地区的人间鼠疫
的大流行，提供了直接的鼠疫菌来源。

　　历史时期人间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主要与气候条件有关。在年成不
好发生旱灾饲草歉收时，草原上的老鼠、旱獭等啮齿类动物会通过迁
徙来寻求食物，大部分会迁徙到不同景观的结合处，即农牧区的分界
处；疫区附近的居民也会到疫区鼠类栖息处挖窝巢中的贮粮。当人们
把鼠洞中的贮粮和草籽搬回家中时，不可避免地带回大量的跳蚤，其
中就可能有疫蚤。挖洞时也可能碰到疫鼠和疫蚤，因而感染鼠疫。

　　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属半干旱气候，旱灾是本区经常性的自然灾
害。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
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
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早在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区的一
部分。这和大同当时地处或邻近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鼠疫自然疫源地有
关。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也似乎是从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八年
（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
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从该疫的传染性极强这
一点判断，可能为鼠疫。同年，大同府的疫情开始向山西南部传播。
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
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
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
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
染性极强，据此可断定为腺鼠疫。

　　腺鼠疫临床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淋巴结肿痛，肿痛部位包括鼠蹊
腺、腋腺、颈腺等，尽管头部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在腺鼠疫引起的淋
巴肿大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因其外露而特别引人注目。文献中也常以
这一特征加以重点描述，康熙《文水县志》卷1《祥异》就说：“万历
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从咽喉发瘟肿，至有一家毙绝无遗者。”
康熙《沁州志》卷1《灾祥》也指出：“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
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大头风”，是腺鼠疫患者颈部或耳后
淋巴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
行症”的，这和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万历十年大同鼠疫传到与之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
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
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
方。”患者的临床表现也是肿颈，与山西相同。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
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继续向南方传播。

　　万历初年的北京城中人口密集，常住人口（包括军人）达百万以
上，鼠疫造成的危害应甚于农村地区，只是具体的流行情况还不清楚。
至于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
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
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
项肿大。在《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顺天府的东安、保定、霸州、
文安和大城等县，都流行过“大头肿脖”、“大头瘟”之类的疫情。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
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
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
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
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
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
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正是
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生动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
《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
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这条记载相当清晰地描绘了患者鼠蹊部、腋部淋巴肿大的临床症状。
患者“吐淡血而死”，这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的典型症状。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
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
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
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
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瘟疫
传播的方向从北往南，从西向东，显示出陕北地区的鼠疫流行与山西
兴县一带的疫情有关。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
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
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
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
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
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在《定思小计》一文中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
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
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发生的
腺鼠疫至十七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
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
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
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
“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鼠疫患者的典
型症状。

　　崇祯十六年的鼠疫流行似乎只局限于北京及其以南地区。河北北
部的鼠疫流行要比南部为晚。“崇祯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
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究竟
为何种瘟疫呢？“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
家。生员宗应祚、周之正、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
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我们知道，李自成是
从山西进入河北的，由他的部队活动所引发的瘟疫当然与同时期山西
流行的鼠疫有关。从此疫人畜共患和大量人口的死亡这两个特征看，
可断定为鼠疫。

　　然而，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城已经成为鼠疫的流行区。
攻打一座被鼠疫折磨了将近一年的城市，对于李自成的部队来说，真
是太容易了。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
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
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
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
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
克的。

　　从当时人留下的记载中，依稀可以看出李自成攻克的北京实际已
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
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
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
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
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
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
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三月，李自成部进入北京。李部在
京城只呆了短短的43天，就被清军逐出了北京。是否可以说，李自成
的部队是给鼠疫逐出了北京的呢？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
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
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
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
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
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疫流
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斯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
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为什么文献不见李自成部队大批非战斗
减员的记载，笔者至今还不明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
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
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
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
当惊人的。山东省的疫情记载不明，但不排除同时也有鼠疫流行的可
能。

　　根据我的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
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
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实际远不至于此，
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除了吴三桂降清这一偶然的因素外，
还与华北地方已无能力支持对清的战争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
的灭亡是明代后期华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说来奇怪，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旱情
有了明显的缓和，久涸的大地喜逢甘霖，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
华北社会在清帝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休生养息、恢复发展的新时期。
走笔至此，作者和读者都不禁要问，明清之际的社会鼎革，是人力，
还是天意？

stanza

有一电子书《天灾的谴告》其中 （十九）被瘟疫灭亡的明朝。不过那个网站“死了”──打不开。

温柔地思想

谢谢stanza，看来这个贴子该改名了，就教“中国瘟疫史”，估计这次瘟疫过去之后，历史学家不会放过这个题目。

stanza

温柔地思想 于 2003-5-9 21:28 写道：
谢谢stanza，看来这个贴子该改名了，就教“中国瘟疫史”，估计这次瘟疫过去之后，历史学家不会放过这个题目。

对啦！那位”孔夫子的老师“也就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再给”温柔的思想“提供以下线索。

stanza

北京历史上的瘟疫及其经验教训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　　　尹钧科　 于德源

　　目前，"非典"这个新瘟神潜入北京，四处流窜，搅得政府揪心，百姓不宁。大敌当前，全民共御之。
　　回眸历史，曾有各种名号的"瘟神"如天花、鼠疫、霍乱、猩红热、大头瘟等，出现在北京，伤人害命。封建朝廷亦努力采取防治与救济措施。例如：
　　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为准备迁都而扩建燕京城，营造新宫殿，征调一二十万工匠民夫供役。在督工强制下，民工劳动强度很大，又暑月天热，导致瘟疫爆发，"工役多疾疫"。海陵王"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金史·张浩传》)
　　元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都)大疫"。(《元史·仁宗纪》)至正十四年(1354年)，"京师大饥，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元史·顺帝纪》)至正十八年(1358年)，"京师大饥疫"。因为这时河北、河南、山东境内，烽火连连，兵荒马乱，大批民众为避战乱，扶老携幼，涌向京城。这是造成京狮大饥疫的主要原因。当时大都城内外"死者相枕藉"。宦官朴不花"欲要誉一时"，便筹错资金，"市地收瘗之"，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择地掘大坑深圹，分别男女埋葬。"至二十年(13邱年)四月，前后瘗者二十万。"(《元史·朴不花传》)。仅至正十八年皇后奇氏便"出金银粟帛命资正院使朴不花于京都十一门置家，葬死者遗骼十余万。"(《元史·后纪传一》)有人认为，元顺帝旨正十八、十九年，大都城饿死、病死的人近百万，在大都十一个门外，各掘万人坑掩埋。(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著：《北京史》增订本)
　　明成化六年(1470年)，北京地区遭遇特大早灾。次年发生饥荒，"饥民行乞于道，多有疲不能文或相朴藉。"七年(1471年)五月，"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藉与路。……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祟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成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明实录宪宗成化实录》)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都城内外大疫"，"死亡塞道"。朝廷"令太医院发药，户部与锦衣卫宫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死者，官给席藁，令所在居民收瘗之。"(《明实录世宗嘉靖实录》)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皇帝渝阁臣"连岁雨泽衍期，近复风疆蔽日，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者甚众。""人死至亲不敢吊问"。(《明实录神宗万历实录》)十五年(1587年)五月，"天时亢阳，雨泽鲜少"，"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小民无钱可备医药，""命选太医院精医，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仍每家给与银六分，钱一文，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仍令五城御史给散，不许兵番人等做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五月三十日，太医院奏报"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抱病就医，问病给药，日计干百。旬月之外，疫气已解。五城共医过男妇孟景云等十万九千五百九十名口，共用过药料一万四千六百六十八斤八两。"又五城地方给散银钱，"共散过患病男妇李爱等一万六百九十九名口，共用银六百四十一两九钱四分，钱十万六千九百九十文。"(同上书)至明末崇帧十四、十五、十六年(1641-1643年)，北京连续发生大疫，史称"死亡昼夜相继，阖城惊悼"。特别是崇帧十六年，自二月至七月间，"死亡日以万计"，"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明实录附录。崇祯实录》)当时疫情之严重，可想而知。
　　清朝有国二百六十七年，见于史书记载的，有十五个年份北京城内外发生瘟疫。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京城痘疹盛行"。六年(1649年)正月，"上避痘，免朝贺"。九年(1652年)正月，"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十七年(1660年)五月，"亢旱疠疫，灾眚迭见"。(以上见《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康熙十九年(1680年)，"自春至夏，通州无雨，瘟疫大行"。(康熙《通州志》)二十一年(1682年)，"京城痘疹盛行"。(《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嘉庆七年(1802年)，"延庆大疫"。(乾隆《延庆州志》)道光元年(1821年)七月，"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清宣宗成皇帝实录》)这年瘟疫是霍乱，直至八月，死者不可胜计，以致恩科乡试改期进行。朝廷命发文储司银二干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材、棺材之用。同时，平谷、通州也发生严重瘟疫。四年(1824年)，"平谷大疫"，"自穿徂夏，瘟疫大行。又兼三年(1823年)秋禾不登，人多无食，死者不可胜计。甚有全家病没无人埋葬者。有因年荒无资棺敛而藁葬者。"(《平谷县志》)十三年(1833年)，"昌平州大饥疫，路死者相枕藉。"(《光绪昌平州志》)又"延庆州春饥，瘟疫流行。"(《延庆州志》)同治元年(1862年)、二年、六年(1867年)京城或延庆、通州都曾发生过瘟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因顺直频年水灾，流民现汇率来京，北京又疾疫流行，"城下路旁男妇老幼枕藉露处，道殣相望。"(《清德宗景皇帝实录》)清代对于瘟疫的预防措施有力。有人记载，"王师如燕之始，凡民间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传染也。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离，　弱多道殣。后从御史赵开心言，出痘之家，须痘已见，放出城。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其聚处。有抛弃男女者，该管官严加责治。今岁月寖久，不复以痘为虞，旧制全革。惟蒙古王公出痘者，免来朝京师，所以示体恤也。"(吴振核《养吉斋从录》卷25)
　　根据上述史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历史上北京地区多次爆发瘟疫，有的还相当严重，甚于今天的"非典"。因此，"非典"既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绝不可轻视，但亦不必恐慌。要在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治疗和预防。任何困难、危机和敌人，都是能够战胜的。对于战胜"非典"必须坚定信心。
　　(2) 历史上北京地区瘟疫的暴发，多与大灾、饥荒及流民有关。北京地区近年干旱严重，且外来人口日多，人口流动量大，故发生各种传染病的机率增加。对此，北京市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时刻保持警惕。并教育北京市民，牢牢树立防灾防疫意识。
　　(3) 历史上北京防治瘟疫的措施，无非是朝廷诏命并组织精医治疗病者。官府给药、给粮、给钱，以缓贫民之困。对于死者，官府给钱给棺，挖坑深埋，并出地作为公共墓地。为防传染，也采取隔离、回避措施。这一切现在都可办到。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为防痘疹，将病者"移之四十里外"，于北京城"东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其聚处"。在那时采取这样的隔离措施，无疑是坚决而有力的。这样，既有利于及时掌握疫情，有利于总结获取治疗经验，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更有利于隔离传染源，防止更广泛的传染。
　　(4)瘟疫和其他自然灾害一样，都是物质运动的异常形式，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敌。历史上北京地区发生过的洪水、干旱、地震、狂风、冰雹、沙尘暴、泥石流、蝗虫、瘟疫的各种自然灾害很多，比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体验到的，要严重得多。因此，今后北京市的防灾减灾，必须立足于防特大灾、备特大灾、抗特大灾、救特大灾。北京市的党政领导必须时时绷紧这根弦，切不可掉以轻心。
　　(5)这次"非典"危机给人们的深刻教训是，对于防灾救灾，物质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精神力量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精神力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难备，即防灾救灾意识的加强。二是广大干部群众同各种灾害作斗争的能力，包括勇气和有关灾害知识。三是政府各部门组织防灾救灾机制的高效率运转。没有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今后北京市的防灾救灾只能是被动的低效的穷于应付。而加强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重要的是经常进行宣传，增强市民的防灾防疫意识：坚持科普教育，丰富市民有关各种自然灾害和防救措施的知识；落实组织机构，制定规章法令，明确职能责任，提高领导和指挥防灾救灾的能力。只有充分的物质准备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相结合，才能尽快战胜任何严重的突发的各种灾害。
　　此外，应在全市发动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持之以恒。


http://www.bass.gov.cn/byxw/8.htm

stanza

让历史告诉未来:流感死神威胁远超“非典”(图)
http://news.sohu.com/82/00/news209130082.shtml

让历史告诉未来：雅典瘟疫--梦魇造就医德规范
http://news.sohu.com/85/74/news208977485.shtml

让历史告诉未来-全球阻击结核杀手的历史(组图)
http://news.sohu.com/44/74/news209047444.shtml

让历史告诉未来：伤寒疫苗-人类胜利的曙光(图)
http://news.sohu.com/30/32/news209103230.shtml

历史回眸：中国人与瘟疫的较量
http://news.sohu.com/48/57/news209145748.shtml

历史回眸:烈性传染病的疯狂和消隐
http://news.sohu.com/78/41/news209164178.shtml

历史回眸: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图)
http://news.sohu.com/15/39/news209153915.shtml


让历史告诉未来：上世纪后期中国两大疫情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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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5月07日江南时报

　　香港流感

　　1997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了18例由禽流感病毒导致的流感。当年5月，一名儿童感染致死，其感染的病毒被确定为与甲型禽流感密切相关。在此之前，从未证实过人类出现此种类型的感染。同年11月，香港出现了17例类似病毒的系列感染。患者多病情严重，以成年病人尤甚，其中5例死亡。同时在香港饲养或进口的鸡群中出现了H5N1病毒爆发流行。



　　由此提示，禽类实际上是这次流感流行的传染源。在香港当局大量宰杀鸡禽之后，感染未进一步扩散。

　　上海甲肝

　　1988年1月至3月，上海市发生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甲型肝炎爆发流行事件。

　　1月19日开始，发病人数与日俱增。2月1日，日发病量高达19013例。流行期间的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发病人数均超过10000例。至3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4月以后发病率逐日下降。起先虽已知是甲型肝炎，但却无法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来势汹汹的甲型肝炎的爆发流行。本次甲肝爆发流行的特点是：1、来势汹汹，发病急；2、病人症状明显，大多数患者SGPT在1000单位以上，90%以上的病人出现黄疸，85%以上的病人抗HA试验呈阳性；3、发病主要集中在市区，人群分布以青壮年为主，20至39岁的占83.5%；4、80%以上的病人有食用毛蚶史。

　　在卫生防疫部门的跟踪检疫下，确定这是由毛蚶携带的甲型肝炎病毒所致。随即，市政府作出了严禁销售、食用毛蚶的决定，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卫生知识宣传。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广大医务人员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大批病人得到了及时的隔离治疗，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消毒措施落实较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了疫情。

　　据统计，至当年5月13日，共有310746人发病，31人直接死于此病。上海甲肝流行给全市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产、交通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都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甲肝爆发流行后，为治疗疾病、控制甲肝蔓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 本帖由 stanza 于 2003-5-10 17:14 最后编辑 ]

温柔地思想

近代中国最早的防疫工作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 　袁熹

　　1910年12月，东北省发生了大规模的鼠疫，病因不明，死亡率极高，并迅速蔓延于关内直隶、山东及北京、天津等城市。迫于各方压力，清政府起用了毕业于剑桥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为防疫处总医官，统领防疫工作。他依据世界上最新的防疫理论，严格的科学方法，积极的措施，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流行。本文以历史资料说明，在各项条件都十分简陋的旧中国，只要以科学为依据，采取科学的措施，是能迅速战胜流行疫病的。
　　应该说，当时中国的卫生状况十分简陋。城市卫生方面的管理体制只是初创阶段。作为首都，北京在1905年才在巡警总厅下设卫生处管理城市的卫生事务。北京全部的卫生设施，只有两家设备简陋的官医院，和七、八家规模不大的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其他省市的医疗卫生状况更加简陋。
　　从医疗技术上说，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断技术、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从民众来说，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使民众对传染病的观念亦至为淡薄，更不知如何预防，仍依旧有的生活习惯。所以提高民众的文化，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更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关于鼠疫，世界医学界也没有明确的认识，以及确切的医治方法。由于初期没有有效的控制，该病传染迅速，一个多月内吉林、黑龙江死亡达一万九千余人。当时清政府没有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并知照各国政府，请求选派疫病专家来东北，"研究传染之由"，"研究治法"，参与鼠疫的防治。并于春天在奉天（沈阳）召开万国防疫会，对鼠疫进行学术研讨。
　　为了有效地防止疫情蔓延，在１９１１年１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当时他年仅３１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径路，取得确凿的事实依据，请求清政府采取建立医院收容病人，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多种防治措施。
　　清政府听从了专家的建议，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先后拨巨款，在疫区各省添设了医院、检疫所、实验室等，成立了卫生警察队伍。聘请了通晓西医的人才为医官，准许他们在疫区采用一些严厉的措施：以医官为首的卫生警察，负责监督清扫城市卫生和捕鼠；他们身穿特制的防疫服，深入到街巷，挨户访问，把病人搬进临时设立的隔离室，对染疫者或有嫌疑的人采取了具体而又有效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冲破重重阻力，打破中国传统的习俗，对病患死者采取了火葬的措施。
　　北京的防疫措施　 由于北京是连接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京奉、京汉、津浦等多条铁路将北京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连接起来。为了防止疫情，特别是向关内蔓延，政府首先暂停了除头等客车以外的一切入关火车，在京奉铁路沿线车站、重镇，"遴选华洋医员设局查验，就车站设立临时医院"，诊治由东北流入关内的病人。由沟帮子至北京的铁路线，节节设防；沿长城一带各口，则驻兵查禁。在东三省旅客自海道以达内地的秦皇岛、大沽口，也派医驻地检查。天津近接京畿，则划分地段，由医生随时查察，巡警随时报告，凡遇有疫症病亡的人，立即实行防疫消毒隔离措施。
　　在北京附近地区　 为了保证城市的安全，不仅东北至京师的沿线设立了层层防疫站，并会同直隶保定防疫局、邮传部、步军统领衙门在保定、长辛店、通州等地也设立了防疫站，对来往车辆随时查验。在京师各关厢外设检查站，对于来自疫病发生地的步行者，勒令先在关厢住宿，待实行检验后，始准入城。
　　北京城内　 卫生警察队在内外城广泛地发布告示，宣传防病防疫，动员市民清扫卫生，捕捉老鼠，杜绝病源。由卫生警察队督饬清道夫役，认真扫除街道、清理垃圾，消灭老鼠，并由卫生警官随时稽察。"又仿照日本大阪临时预防鼠疫事务局之制，在内外城分设临时防疫事务总分局四所，并于永定门外设防疫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内外城官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并要求在京的外国医院改为时疫医院，接纳病人。
　　实行疫病报告制度 　凡内外城有患病者，均令立即报告防疫事务局，立即派医生前往检验。如果发现有疫病嫌疑，立即将病人送往防疫病室，原住房屋，即行封闭消毒，并将该处阻断交通，同居的家人、邻居均送往隔离室，仍派医生逐日诊察，以免传染。一般病故者，也须经医检验与鼠疫有无关系。严密防止间接传染。旅店饭馆茶楼市场等场所，都令卫生警察逐日检察。
　　在直隶特设临时防疫局，患病的百姓，统由卫生局办理。由绅商们设立的临时防疫会等捐资辅助。省会保定，也特设临时防疫局，专在省城一带切实防范，附近各府州县遇有疫情，即由临时防疫局派医生前往处理，设法消弥。并要求所属防疫专局严加处理。
　　经过严密的防疫措施，北京的情况大为好转，天津疫情"旬日以来，渐就消灭"。保定因防疫措施得当，没有发现染疫之人。由于阻断了疫区的交通，各种防疫措施处理的好，使直隶疫情不十分严重，上海基本上没有出现疫情。经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和防治，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基本缓解了疫势。
　　1911年4月3日-21日，清政府在奉天召开万国防疫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英、美、法、德、俄、意、奥、荷、日、印十一国的代表。伍连德任会长。这次会议应该说是在我国举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东北鼠疫为研究基点，研究了鼠疫的起源、鼠疫的传播途径、病状的诊断、微生物研究、鼠疫的防疫措施等。各国专家在鼠疫的研究上达成了多项共识。为人类征服鼠疫迈出了一大步。
　　中外科学家对中国这次防疫工作做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制定和采取的各项防疫措施得当，"颇足为后来师法"。各国代表一致认为过去中国"卫生行政简陋异常，而一朝防疫乃能努力如此"，是"民智渐启，市政之渐进"，社会进步的表现。代表们高度评价了伍连德博士对病理学精辟的见解，正确的防疫安排，被国内外赞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现在，是科学昌明，社会科技进步的时代，虽然突然爆发了新的不为医学界所知的非典型肺炎，但是相比100年以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有党和政府坚强而有序的领导，医学科学和医疗条件以及民众的卫生意识都是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的。只要大家尊重科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战胜非典型肺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stanza

综述：人类与致命瘟疫大角力

  
2003-05-07 10:27:00   江南时报   


  
　　第一次流行瘟疫

　　(自2400多年前至19世纪中后期)

　　雅典瘟疫

　　2400多年以前的一场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雅典的市民们生活在噩梦之中，身边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烧，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味。

　　不幸的患者打喷嚏，声音嘶哑，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一位医生发现用火可以防疫，从而挽救了雅典。

　　流感

　　早在公元前412年的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就已经记述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到了19世纪，德国医学地理学家Hirsch详细列表记述了自公元1173年以来的历次类似流感的流行病爆发情况。明显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第一次流行病发生在1510年的英国。

　　后来在1580年、1675年和1733年也曾出现过流行性感冒引起大规模流行病的情况。而对流感大流行最早的详尽描述是在1580年，自此以后，文献中共记载了31次流感大流行。其中，1742年至1743年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流行病曾涉及90%的东欧人，1889年至1894年席卷西欧的“俄罗斯流感”，发病范围广泛，死亡率很高，造成严重影响。

　　鼠疫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其起源众口不一。此次流行此起彼伏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一个月后竟达8000人。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这次鼠疫大流行就是历史上称为“黑死病”的那一次。

　　狂犬病

　　狂犬病毒的面貌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仅仅百余年的历史，但明确的病毒致病的记载早在400多年前就有了。早在1566年，疯狗咬人致病的案例已经被记录下来，但直到1885年，人们还不知道狂犬病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

　　在细菌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年代，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1822-1895)的试验，为狂犬病的防治开辟了新的路径。巴斯德从实践中发现，将含有病源的狂犬病延髓提取液多次注射兔子后，再将这些毒性已递减的液体注射于狗，以后狗就能抵抗正常强度的狂犬病毒的感染。

　　第二次流行瘟疫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结核病

　　据资料介绍，自1882年柯霍发现结核菌以来，迄今因结核病死亡人数已达2亿。而今日重提防治结核病，是因为最新资料表明，全世界结核病人死亡人数已由1990年的250万增至2000年的350万。75%的结核病死亡发生在最具生产力的年龄组(15至45岁)，全球已有20亿人受到结核病感染，每年感染率为1%，即每年有约6500万人受到结核病感染。

　　第三次鼠疫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它是突然爆发的，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

　　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目前，鼠疫在北美、欧洲等地几乎已经绝迹。但在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人鼠共患状况还时有出现。

　　流感

　　191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席卷全球，造成了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尽管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是它似乎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是从猪身上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平时流行的流感虽然没有这么致命，但是平均每年在美国也导致11万多人住院，3.4万人死亡。作为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流感没有特效药可治，可以注射流感疫苗预防，有效率为70%至90%。由于流感病毒极其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流行的流感病毒类型不一样，因此必须每年注射疫苗才能发挥作用。

　　天花

　　天花原来只在“旧世界”(亚洲、欧洲和非洲)流行，在17和18世纪，它是西方最严重的传染病，但是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比不上鼠疫，这可能是因为其受害者以儿童为主(约1/10的儿童因天花夭折)，活下来的成年人大多已有免疫力能力。天花是感染天花病毒引起的，无药可治，1980年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

　　第三次流行瘟疫

　　(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

　　流感

　　世界上又出现过三次以上流感大流行，即：1957年开始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2N2)所致的“亚洲流感”、1968年出现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3N2)所致的“香港流感”以及1977年发生的由甲型流感病毒(H1N1)所致的“俄罗斯流感”。

　　在1957年“亚洲流感”及1968年“香港流感”爆发流行期间，各年龄组均易感染，死亡率升高，65岁以上老年人尤为显著。在具有高危因素(如心肺疾病)的人群中也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这两次流感均波及世界多个地区。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字，在1957年“亚洲流感”流行期间，美国共有7万人因此死亡。而在1968年“香港流感”流行期间，共有3.4万人在美国因感染致死。1977年11月至1978年1月在苏联“俄罗斯流感”流行。1978年1月，“俄罗斯流感”开始在美国在校学生及征募的新兵中爆发流行。至1978年冬，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出现感染流行。

　　登革热

　　登革热是一种由伊蚊传播登革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

　　登革一词源于西班牙语，意为装腔作势，乃为描写登革热患者由于关节、肌肉疼痛，行走步态好像装腔作势的样子。登革热是一种古老的疾病，20世纪登革热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大流行，患病人数多达数百万之多。

　　1998年时，登革热已成为仅次于疟疾的最重要的热带传染病。在东南亚地区呈地方性流行趋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及华南各省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流行。

　　西尼罗河病毒

　　2002年的夏季，“西尼罗河”病毒在美国再次爆发，从1999年到2002年四年间，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疾病，夺去了几十人的生命，100多人受到感染。西尼罗河病毒是在1937年从乌干达西尼罗河区的一位妇女身上分离出来的，近年出现在欧洲和北美的温带区域。

　　专家认为，每200个感染“西尼罗河”病毒的人中只有1个可能引发致命疾病，但对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等免疫系统较为脆弱的人，感染可能引发脑炎直至死亡。

　　艾滋病

　　艾滋病是“后天免疫缺损综合征”(AIDS)的英文简称。艾滋病病毒终生传染，它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使人体丧失抵抗各种疾病的能力。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先报道了5例这样的病例，他们都是同性恋者，随后，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陆续发现了类似症状的病人，后在全世界大规模传播开来。

　　埃博拉病毒

　　2000年10月14日在乌北部的古卢地区突发埃博拉病，目前有51人被感染，其中31人已经死亡。埃博拉病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乌干达出现。这种病由埃博拉病毒通过身体接触传染。感染病毒的人出现高烧，肌肉剧烈疼痛，鼻腔、口腔和肛门出血等症状，有可能在24小时内死亡。据报道，乌干达的邻国苏丹和刚果(金)曾先后在70年代和1995年流行过埃博拉病，不少人因此被夺去了生命。



[ 本帖由 stanza 于 2003-5-10 17:16 最后编辑 ]

stanza

http://www.kepu.com.cn/gb/news/epidemic/200302280003.html


臭名昭著的黑死病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疾病。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和它们身上的蚤类携带该病菌，并传播给人或其他动物。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烈性传染病的严重流行，其中破坏性最大的要数鼠疫的世界性大流行，重温那段历史，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

　　历史上首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时值埃塞俄比亚的查士丁尼王朝，此次流行便以“查士丁尼瘟疫”之名载入史册。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14世纪（1346-1665），其起源众说不一。有人认为起源于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因十字军远征，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但不少史学家认为此次流行可能起源于中国西部、印度、中亚和俄罗斯南部，上述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古老的鼠疫疫源地。此次流行此起彼伏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尤以欧洲为甚。欧洲死亡人2千5百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和英国死者达其人口的半数。据记载，当时伦敦的人行道上到处是腐烂发臭的死猫死狗,人们把它们当作传播瘟疫的祸首打死了;然而,没有了猫,鼠疫的真正传染源——老鼠，就越发横行无忌了。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1个月后竟达8000人。著名文学家佩皮斯在1665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天哪！大街上没有人走动，景象一片凄惨。许多人病倒在街头。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对我说，某某病了，某某死了……”直到几个月后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灾”），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这次鼠疫大流行就是历史上被称为“黑死病”的那一次。

　　第三次大流行始于19世纪末（1894年），它是突然爆发的，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总共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此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养动物中也有流行。另一个特点是疾病控制比前两次迅速、彻底，原因是当时已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耶尔森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加强了国际检疫措施，使人类与鼠疫的斗争进入了科学阶段。

stanza

http://www.kepu.com.cn/gb/news/epidemic/200302280002.html


疾病征服新大陆


　　历史上死于来自欧洲病菌的美洲原住民，要比丧命于欧洲征服者刀枪下的多得多。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不是美洲原住民对来自欧洲的流行病如此缺乏免疫力，美洲的历史完全可能被改写。

　　以印第安人为例，15世纪其人口约在2000万左右，而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的短短一百年间，就有1900万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传入的疾病。这其中包括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伤寒、百日咳、肺结核等等。由于海洋的隔绝，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与病毒，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抵抗力。

　　当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区区168人在秘鲁登陆时，他绝对想不到自己会闯入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组织严密的社会。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天花病毒会在短短时间内消灭这个丛林帝国，留给他堆积如山的金银。

　　早在1520年，天花就随着一个受感染的奴隶从古巴抵达墨西哥。在那里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阿兹特克帝国。阿兹特克对天花没有什么抵抗力，在大肆流行的瘟疫面前他们失去了一半的人口，其中包括皇帝。侥幸不死的人也被这种怪病搞得筋疲力尽，无心抵挡欧洲殖民者。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的2000万人口锐减到160万左右。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天花为何只杀死印第安人，而入侵者却安然无恙？最后只能归之于白种人的上帝要胜过他们所崇拜的神灵，这是愤怒的上帝对他们的惩罚！从此他们不再抗争，而是驯服地成为基督教的信徒和西班牙统治下的温顺良民。墨西哥就此成为西班牙的附属国。


　　虽然新大陆也有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城市，但它未曾把致命的疾病传播给欧洲人，一个也没有。这是因为美洲缺乏这些疾病的源头——家畜。欧亚大陆的流行病是从已经驯化的群居动物疾病演化来的。尽管欧亚大陆有许多种这类家畜，美洲土著人只有五种驯化动物：火鸡、羊驼、鸭子、豚鼠和狗。这些动物要么不群居，要么与人类的接触没有那么紧密。

　　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对殖民者有利。虽然美洲和没有本土流行病感染欧洲人，在澳洲、东南亚、非洲却有。热带地区的疟疾、霍乱和黄热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致命的传染病。

　　黄热病原本局限于非洲西部。非洲黑人对于该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一旦感染虽也会出现头痛、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数天之后即可痊愈。由于近代的贩卖黑奴活动，黄热病被带到了美洲，毫无抵抗力的白人、印第安人和亚洲移民随即成为黄热病的牺牲品。最严重时，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的行政机构几近瘫痪。就在此时，当时受法国控制的海地，爆发黑奴起义。拿破仑派兵前往镇压。在法军到达多米尼加数日后，黄热病流行摧毁了这支精锐部队，2.7万人丧生，甚至包括法军的统帅。拿破仑对此束手无策，不得不将当时法国占领的路易斯安那拱手卖给美国。历史就这样被改写了。

　　这里还有一个现代的例子：格陵兰岛气候严寒，人口稀少，交通不便。1951年4月，一个正处在麻疹潜伏期的水手从丹麦哥本哈根来到格陵兰参加一次人数众多的集会，由于此地多年无麻疹流行，人群对麻疹并无免疫力，因而在这次集会之后引起麻疹流行，使参加集会的居民不分老幼有4212人罹患麻疹。

stanza

http://www.kepu.com.cn/gb/news/epidemic/200302280004.html

流感也致命


　　翻开人类传染病流行史，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有流行性感冒流行的记载。1658年，意大利威尼斯城的一次流感大流行使六万人死亡，惊慌的人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是行星带来的厄运所致，所以将这种病命名为“Influenza”，意即“魔鬼”。今天，虽然科学已经证明流感病毒感染所致，但这个名称却一直沿用下来。

　　从十九世纪到现在，流感病毒已在全世界发生了多次大流行，其中危害最大、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要数1918年的世界范围流感大流行。

　　1918年的欧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正浓，战争夺去了很多士兵的生命，摧毁了无数家园，但是给当时世界带来威胁最大的不是战争，而是流感。1915年春，英格兰就发现了零星的流感病人，到1917年，欧洲大陆也发生了少量的流感流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不断扩大，到1918年美国被卷入战争，大批运输船将美国士兵从大西洋彼岸运到欧洲，在这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期间，从阿拉斯加到美国本土的流感病毒在美军士兵中肆虐。据记载，一个兵营就有500多人患流感倒下，患病死亡的就有50多人，幸存的士兵又将流感病毒带到欧洲战场，引发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流感大流行。这次流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从以下数字可以说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人数为50385人，而非战斗死亡人数为5586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患流感死亡。全世界在这次流感大流行中死亡人数高达两千万。

　　1997年8月，美国病理学家约翰.哈里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的冷冻尸体中成功地分离出流感病毒，经过一系列实验证实是那次世界流感大流行的代表毒株。

　　1918年流感大流行后，世界平静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发生了几次大流行，其中以1957-1958年流感大流行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次流感流行起源于我国贵州省，在半年内即传遍了全世界。当时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朱既明教授带领研究组人员日夜奋战，研究流感病毒的流行特点，病毒结构、生长特性，终于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流行的流感病毒是一个全新的流感病毒型，其表面结构与过去所发现的流感病毒完全不同。通过鉴定将其命名为“亚甲型流感病毒”。随后即带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研制流感疫苗，以达到通过注射该疫苗控制流感病毒的传播。1958年试制成我国首批流感疫苗，并在人体接种取得了良好免疫效果，这样我国自己研制的流感疫苗终于诞生了。

　　自1968年以后，世界范围的流感几乎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最近一次是在1999年11月至2000年4月，欧洲、美洲、亚洲均发生中度以上流感爆发流行，其中最为严重的为法国，流行高峰时发病率达每10万人861人感染。我国受到的危害也较为严重。以北京为例，1998年至1999年流感流行期间，流行高峰时发病率高达26.49%，非高峰期也有10%的发病率。

　　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预防手段越来越多，但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接种流感灭活疫苗。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相信人类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制服流感这个病魔，让它像天花一样在地球上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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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
新兴主题研究计划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discuss/med.html


計劃緣起
　自有生民以來，人類即飽受各種疾病的侵恣一直到現代，我們也從未停止和疾病搏鬥。 疾病可說已成為人類歷史和文明中無法分割的一部分。瑞典的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就 曾說：「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的確，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疾病（尤其是大 規模的流行病）可說不時衝擊著各個人類社會，直接或間接的促成其政治、經濟、宗教、 科技和文化的變遷。醫學的發展便是其中比較明顯的一項。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文明 的發展與社會的種種變動（如：對生態環境的開發或破壞、因自然情境或人為因素所造成 的饑荒、大規模的人口移徙、都市文明的發展、戰爭等），有時也會成為人類本身致病的 要因。

　近半世紀以來，歐美學者根據其自身的歷史經驗所做的研究，可說已經很清楚的揭示了 疾病與人類文明之間緊密與互動的關係，也證明了疾病史與醫療史研究是整體歷史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一環。

　反觀中國學者在這個領域的成績，雖然不是一片空白，但是，除了極少的學者如胡厚宣 、余巖、范行準等曾致力於「疾病史」的研究之外，中國大陸的學者大多只著眼於中國傳統 醫學史（尤其是集中於少數醫學作品和醫家）的研究，很少有人從文化史或社會史的角度加 以考察。至於台灣地區的研究成果，雖然研究的視野比較寬闊，視角也較為多樣，但在數量 上，略嫌貧乏。

　為了墾拓中國史（和臺灣史）研究的新領域，也為了使我們的歷史經驗成為人類整體歷史 的一部分，本所若干同仁乃於1992年夏天共同籌組【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並邀約所 內外同道參與活動，舉行討論月會，所探討的主要課題包括：

　　（1）中國人對於身體的認識及賦予的文化意義；
　　（2）醫家的族群和學術歸類（醫與巫、道、儒的關係）；
　　（3）男女夫婦與幼幼老老的家族史；
　　（4）從醫學看文化交流的問題；
　　（5）疾病醫療所反映的大眾心態。

　　本研究室的主要目標有二：

長期累積研究資料和文獻，並透過大小型的研討會、及出版刊 物，使本所成為這個領域最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
整合不同學科、不同單位的學者，共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豐富 我們對於歷史以及人類社會的知識。
　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近期內，除了繼續舉辦持續了五年之久的討論月會 、進行資料整理之外，我們覺得可以從【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成立的第五年（1996年 7月至1997年6月）起，展開一系列的主題研究，我們首先擇定的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的 醫療與社會」。此外，我們並且已經在1997年6月召開一次較大型的國際會議，提出若干 我們所關心的課題，邀請其他地區的學者一起來探索，並使國際學術界知道我們這個研究 小組的存在與具體成就。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儘管「西醫」在現代的中國和臺灣社會中已成為醫療體系的主流，但是，「中醫」（或 「漢醫」）仍然佔有一席之地，而所謂的「民俗療法」和「儀式療法」也不曾完全滅絕。 面對這樣的一種現代情境，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涇渭分明的醫療傳統是如何形成？它們如 何在中國和臺灣社會中發展？彼此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中國和臺灣社會又何以會匯聚、 兼容這許多不同的醫療傳統？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我們相信，不僅會讓從事實際醫療的工作者、醫學知識的研究者、 和負責公共衛生以及醫療行政的主事者，急切的想獲得解答，也會使一般的歷史學者感到 好奇。我們認為，若能釐清這些問題，不僅可以促進分屬不同傳統的醫療者彼此之間的溝 通和瞭解，可以幫助我們更充分的掌握和運用既有的醫療資源，以增進整體社會的和樂與 健康，也可以讓我們更略薊器D中國人曾如何以其獨特的方式回應疾病的挑戰。這也就是 我們探索「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這個課題的主要目的和意義所在。

研究回顧

　「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並不算是一個新的研究課題，一些有關中國醫學史的書和 文章，對於這個課題多多少少都會有所觸及，但仍有待更精詳、更完備的研究。以中國大?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在數量上雖然足以傲人，但是，大多數作品只著眼於中國傳統醫?史（尤其是集中於少數醫家、醫學和藥學作品）的研究，至於其他醫療體系的面貌（尤其?和宗教有關的療法或疾病觀），以及各個醫療傳統彼此之間互競互融的複雜關係，則很少?人留意。此外，在研究取向上，中國大陸的學者大多著眼於醫學知識的內在流變，很少有?化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考察各個醫療體系和整個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網絡之間的互動?係。

　至於台灣地區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的視野上較為寬闊，視角也較為多樣化。例如早期劉 枝萬先生即曾以台灣之瘟神廟為例，闡明瘟疫流行的歷史、地理分佈，與移民社會、宗教信 仰的傳佈之間的關係。近十年左右，則有任育才先生致力於醫療組織、醫學教育及醫家之研 究。此外，熊秉真女士則持社會史、文化史的分析角度，企圖以「幼科」（兒科）醫學為中 心，探索中國醫學知識的發展、成就、及其歷史意義。再者，著述甚豐的陳勝崑先生則廣泛 討論疾病與醫療史的多項問題，諸如傳染病對中國歷史及社會影響、中國醫學發展史、中西 二大醫學傳統在近代中國及台灣社會中的相互激盪及其引起的社會及文化問題等，皆有所論 述，其若干論點雖頗富爭議性，但對於此一領域之開拓，實不失為一難得之先鋒。其他如張 珣女士，則一方面介紹西方醫療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架構，另一方面也以台灣地區的漢 人社會進行實證研究。近幾年來，本所有若干同仁已開始涉足此一領域，如宋光宇先生之論 瘟疫與台灣地區宗教活動之關係，蕭璠先生之致力於探索漢宋之間中國南方地區「地方病」 及其與當地自然生態、風土人情及政制經濟之互動關係、王道還先生之以比較文化史的角度 重新評估《醫林改錯》一書的價值和意義、李建民先生之剖析中國傳統醫學對「祟病」的特 殊看法、林富士先生側重疾病觀念及其宗教面向之分析。可說充分顯示「醫療」（與「疾病 」）做為一個歷史研究課題的可能性，同時也說明探索此一課題的角度可以是多樣的。尤其 最近三年來，在本所【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的推動下，研究的課題與途徑更是多彩多姿 。不過，整體而言，在數量上尚嫌貧乏，彼此之間在論述上的相互呼應也不夠密切。在這種 情形之下，臺灣學界勢需以一更明確的主題，整合所有的人力，以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研 究途徑，合力尋求新的突破。而「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也許會是一個適切的研究主 題。

研究方法的理論架構

　俗謂「史無定法」，因此，在研究展開之前，我們並不打算花費太多力氣，去構思一套 或一種大家都可以共同遵行或援用的方法或理論架構。我們希望每個參與者都能依據自己 所掌握的材料的性質、所關切的問題、以及所偏好的表達形式，選擇適切的方法與論述架 構，並且因研究的展開而做適時的調整。我們只想強調，歷史研究必須同時掌握「常」與 「變」，並且注意社會的「整體性」以及各種文化質素之間的「關聯性」。同時，我們也 想強調「比較」的重要性。透過比較，我們才能呈現古今之變，才能凸顯中國醫療傳統的 多元面貌、地方差異，並且解讀中外醫療傳統的主要異同。

第一年（自1996年7月至1997年6月）的研究內容與預期成果

　「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是一個相當大的的研究課題，其所涵蓋的時間範圍，以及所牽涉的專門知識和問題，光憑本所既有的幾位研究者（即本計畫的參與者），勢必無法在短期內獲得令人滿意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們希望以三年為一個研究的時程，逐年擬訂研究的主題，並且不斷邀約國內外的同道一起進行研討。 至於我們第一年的研究主題，則主要有五：


中國醫療傳統的分期問題。這個主題的主要研究者是杜正勝（主要專長為：中國古代史、社會史、民眾史），希望其能以宏觀的視野，從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國醫療傳統的幾個發展階段及其特色。
中國醫學知識的形成與傳承。這個主題的主要研究者是李建民（主要專長為：中國古代游藝史、術數史、醫藥史）。此外，【疾病、醫療與文化】討論會的所外成員，如金仕起（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主要專長為：先秦兩漢醫藥學史）、陳君愷（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主要專長為：宋代醫學史、臺灣醫療社會史）、陳元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主要專長為：宋代醫學史）等，也將參與研討。希望其能考察中國醫學知識形成的歷史過程和傳承與創發的方式，並且探索其在整個的中國文化或知識體系中的位置。
宗教與中國醫療傳統之關聯。這個主題的主要研究者是康樂（主要專長為：中國中古史、宗教社會學、佛教史）、宋光宇（主要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民間宗教、宗教人類學）、林富士（主要專長為：巫覡史、道教史、疾病史）。希望其能探討各個宗教傳統（佛、道、巫等）在中國社會中的醫療活動，及其獨特的醫療傳統。
中國醫療傳統與社會、文化情境的互動。這個主題的主要研究者是蕭璠（主要專長為：中國古代史、流行病史、科技史）、劉增貴（主要專長為：中國家族史、生活史、簡牘研究）、李貞德（主要專長為：秦漢六朝婦女史、法制史、家庭史、禮俗史）。希望其能檢討影響中國醫療傳統內涵的種種社會和文化因子（諸如：生活內容、生產方式、聚落型態、價值觀念、習俗、文化接觸等），以及醫療傳統對於中國社會和文化所造成的影響。
中國少數民族的醫療傳統。這個主題的主要研究者是桑秀雲（主要專長為：中國民族史、西南少數民族研究）。希望其能探討中國少數民族醫療傳統的特色，以及其和漢族醫療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為了展開上述主題的研究，我們將進行下列工作：


資料整理：整理書目，建立電腦資料庫，並收集相關的研究文獻，分類存放於研究室。
討論月會：每月一次，主要由與會同仁輪流發表研究報告，或共同研讀史料與專書，間或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演講。
國際研討會：為了邀約更多的學者參與上述四大課題的研討，也為了使國際學界了解我們在這個領域的耕耘所得，我們將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
透過一年的資料整理工作，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資料中心」的雛形，使長期累積研究資料和文獻的工作可以順利而快速的展開。而經由討論月會和國際研討會，我們可以凝聚更多的研究人力和智慧，建立更多的溝通和交流管道，使本所逐漸成為這個領域最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此外，在討論月會和國際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將可成為我們發行「研究通訊」、出版論文集，甚至發行專門性期刊的重要素材。而出版工作自主題計畫展開後的第二年起將會逐漸成為【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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