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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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动乱中国——中国社会动乱史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动乱往往是一种再适应灾害；越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越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方，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越强；在极端情况下，自然灾害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灾民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在以后的历史灾变的重复中，历史的线性发展面临巨大的障碍，永远存在下一个动乱使每一次社会发展的努力回到或接近出发点。“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因此，中国历史与中国自然灾乱史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社会灾难和变乱极端严重并反复发生；只不过这里的主角是人类自身。

　　生存之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摧毁性自然灾害严重威协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资料，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比较更具残酷性。

　　生存之战是掠夺性社会灾难；由于灾变摧毁了“交换成本”并加剧了生存必需品的极度短缺，无成本的征收和掠夺彻底取代了商业交换和竞争关系，“扩展性秩序”摧毁于掠夺性经济之中。

　　生存之战支配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主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每次动乱的引发点都是饥荒和极度贫困，每次动乱以后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动乱以前都要“准备”在动乱中如何生存。这在政治史上就表现为王朝循环和文明的静止或停滞。

　　再没有比动乱（所谓农民战争）推倒动了历史进步的理论更颠倒是非的了。中国的农民造反100%是灾民起义，这种动乱正是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在人类的同情心上对“农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伦理合二为一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优点，但却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缺点。

　　中国社会动乱分类述要

　　1、灾民造反

　　农民造反基本上发生在饥荒年代，是最典型的生存之战（灾民起义）。它包括造反和内乱两种形式，前者针对王朝，后者是不同的灾民队伍之间的互相攻伐。

　　2、血亲纷争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生存利益分配之争。主要围绕家庭地位、继承权、大家庭财产分配和老人赡养等“经济”问题展开。这种“该隐与其弟艾贝尔”的冲突遍及世界，但在中国具有结构性特征。中国的家庭成员因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极度希缺，使他们很难通过“多样化”发展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将把各种冲突内化并推向极端（1）；“家庭动乱”往往恶化为悲剧性的自相残杀。中国普通家庭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极其经常的，其中发展为大打出手、视如寇仇、乃至蓄意杀害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代还有“7文钱小细造奇冤”这样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化清界限”运动表面揭示了家庭悲剧的政治动乱根源，但其实质是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极端焦虑。考虑亲情之重和幼儿的成长环境，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动乱比家庭内战更严重地败坏人性和人类道德了，在某种意义上，家庭内战几乎是人类道德堕落的第一根源。

　　这种疯狂在权力集团内部尤其严重，王权世袭制度导演了中国高层家庭内部特别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史。《郑伯克段与鄢》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手足相残已经卑鄙为政治艺术了的故事，曹值在胞兄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不能忽视社会高层家庭内战对低层家庭以及社会内战的示范效应。

　　3、“战斗者小团体”

　　生存之战更普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人与人是狼”这一霍布斯定理可以看作是灾民文化的一种准确的概括。生存之战是中国人人际关系冷漠和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根源；也是唯家族主义和唯团体主义的根源，因为家族和团体是“生存之战队伍”，是“战斗者小团体”，它比单个个人有更强的生存战斗力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因而也产生了灾民对这个团体的依附性或费正清所说的“社会观念”或王学泰所定义的“游民意识”。灾民团伙是掠夺性和资源垄断性组织，是灾民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它奉行一种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小团体的内部之战和外部之战共存，后者表现为掠夺之战，前者表现为分赃之争。这是一种充满无限悖论的社群主义。

　　我们先介绍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它主要发生在尚未垄断国家权力以前的游民时代。各种造反和骚乱（以“梁山”为代表）无不指向粮食和财富的掠夺。当它们壮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由于资源短缺和贪地无厌，互相攻伐不可避免。我们的祖先黄帝和炎帝勾结起来率领各自的灾民部落，和我们的另一位祖先蚩尤在远古的旷野里，似乎进行了第一场著名的生存之战。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之战是典型的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春秋无义战”）。你不能设想他们会打到谈判桌上来，你也不能奢望他们会达成罗马帝国分裂后欧洲多国共存的势力均衡，更不能指望他们能打出一个联邦制来；它们的原则是你死我活。刘邦与项羽、宋江与方腊、朱元彰与张士诚、李自成与张献宗、蒋介石与汪精卫……各种灾民队伍进行搏斗只有一个目的：把对手的饭碗抢过来；因此也必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彻底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因为生存需要基本上是肉体需要，消灭别人的肉体就在根本上消灭了“需求”，同时，也消灭了“敌对势力”因生存需要而必然发动的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挑战。曹操夺得了江夏，一定要将刘琮母子赶尽杀绝。在极端情况下，只要你活着，你就会被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总而言之，你在我身边活着就是你错”。“夷灭九族”的目的就是“赶尽杀绝”。

　　张艺谋先生导演的电影《井》形象地描写了中国的村落之战。那是旱灾地区典型的生存之战。

　　4、权力内战：不是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利益分歧

　　权力斗争是战斗者小团体内部之争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它垄断了国内资源以后必然产生的分赃之战。这里没有贵族，有的仅仅是军事贵族或前战斗小团体的贵族化形式。当外部之战完成资源掠夺以后，建立内部的资源分配制度成为一个新的任务，由于掠夺的非法性，这个分赃过程必然产生无序状态，再分配同样是无法无天的；分赃斗争从掠夺战争结束之日起始。“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有限的妥协，但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权力斗争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战争年代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源。考虑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所有的权力者都是军警首脑的特点，我们将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称谓“权力内战”。“权力内战”往往蔓延到社会或利用社会动乱（当然也可能同时被社会动乱所利用），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5、对外扩张

　　这里主要指在生存欲望支配下的王朝对外战争。这种对外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期和中期的“开疆拓土”时代，也存在于同游牧民族作战的年代。此外，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战斗小团体也往往为了逃避剿杀和开辟新的生存资源向境外扩张。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对外侵略问题并不突出。很多对外征服都是防御性的。这主要原因可能是“内战”的工作太多太繁重，使统治者没有精力“照顾”国际问题。

　　6、对内扩张或内部侵略

　　我们将王朝或统治者对国内的战争征罚和行政侵犯称谓“内部侵略”或“内部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如果说，经济原因或生存空间问题是国际战争的主要根源，那么灾民社会的“内部帝国主义”政策完全出于同一目的。正因为如此，国际上的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和侵略者在占领区所推行的蛮横虚伪的文化政策，与“内部帝国主义”大同小异。由于误导，或者也由于人类种族中心主义的本性，内部侵略的罪恶往往被忽视，至少在同外部侵略相比较时是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个体生命价值至上，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就必需从受害者的角度而不是施害者的身份上来确定罪恶。这是一个丢失的常识。历史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野蛮与被害人之众，可能远远超过“日寇”和新老“列强”的战绩，对残暴的“番邦”愤怒声讨当然是正义要求，但“愤怒声讨”中国凶手的声音为什么100多年来总是那么微弱呢？大兴（远远不止大兴）和奥斯维辛（2）发生了一样性质的事情，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人的罪孽难消！但中国人呢？有谁在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罪恶？不仅如此，民族反省却往往被攻击为卖国。但这些爱国者将无法评价东史郎，因为根据“爱国主义”的狭隘逻辑或低能的热情，他如果赞同东史郎，就等于赞同东史郎“卖国”；不是有日本人把东史郎咒骂为“卖国贼”吗？但如果反对东史郎，那也是“卖国”，“卖中国”，因为东史郎批评的是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军队。拒绝自省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足的精神错乱，如果它不是一场阴谋的话。1925年6月18日，鲁讯先生就有这样的感慨：“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的有抢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或者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3）或者是因为我们伪勇敢，因为在自己国家这里声讨远处的外国是不需要什么勇气因而无需承担什么现实的风险？我的结论是，“爱国主义”往往是一种经济策略，其被攻击的风险最小，而其目的是指向权力资源。正因为如此，非理性的仇外一直是群起攻之式的伪勇敢者表扬的商业项目之一。

　　与此相关的却相反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似乎是我们更容易宽恕“国际仇人”，可谓恨也容易，爱也容易。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化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慷慨地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也受同样的罪。为什么对昔日敌国的老百姓抱着这样的菩萨心肠的我国最高决策人，竟不肯哪怕稍微对本国的平民百姓发点善心，仿佛嫌百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把中国人杀够似的，竟然又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页呢？这个问题，直到23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4）蒋介石们在1945年以后对日伪和冈村宁茨都是网开一面的，但在抢夺地盘方面是一丝不苟的。这一切都只能在“政治是糊口型经济”这一角度来理解。

　　事实上，由于内部侵略的经常性和直接性，其危害更大。同时，由于内部掠夺的机会成本更低，比较效益更高；所以内部侵略往往是人类战争的真正主流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动乱”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一直“沦陷”在这样的“自我侵略”状态之中。因此我不赞同储安平先生1945年关于“沦陷区”的议论，他说，（大意）日本入侵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沦陷”，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又“第二次”“沦陷”于“缺德透顶”的本国官僚的统治之下（5）----“第一次”、“第二次”从何谈起呢？由于生存竞争导致的内部侵略，“沦陷”一直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正常”的生存状态。

　　7、“绿祸”----四边烽火越千年

　　“绿祸”显然是与“黄祸”相联系制造出来的概念，我用它来指中国四周草原民族的长期间断性的入侵与征服。中国的边界基本上为游牧民族所环绕，那里的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他们不断向中国农业地区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另一方面恰恰证明了“灾变论”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不同就是自然条件的不同”（魏特夫），那么在生产力水平较底的历史时期（这首先是灾变导致的结果），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产生文化的不同。游牧部落与游民社会相比更具野蛮性，不过是那里的自然条件更恶劣罢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认识。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尔……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立刻‘一目了然’的。草原制造了这种体格矮小和粗短的人，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那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原上的烈风，严寒酷暑把他们的面孔塑造成为有细长眼的，颧骨突出的汗毛稀少的，把他们多节的身体坚硬化了。随意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游牧经济的条件使他们的定居居民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怯懦性的借贷，有时则是屠杀性的掠夺。……他们是土地的自然创造物，是饥饿和惨苦的儿子;骑射是游牧人民的唯一的手段，使他们在饥馑的年代里避免全部的死亡。”（6）

　　游民部落（勉强可以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内战无异弱化了它对草原民族进攻的抵抗力，同时作为“近邻”因此必然遭受比西方更严重的征服。“草原灾难”或“绿祸”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长城是中国这种突出的不幸的历史见证。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地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火药线。……这些以畜养马匹和骆驼为业的牧民耐苦而又凶残，当他们因冲突、干旱或人口增长而被逐出自己的草地时，便侵入邻近的草地……（欧洲所遭受的这种恐怖）同游牧部落向中国和印度的胜利相比，还真是不值一提。……东欧各民族组成的堤坝保护着欧洲，他们用自己的不幸换得了欧洲的安宁。”（7）

　　中国的农业文明生存在草原文明的包围之中，也意味着羊生存在狼群之中。这种“农耕孤独”状况和美国对比是非常突出的：美国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和民主，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到美国的本土（中国无一幸免），美国周围也不存在侵略性的民族。托克维尔说美国的环境优势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8），这样说来，“中国”仿佛是上帝的弃儿。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元朝和清朝在中原的杀伐对民族文化和灾民理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两个世界的撞击”：近代西方国家在华存在导致了各种冲突。

　　西方入侵各种“文明的野蛮”（雨果）和中国排外的历史情结以及文化的差异（“两个聋子的对话”）共同作用，共同推动了很多流血的冲突。这些冲突和战争在已经动乱不堪的中国历史中添加了更多的尸体和炮灰。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我们应该回倒马克思的立场上来（9），在表达人道主义的愤怒的同时，也不能失去基本的理性判断力。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无疑是一种新的灾变力量（部分在灾民看来是如此），尽管这也是“数千年未有之机遇”。

　　9、日本——现代蛮族、海上灾民

　　日本的侵华战争根源于日本的生存恐惧，就象草原部落的入侵根据他们的生存恐惧一样。中国的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显然是更加残酷和恶劣的；而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在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的危机感中熊熊燃烧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遭受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是空前的，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8年侵华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一切社会灾难、自然灾难和政治专制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是野蛮中之野蛮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任何谴责都不过分。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军事”上的敌人，也是中国“政治”上的敌人。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是近代中国政府的亲密朋友，从溥仪的满清帝国和袁世凯的军人政权一直到后来的“汪精卫政府”。我们经常看到这两位老朋友在国内危机中为寻求释放之道而称兄道弟，无限政府和株式会社之间，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有无限充分的合作机会。

　　上述社会灾变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我的结论是：生存型动乱是中国的历史结构。正如本雅明所说，我们能确信，现在我们现实和心理中的“紧急状态”，并不是反常情况，倒是例常情况。今天的欧洲人回顾欧洲历史对五件灾变事件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一是成吉思汗的侵略，二是法国大革命，三是奥斯维辛灾难和纳粹的兴起，还有两件事是自然灾害，黑死病和里斯本大地震。这种惊恐是“少见多怪”。这些灾变我们中国人见多了。我们可以说，中国每个朝代末年至少都发生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恐怖和暴政；而几乎每个君主甚至包括他的大大小小的跟班就是一个不同形状的希特勒，至于“成吉思汗”式的入侵更是每个帝王必须面对的“外交”难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嘛，家常便饭，死人嘛，我们见多了。

　　一代一代生活在这种残酷杀伐的历史环境里的人，将不断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

　　个案分析

　　孟德斯鸠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特征与欧洲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文化的意义。他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统计：“亚细亚曾被征服十三次……而欧洲只发生过四次巨大的变化。”他接着分析说：“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10）这使我联想到不稳定的生活可能同样导致了“犹太人的贪婪”。

　　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形式提供一份详细的历史资料是一项负责的也是复杂的工作。这首先是一个资料收集的问题。我们已经说明，每次自然灾害几乎都可能导致一次相关的社会动乱。以外，二十四史是另外一个证明。二十四史至少意味着24次持续几年的巨大的社会动乱；而其中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帝王易位都可能导致一场规模不等的骚乱。加上异族入侵和其它各种社会灾乱，我们发现了一部混乱而血腥的中国历史。欧洲历史上出现的1815-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11）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和平是以“远东”的战乱来补偿的。

　　为方便起见，我只选择政治动乱史的某一片段进行“抽样”考察；这种证明显然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但我们确信这种推理的可行性。

　　现在我们仅以西汉为例，来说明中国的动乱之害的突出严重性。虽然我们认为，1800年至1949年期间是中国灾乱最突出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动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白莲教，1796-1804年;对英战争，1839-1842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起义，1855-1873年;对英法战争，1856-1860年;对法战争，1883-1885年;对日战争，1894-1895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战争与北伐战争，1915-1928年;中日战争，1937-1945年;国共内战，1946-1949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而且对塑造现代政治文化更具直接意义，但我们更应在历史深处寻找起因。下面的一些资料来自法国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的《中国社会史》（12）一书。西汉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稳定与发展的时期，然而即使如此，西汉的社会动乱仍然是接连不断的：

　　○公元前212年秦末的社会大动乱开始,这场动乱持续了1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决战；

　　○公元前201年分封之乱；

　　○公元前201—200年与匈奴作战；

　　○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乱；

　　○公元前199年内战；

　　○公元198年匈奴之乱；同年山东和长江流域的10万人被强行迁至华北地区,这一灾难持续到公元1世纪。

　　○公元前192年—190年,渭水流域的30万人被征修建长安的城墙；

　　○公元180年之前的吕氏之乱和180年对吕氏党羽的镇压；

　　○公元179年收附南越;

　　○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58年北方边境军屯；

　　○公元前157年—154年七国之乱；

　　○公元前144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35年进攻越国；

　　○公元前133年远征匈奴；

　　○公元前132年10万人被命令修复黄河决口；

　　○公元前131年谋取西南；

　　○公元前130年四川到广东的道路工程；

　　○公元前129年渭水和黄河工程；

　　○公元前128年远征满州和高丽；

　　○公元前127—119年进攻匈奴；

　　○公元前124年—122年刘安事件；

　　○公元前123年对蒙古地区发动进攻；

　　○公元前122年—109年汉朝向南征服；

　　○公元前120年大水灾,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

　　○公元前117年—115年建甘肃诸郡；

　　○公元前113年在西北地区征民进行大规模的灌溉和土地开发工程；

　　○公元前112年远征南越；

　　○公元前110年征服福建越国；

　　○公元前109年远征北部和中部高丽,灭云南西部的滇王国;

　　○公元前108年远征西域；

　　○公元前104—101年在西域和帕米尔远征；

　　○公元前102年驱士兵和苦役犯修建长城；

　　○公元前101年消灭大宛国；

　　○公元前99年,帝国东部人民起义；

　　○公元前97年对匈奴战争；

　　○公元前95年,陕西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92年宫廷审判；

　　○公元前90年在西域、蒙古和吐鲁番地区征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去世；官吏队伍和宫廷之间持续80年的各种斗争；

　　○公元前86—82年云南远征；

　　○公元前78年对满洲远征；

　　○公元前77年对西域远征；

　　○公元前76年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

　　○公元前72—71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71年在新疆作战；

　　○公元前67年对吐鲁番远征；

　　○公元前51年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开始儒学专制和思想迫害；

　　○公元前18年出售官位；

　　○公元前14年,农民起义；

　　○公元1—25年,“王莽乱政”

　　○公元11年黄河决堤并改道,灾害持续近10年；

　　○公元17年“吕母”领导人民起义；

　　○公元18年樊崇领导农民起义；

　　○公元20年王莽在长安大兴土木；

　　○公元22年赤眉战争,期间黄河下游发生水灾；

　　○公元23年王莽政权在战乱中灭亡；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入长安;同年刘秀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公元27—28年宫廷内乱与镇压赤眉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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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统计仅仅是历史记载的史实，而且是历史记载的史实中的一部分；如上面的统计就不包括《史记·货殖列传》中发生于西汉时期的这样一次灾难：“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与西汉帝国相比，中国其它王朝时代的社会动乱之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13）喊杀声漫过每一个世纪的关隘，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并在这种超历史的灾乱中编制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救荒还是新掠夺

　　除了兵灾，灾民政府的另一种反映就是救荒。公正地说，这种政府救济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政府自我救助的目标永远高于救助灾民的目标，而灾荒的恶化也往往是政府失职（公共工程的荒废和仓储政策的失败）造成的后果。政府失职最恶劣的表现是在灾荒年月中“囤积居奇”和横征暴敛，苛政往往为了表现政绩而与灾荒并行。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政府是在救灾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的，于是救灾往往是为了表现“恩人执政”的合法性，而不是真正为了灾民的利益，否则就很难理解“丧事作喜事办”这种政治传统。历代政府救灾不止，同时掠夺不止。但这种频繁市恩的政府行为无疑客观上表明了中国灾变问题的极端特殊性。

　　图三：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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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m.myrice.com/ufo-ts/sm/wyr.htm

瘟疫与人 (一)

瘟疫这个词似乎离现代文明社会很遥远，尽管家畜的瘟疫时有发生，但是人们对瘟疫的印象几乎被对感染瘟疫的鸡鸭牛羊的屠宰数代替了。在中国的词典中瘟疫是指某种致命的传染病，在西方的词典中除了这个涵义，还特指神对人的惩罚。西方作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向全球输出了人类最引以为豪的反神创论的科学，在对瘟疫的词解上怎么会保留神对人的惩罚的涵义呢？人类真的能依靠科学战胜天灾人祸吗？瘟疫就在不远的地方静待暴发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网页上有一首这样的无名诗：

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人们说：来，吃这个根吧。
到了公元1000年的时候，祈祷的人说：吃那个根是不信上帝的人。
公元1850年的人们说：那个祈祷的人是个迷信的人，来，还是喝了这碗汤药吧。
公元1920年的人们说：那碗汤药是蛇油，来，把这片药给吃了吧。
公元1945年的人说：那片药没有效果，来，把这青霉素吃了吧。
公元1955年的人说：哎呀，细菌突变了，来，改吃四环素吧。
1960年至1999年的人们说：(39年人们年年都在大喊哎呀……) 来，改吃更强力的抗生素吧。
2000年的人们说：细菌胜利了，还是来吃这个根吧。(1)

从这首世界卫生组织展示给公众的诗中，我们是否可以读出：作为护卫全球公共卫生龙头的世界卫生组织在悄悄地向人们传递着一个深深的忧虑信号呢？无独有偶，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得主、健康科学专栏作家、女记者劳瑞·格雷特在她的两本扉声全美的著作《即将来临的瘟疫》(2) 和《对信任的背叛--全球公共卫生的崩溃》(3) 中斩钉截铁地将冷酷的事实展示给世人：败坏的人类终将难挡瘟疫、烈性疾病的爆发。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中出现的人类大瘟疫，从前人的痛苦经历中得到教训，探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

一 人类瘟疫的历史

（1）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

早在公元6至8世纪，东罗马帝国就曾大面积流行致死性的瘟疫(4)，因为年代太遥远，除了在后来的十几个世纪长的时间内，仍然让人们铭记在东罗马帝国曾经发生过摧毁人的灾难外，具体的细节人们则已经全然不知了。但是，公元1347年至1351年瘟疫横扫欧洲大陆的五年，无论是历史书还是医学书，都清楚地记载了这种可怕的“黑死病”。欧洲人通过中国的丝绸之路运来了廉价的商品，也带来了致命的黑死病菌。千千万万的欧洲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高热、坏死性淋巴结炎、咳嗽、咳血、内脏出血、呼吸困难、全身毒血症，皮下广泛出血使整个人体呈紫黑色，因而得名“黑死病”，发病者常常短在数小时之内、大多在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的黑死病在欧洲大陆迅速播散，短短几年间夺去了大约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三(4)。

当时整个的欧洲生活在世界末日般的恐惧中，“如此的可怕，人们慌不择路，携带可以带上的东西四处逃窜，一旦家庭中有一个人开始表现不适，其它家庭成员立即弃他(她)而去，不论病人是父亲、儿子还是母亲和女儿。然而一旦周围的人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发病，他们自己也会很快在三天内死亡，除了人，家里的狗、猫以及其它家畜也都逐一死于瘟疫。甚至许多人因为接触了病人而被认为是必死无疑，他们都被活埋了。患病的有钱人出再多的钱也没有人甘愿冒生命危险服侍他了。”(5)“医药变成了没有用的废物，医生们也成为慌忙逃命的成员”(5)，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开始感觉不适到变成死尸竟然短至两三个小时，死亡就象影子一样和人们时刻相随。瘟疫肆虐的城市都几乎变成了空城，无人居住地。这段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片段被称为“天降的祸”或“天谴”。

320年之后，英国的伦敦(公元1664年)再次爆发腺鼠疫。一个亲身经历这场瘟疫的英国记者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瘟疫的详情，“从1664年8月8日至同年10月10日，伦敦死于瘟疫的人数达到49,705”(6)。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片段：“一对母女从外面回到家，女儿说头有点痛，母亲赶紧安顿女儿躺下。她提着油灯看了看女儿的身体，不幸的是她看到了黑死病的标志--肿大的腹股沟淋巴结。母亲疯了似地奔向大街，痛苦地哭嚎，她再也没有回家。两个小时后女儿死在床上，一个星期后母亲也死去。”(6) 在瘟疫中人的生命是那样的渺小，就象人眼中的蚂蚁，那么它到底想让人类在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时反省什么呢？让我们再看看在中国发生的瘟疫。

（2）19世纪亚洲的鼠疫

在18世纪末，清朝的云南省开始爆发鼠疫。人们不清楚瘟疫是如何爆发的，先是成批的野鼠、家鼠死在人们面前，然后是大批的看着老鼠死的人象老鼠一样倒下，瘟疫迅速地蔓延。清朝赵州诗人石道南(音译1765-1792)在他的一首名为“死鼠”的诗中这样写道(原文无法查找，译自英文译本)：

四面八方横死鼠，
俨然象虎阻人行，
人皆惊恐绕道行。
老鼠死后不几日，
人死就如墙倒塌。
一日死者增无数，
阴沉乌云遮蔽日。
三人行走在一处，
十步之内两人倒。
夜间死去无数人，
无人敢去悼亡人。
瘟神来临油灯黯，
油灯吹灭一片黑。
活人死魂尸体留，
乌鸦嘶叫满天飞，
猫犬不宁低哀鸣。
灵魂不在人如鬼，
尸骨遍地无人烟。
田间粮食无人收，
县官收租无人睬。
我愿乘上仙龙飞，
捎我天堂寻神仙。
乞求撒下福甘露，
死者复生得慰藉。

在中国发生的瘟疫传遍当时清朝的南方各省，当时的香港也受播及。瘟疫很快在亚洲的其它国家逐渐蔓延开，死者逾百万，仅云南省死于瘟疫的人数就多于十万(7)。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瘟疫面前是那样的渺小，尽管人可以发展科学、甚至改造地球(破坏地球)，但是瘟疫、天灾要取人的性命可以说就在一瞬间。

是什么原因导致黑死病(鼠疫)呢？现在的医学科学认为黑死病的病原是鼠疫杆菌，一种通过跳蚤在鼠与人之间传播的细菌。这种细菌可以产生特殊的蛋白质，逃过人体巨噬细胞(一种免疫细胞)的免疫识别与吞噬，因此一旦进入人体就可以大量繁殖，产生剧毒素，很快将人置于死地。为什么这种细菌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区之内爆发致病呢？这个问题就在现在科学能回答的范围之外，尽管从古到今有很多的学说试图解释瘟疫的爆发原因，但是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在冥冥之中人们似乎有一点共识：是否爆发瘟疫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在决定着。1999年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内关于感染性疾病的展览中介绍瘟疫爆发的原因有：空气、水、携带病菌的昆虫、战争、地震、气候(8)。从这些关键的因素中我们不难看出瘟疫的爆发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天灾”，无论是空气、水、地震、气候还是随空气、水、地震、气候行为发生改变的昆虫，都是人类的科学无法控制的。 可能有人会说，不对，现在我们有了能杀死鼠疫杆菌的抗生素，瘟疫已经在人类的控制能力之内了，在下文中我们就将讨论为什么拥有抗生素的人类在瘟疫来临时仍然是渺小的生物。

参考文献：
1. www.who.int/infectious-disease-report/2000/ch3.htm
2. Laurie Garrett.(1994) The Coming Plague
3. Laurie Garrett.(2000) Betrayal of Trust--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4. Anna Montgomery Campbell (1931) 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 learning.
5. Francis Aidan Gasquet (1908) The Black Death of 1348-1349
6. Daniel Defoe (1722)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7. Carol Benedict (1996)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rury China
8. http://www.amnh.org/exhibitions/epidemic/

stanza

扶风情深兮！槐里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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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四七七年，老聃先生主仆二人离开咸阳，一走六年，不知去向。在这以后的六年里，他们到哪里去了呢？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道。后来他们重新出现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他们谁也没说，只字没说！谁也没提，只字没提！
　　他们好象是有意给他们所在的这个人尘留下个谜。
　　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后人在猜测此谜的时候，说法很不一致。有的说，他们西北走流沙，到新疆去了；有的说，他们出了中国，到印度去了；有的说，“他们一路传道，又往正东去了。落叶要归根，家里有他儿孙，有他母亲的坟。再说还有徐甲，他把徐甲领出来多年，该送他回家了。他们往正东去，就是打算回家。他们走到离函谷关不远处的时候，听说关东地面战事又起，路上很不平和，就又拐牛而回了。”有的说，“他们四海为家，普天之下，莫非故里，根本没有回家的想法。他们没有往东去，而是到秦国西部边境一带地方救世去了，他该说的话都说了，一下子使自己变成哑巴了，剩下的就是以其亲身直接救世了。”有的说，“还瞎跑个啥！他是个隐君子，不能整个奔波烦忙。‘功遂身退’，他隐居去了，到四川的青羊宫里去过清静无为的生活去了。”有的说，“不是，是到至今也不为世人所知的什么地方隐居去了。”有的说，“不，他这样的人是隐居不住的，是清静不成的。他为在人间布道布德，努力一生，看不到德政在天下完全实现，他是不会清静下去的。”有的说，“咋清静不下去？累一辈子，该清静几天了。他是从大的时空范围看问题的，他看出来了，他看出在他死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历史是就该那样走的。他不去清静又有啥法呢？他已有著作在世，可以影响后人，至于那一段历史，它想咋走它咋走，反正他也问不了，不赶紧清静几天还去弄啥？何必再去瞎劳神。”有的说，“你说他能看恁远吗？他是那一段历史的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看恁远，我看根本不可能。”有的说，“闲话少扯，不管怎样，反正我肯定他是隐居去了。”有的说，“肯定隐居？隐居根本不可能。”那么他究竟弄啥去了呢？说来说去，至今还是一个谜。
　　公元前四七六年，秦悼公去世，其子即位，号称秦厉共公。此年，老聃先生不知去向。赵弼襄找他一次，没有找到。
　　公元前四七五年，老聃先生不知去向。这年，周朝天子周敬王去世，其子姬仁即位，号称周元王。也就是这一年，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开始。一些小国被大国吃掉，剩下的一些大国，争斗得更加厉害。仗越打越大。
　　公元前四七四年，老聃先生不知去向。赵弼襄又一次找他，仍然没有找到。
　　公元前四七三年，老聃先生不知去向。这一年，越国灭掉吴国。
　　公元前四七二年，老聃先生不知去向。战国时期，一些大国之间打红了眼。
　　公元前四七一年，秦国的扶风发生瘟疫。那时，郡县制尚未建立，扶风还未成“郡”，也没有“东、西扶风”之说。那时扶风还是一个不算多很大的穷村庄。当时此村柳树很多，枝条轻摇动，依依欲唤人。有人说，“扶风，拂风，这两个词儿发音一样，不同之处只是一字之差。这扶风是不是因千千万万个柳条在风中拂动而得名？”
　　这年秋天，——秋季已将进行近二十天，天气仍在燥热之中。怪不得人有“立秋傲热十八天”的说法。“该冷不冷，人生灾情”，这天扶风村上突然之间暴发了瘟疫。
　　这疾病是从一个名叫玉山的汉子身上开始的。他发病急骤，高烧烫人，腹疼呕吐，屙血屙脓，嘴干舌苦，焦躁不安，舌头烧成了红绛色，很快地就昏迷过去了。玉山发病以后，接着是他一家三口全染上了这病。再接着，是疾病在村上其他一些家庭出现。这些染病的人，症状大致一样。“瘟人啦！瘟人啦呀！老天爷呀，这该咋办哪？老天爷呀，这个家可不能再呆下去了！”人们惊慌失措，异常害怕，整个村庄一下子笼罩在十分不祥的气氛中。家有病人的人家，呼天叫地，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家里暂时没有病人的人家，如临大敌，更是提心吊胆。一小部分人吓得逃往外村。其中有一个刚传染上这病的人，吓得张嘴大哭，往外村亲戚家跑，很快地又在这村传染上了这病。一场瘟灾，眼看就要在这一带村庄之上铺开了。
　　当时，人们只知道这是一种瘟疫，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瘟疫病不是单指哪一种疾病而言，而是几种流行性疾病的泛称。如霍乱，流行性脑炎，疫毒痢等，都在这种瘟疫之列。当时扶风村人所染的疾病就是疫毒痢，一种暴烈性的、霍乱型的疫毒痢。这是一种带毒菌的、传染性很强的痢疾病。此病多发于夏、秋两季，发病原因大致是因为“感受外邪”和“饮食所伤”造成，是以发热、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甚则神志不清为主要症候的内科急症。医学上有“时疫作痢，一方一家之内，上下传染相似”之说。暴烈性的疫毒痢是诸多痢病之中最为危险，后果最为严重之症。它流行迅速，治不及时或治之不当，大多数都会殃及生命。这种病，在一地传染，如不迅速及时扑灭，不仅是危及一人、一家的生命，还会危及一村人的生命；不仅危及一村人的生命，而且还会危及一带村庄上人们的生命。任其发展，甚至会家家戴孝，户户哭声，十家病者里头会有五家绝窝。
　　在扶风村瘟疫大作，灾难降临，人们呼天唤地，不知如何是好之时，老聃先生他们的牛驮恰好路过这里。此时徐甲已经二十三岁，老聃先生已经成了百岁老人。此时他的身材和面目很明显地比原来消瘦。他们这次从这里路过，不知是从哪来，也不知是到哪去，而且这里的人们谁也不知道这个百岁老人就是老聃。人们只知道他姓重，名叫重耳。他此时的名义仍然是传道士。问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说是到某某一个地方去，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而没有具体说清。
　　老聃主仆来至扶风村头，听说村上发生瘟疫，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紧张地扑疫之中。
　　他们在村前找个闲屋暂时居住，作为扑疫的落脚之处，这所被称为“扶风闲屋”的房子，归白乾德家所有，白乾德是当时乡上的三老，他的家具体是住在这扶风村上。老聃先生和白乾德一起对村上各家进行劝说，劝说他们不要惊慌，不要外逃，要百倍地坚定起扑灭瘟疫的信心，要让病人快找闲屋隔离起来。要想尽一切能想出来的办法，竭尽全力，尽快把亲人从病魔嘴里夺回来，尽一切努力把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瘟灾彻底扑灭。
　　他一边吩咐郑满仓等几个青年人快去请医，自己和白乾德、徐甲一起急忙开始对危急病人进行抢救。
　　当时，在危急病人中最危急的一个，名叫火娃。他发病急骤，腹疼呕吐，屙血屙脓，嘴干舌苦，焦躁不安，两只眼睛红红的，大声呻吟，并喊着要去跳井。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昏迷状态。除了和玉山的病情相似之外，他还加了高烧不退，四肢痉挛，面色苍白，汗如雨下，屙血屙胺不止。如不紧急抢救，连吐带泄，加上高烧，待精津耗尽、医者来不到时就会很快死亡。
　　火娃的妻子桑离氏看到丈夫的病情，吓得不会说话，两只眼睛直直的，双腿发软，一下子堆到地上。两个小孩也吓哭了。
　　老聃先生从门外走来，见火娃的病情，吩咐徐甲，“快弄汤水！”他岁数大，经验多，似乎是在哪听人说过，遇到这种情况，须补汤水以养胃。他想起“阴湿，阳干，阴阳相合就降下甘露”的道理，就急中生智，以其冒估叫徐甲给弄汤水了。
　　徐甲从厨房端来半碗凉开水递给老聃。老聃先生接过碗，凑近火娃的病床，一条腿蹲着，一条腿半跪着，将水碗送到躺在床上的火娃的嘴边，他不顾脚下那呕下的脏物，也不顾自己染病的危险——他考虑自己年已至百，如若染病死了，以老朽换回个年轻生命，合乎天道的运转——将自己置之度外，心里说着，“立学说让别人实行，自己例外，是对学说的亵渎。我可不兴有一点不把他和我孙子一样看待，我唯一的使命是救活他”，一只手掰着火娃的嘴，一只手倾着碗，一点一滴地将凉开水倾到他的嘴里。火娃虽已昏迷，但是知道往下咽水。由于他嘴里、肚里干热发燥，很需要水，所以水滴一落入口，就很快如旱地见了雨点，渗进去不见了。老聃先生见此情形，就将那凉开水半口半口的往下倒；接下去是一口一口地往下倒。倒下去半口，他很快咽下去半口；倒下去一口，他很快咽下去一口。半碗凉开水霎时之间倒完了。火娃的昏迷，明显地减退，他挤着眼，伸着手，表示还要水喝。老聃先生又让徐甲给端来碗凉开水，又用同样的办法将水往他肚里送下。
　　火娃暂时满足地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养神。
　　老聃先生灵机一动，突然想起火娃因呕吐和拉泄，肚里不仅缺水，而且也缺食物，如不补上点面食，内里精津奇乏，就不能从昏迷中苏醒，于是就叫身边的人快去调理面汤。火娃的妻子桑离氏，见此情形，精神恢复常态。她赶紧到别处端来一碗面汤。
　　老聃先生接过汤碗，又用刚才的办法去往火娃嘴里倾倒。他发现自己跪着的那条右腿有点酸疼，就换了换姿势，将跪姿换成了左腿。因换势时没支持好，碗里面汤倾出，泼了自己一袖筒子。他又叫桑离氏端来一碗面汤。接过汤水，又往火娃嘴里倾倒。火娃一口一口地将一大碗汤水咽下。因精津得补，他好转过来。停了一下，他忽觉心里难受，挤着眼，折起头，去找呕吐的地方。老聃先生不知他要弄啥，就赶快去用胸怀护拥着他，只听“呱”地一声，一下子呕吐了他整整一怀。脏东西顺着他的腹部往下淌。老聃先生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让其流淌。火娃的妻子桑离氏一阵慌乱，忙找破麻布去给他擦。老聃先生看她一眼说，“快不要讲究这些。”接着又要她去端面汤。
　　当火娃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看到一位天涯来客一般的陌生老人一身脏水地蹲在自己床前，感到不可理解，紧接着很快理解，感情一下子从千里远的距离迅速拉近，拉得很近很近，近得不能再近，一下子十分亲密地融在一起，他感到这是他爷，是他亲爷，差点没有喊出，“爷爷呀，我的恩人！”桑离氏看到这种情况，忍不住眼泪在眶里涌动。“重公公啊，我的好爷！”
　　老聃先生安排桑离氏要备足汤水，要不停地往他嘴里点点滴滴地送水（那时医学甚不发达，这笨办法大概可起延缓生命之作用），并且要徐甲快去告诉有病人的各家，要他们家里人也不断点点滴滴往病人嘴里去送汤水。这时，出外请医的郑满仓满脸流汗，喘呼呼地跑过来说：“重先生！我们没能请到医者，你看咋办？你看这事该咋办哪？”
　　老聃一听他们没有请到医者，心中顿然惊惧，面色一下子灰白得没有一点血色：“没请到医者？怎的没有请到？你们怎的没有请到？”郑满仓说：“我们这一带，医者很少，有几个医者也医术十分差劲。我们找到几个医者，一说情况，他们说对此毫无办法，不如不来，来了也起不到一丁点的作用，除了从他们手里耽误人命。他们说这是瘟人，他们对瘟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后又找到一个医者，他说他也没有法子，说可以把病人抬去看看。”
　　“抬去看看？”老聃先生睁起龙肿的老眼说，“这恁些病人，抬那个是呀！这里情况，是必须请他们前来，亲自下手扑灭瘟疫。把病人抬去，是不行哩。”
　　“那怎么办？那该怎么办咧？”郑满仓又愁又急，束手无策。
　　在战国初期，在秦地扶风，医疗事业极为落后，医生身价极高，极不好请，这是确切的事实。那时请医，实在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救人如救火，十万火急，这怎么办？“不管怎的，你们必须得想出法来。”老聃先生急得在地上乱转圈子。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这样急躁过。
　　“好医者倒是有一个。”郑满仓说，“他姓桓，外号神医，人称桓先生，住在桓家坞。这桓先生身价极贵，给人医病从不出门。认为到病人那里找着医病，那是低贱，是对医者身份的侮辱。且别说百姓请他看病，连士大夫他都不理睬。有一次，秦宫中的官员去请他，他都没去。他的另外几个外号叫‘死不出门’，‘天难请’。这‘天难请’的意思是说，老天爷也请不动他呢。因为请不来他，所以我们几个压根儿就没往他身上想。咱们要是不请他来，而直接抬着病人去呢？这也不行。因为，从咱这到他那十七八里，不光隔河，还得走一段山路。这路虽不爬山，可也很不好走。再者，要说抬去一两个病人，村上还有不少的病人，而且病情正在迅速地发展，一村人的生命耽误不起；要说全部抬去，根本就不可能。
　　这咋办？重先生，你看这该咋办哪？”
　　“我去请他！一定将他请来！他不来不中，不来也得来。”老聃先生说，“他若不来，我老头子就舍着恁大年纪的老脸，跪到他面前不起来。如若他还不来，我就跟他拼了，我一辈子没跟人拼过，这一回我老朽算是拼上了！徐甲，备牛！”
　　“好哩！”
　　一个人的生命，一家人的生命，一村人的生命，几村人的生命，甚而至于这一带村庄上所有人的生命，事关重大，情况万分紧急！老聃先生心如火焚，连再想下去的工夫也没有了，于是就当机立断，决定亲自去请“天难请”。
　　徐甲将牛备好，牵到这里。郑满仓说：“徐甲，你不知道路，你在家照看病人，我领重先生前去。”徐甲说：“生人牵牛，路上不顺，从这到桓家坞的路我知道。放心吧，我牵着牛，很快就可走到。”
　　老聃先生让郑满仓告诉白三老，安排各家莫忘用汤水延续病人生命，自己就肩负起拯救一方人生命于垂危之中的重大使命，爬上青牛，和徐甲一起出庄而去了。
　　有人会想，老聃先生不骑牛，而以其他别的什么办法，例如骑马，是不是可以走得快些呢？当时不仅交通十分不便，而且交通工具十分落后。扶风一带是有名的穷乡僻壤，扶风村人，十分穷苦，而且家家都苦，就连三老白乾德家也很穷苦。整个扶风村，除了有几家喂牛的之外，其余各家连个喂牲口的都没有，哪有马呢？如果到外边找马，一来二去，耽误时间不是小事。再说，情况紧急，仓促疏忽，老聃先生根本就没有去想别的。老聃先生不会骑马，在他来说，赶路的最好工具当然只有青牛。
　　一头大角青牛，驮着一位白发老翁，向着桓家坞方向，急如星火地走着。
　　“走快些。”白发老翁睁着心急的老眼，看着牛前的徐甲说。
　　徐甲迈快脚步，紧起缰绳。缰绳紧动牛的鼻子。青牛撑着脖子，平举着头，睁大眼睛，眼里冒出光光，善知人意般地加快了步子。看起来，它是真知人意的。它仿佛在想，“主人要我走快，他是去做义事，义不容辞之事。他是去救一方生命垂危之人，救垂危之人于垂危之中。这种事，就其性质来说，是宇宙万千大事中第一大事，万千要事中第一要事，千万紧事中第一紧事。主人的胸怀是锦绣的，心意是慈悲的。我要走快，不能辜负主人的一腔心意，不能辜负主人的一颗大慈大悲之心。”
　　赶完一段平地，他们的牛驮进入山路。山路虽然不能称为崎岖，但是凸凸凹凹，很是难走。
　　“快些。”老聃先生睁着着急的老眼，看着牛前的徐甲，着急地说着。
　　徐甲扭曲着身子，歪歪拐拐地迈动着脚步。青牛歪歪不稳，歪歪摇摇地迈着蹄腿，弄得背上的老聃摇摇晃晃，歪歪仄仄。霎时，连牛带人全都弄得呼歇喘气。
　　走完这段崎路，前面出现一段窄路。一条窄窄的石头小路，刚刚能走下一头牛。路两边是两个三四丈深的大坑。坑里没水，清清楚楚地裸露着石头坑底。走在这里，若不小心，摔下去之后，即不粉身碎骨，也要脑浆涂坑。
　　行至窄路此端，徐甲将牛停下，不敢再走。老聃先生见此情形，也不敢再骑在牛上。他从牛背上擦下，走到牛的身后，弯腰弓身地拄起他的拐棍。他让徐甲牵牛过路，自己在牛后跟行。徐甲屏着气，小心地牵牛行走。青牛大概是感到惊俱，也拘谨地往前抬着步子。老聃先生屏着气，拄着拐杖往前走着。徐甲关心先生，不敢再走，他生怕先生跐掉到坑里。老聃先生心急，催他快走。“这可不行，先生，您，您要是……”徐甲说。“不要紧的，没有啥子。大胆走啦。”为使徐甲镇定沉着，先生故意这样鼓励徐甲。他大着胆子，冒着危险，拄拐杖硬往前走。徐甲一手紧紧抓着牛鼻拘，提心吊胆地和牛一起往前走着。牛一跐蹄，身子仄歪一下。老聃先生见此情形，由不得自己的用手抓住牛的尾巴。他的意思是怕牛栽下去，就来个前边拉着，后边抓着。如若牛再跐蹄，他可以掂着牛尾，死死不丢。他并没想到，如果牛栽下去，把他们带下去，不仅牛亡，人也得死。他们提心攥胆，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往前挪着，终于从险路走出。
　　老聃先生再次上牛。二人又一次赶路。他们又走一段路程之后，见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立在面前。他们绕过小山，又走上一段平路。没想到又走了一段路子之后，忽然不见去路，一片高高的斜坡出现在面前。徐甲发现自己迷了路，心里一惊。他记得那次从这走时，这里没有斜坡。由于急慌，心里忙迫，这次走入绝路，该怎么办？他和先生两个人同时都仿佛觉得，斜坡那边就又是去桓家坞之路。可是这斜坡，牛上不去该怎么办呢？
　　老聃从牛背上再次下来，急得冒火。他从脊背和后脑勺上看见，几百张苍白的面孔上，几百双痛苦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这些面孔，大汗滚滚。面孔下的身子，焦灼不安，在痛楚地来回扭动。
　　“上坡！拉牛上坡！”老聃先生大声地说。他让徐甲在牛前边拽着牛的鼻拘，自己在后头推着牛的屁股，让它往坡上走。青牛前腿打一下摽子，意思是，这种斜坡，它上不去。但是两位主人的希望，两位主人的催动，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不上哪行啊。它仅只犹豫一下，就往坡上走去。没想到，刚走几步就退了下来。老聃先生随着牛的后退，往后退了老远，差点儿没有坐在地上。
　　他喘着气站好，想了一阵，见左右两边是山，没有出路，如若回转身再拐回去，路途不近，定会误事，就下了决心，“上！再上！”他大声说。他让徐甲拉牛，自己推牛，二次上坡。这头懂得人性的青牛，勾着头，瞪起眼睛，第二次开始往坡上走。一步，两步，三步，五步。当它走到半坡之时，一只蹄子猛一打滑，差点儿没有又闪下来。它狠劲地勾着头，暴着眼，狠力地抠着蹄子，借徐甲的拉力，老聃先生的推力，努着身子硬往上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硬是挨到过了坡腰。没想到，就在他们一步步将要接近坡顶之时，牛的后腿一个跐滑，呼通一声摔滚下来，从老聃先生身上摔过。老聃先生顺坡滚下，和青牛摔在一起。只见此时徐甲也从坡上滚下。庆幸的是，老聃先生没被牛砸着，也没被牛蹄踩伤，只是脸上擦一块皮。
　　老聃先生心情沮丧，而且恼火，这一回心里真的产生了拐回去重新找路的想法。可是，刚刚一想，就自我否定了，“不中，重新找路，不一定能找到，一来二去，就会耽误时间，误人性命。我们既然能接近坡头，就能登上坡头！”想起扶风病人正在生死线上巴望着他，心里急得象燃起了一团火，“还上！这一回就是宁死也得上去！”
　　他们又一次一牵一推，让牛往高坡上走。一步步挨到坡腰，一步步接近坡头。没想到这一下竟出奇顺利地爬上去了！
　　过了高坡，出现在眼前的正是那条去桓家坞的路径。老聃先生重新骑上青牛。徐甲拽牛，几乎是快步小跑。“快些。”老聃先生还是重复着他那句话。他只嫌走得太慢，恨不能生出双翅一下子飞到桓家坞去！可是他骑的毕竟是头牛，毕竟是不能一下子飞到，青牛也只能这样了，它也只能尽到这样的努力了。“快些。”他只知重复地这样说着。
　　当他们跑完平路又艰难地跑了一段凸凹不平的山路之后，象刚才那样，前面又出现一条窄石头路。这窄路比刚才那条窄路略宽一点。路两边也是两个干石头坑，和刚才那石头坑不同的是，这坑不算多深。“快些。”老聃说着，并不下牛。徐甲牵牛沿小路速度不减地往前急走。没想到牛一失蹄，呼通一声，连老聃带徐甲，三者一起，全摔到坑里。老聃先生“哎哟”一声，只觉猛一酸疼，仿佛听见“喀啪”一声，右胳膊一阵酸沉，半拉身子再也不能动了。青牛摔挺到地上，接着翻过身来。徐甲从地上爬起，惊恐地去看老聃先生。他弯着腰，关切而痛惜地看着先生说：“先生！您……，您……摔着没有？能起来吗？”说着，就去拉他。老聃先生挤着眼，皱着眉头，慢慢地抬起左手，微微地摇晃几下，那意思是不让徐甲再说话。——他自己知道，这摇晃，有两层意思：一、外表意思，让徐甲不要拉他，不要说话，让他停会再起，让他在这歇歇，闭目养一会神，有话待会再讲；二、内里意思，他胳膊酸疼，半拉身子已不能动，他不知那里是出了什么事儿，不知是栽伤了，还是别的什么。他想略停一下，趁机歇歇，趁机想想，徐甲的问话，他现在不知咋样回答才好，待想好之后，他再答话，眼下他心里很乱，待想好之后，应该怎样，他再去说。
　　徐甲担着心，两手握着一把汗，几乎是屏息地，一声不敢再响，小心而紧张地观察着先生表情的变化。
　　此时，老聃先生正在紧张地思考：“完了，完了，这一回我完了，……再也没法去请医者了……。我胳膊里的骨头可能是断了，我觉得好象是听见响了。人老得很了，骨头是脆的，很可能是那里断了。唉，我不该，我真不该恁急。很急了不中，欲速则不达呀。我后悔了，我真不该……。不，我应该着急，我不能不急呀！你想，扶风村，恁么多的人生命危在旦夕，我能慢腾腾一点也不急吗？我不能不急呀，我若不急，目下不是连村也出不了吗？……然而，然而我栽到了这里，这咋办？我不能走了，我栽毁了，不能去请医了，这咋办哪？我不能对徐甲说我栽毁了，他如若知道我栽毁，一定不让我去。他自己去又请不来。他不让我去，我硬要去，劝劝阻阻，周周折折，出些不必要的事，也会耽误时间的。”想到“耽误时间”这几个字，老聃先生心里倏地一惊，猛然想起，他不该在这里想下去，想起他如若再在这里想下去就是对抢救病人的时机的贻误，就是犯罪，就赶紧折起头，强装笑脸——这笑里无可奈何地透露出痛苦——，对徐甲说：“不要紧，我不要紧，徐甲，没事儿。我没摔着，歇一会就过来了。年纪大的就这样，没摔着也看着象是不得了，实际没事，抓紧时间去请医，拉牛！你先别拉我，快去拉牛。”说到这，皱一下眉头，那是胳膊猛又一疼。不过这种不易让人发现的表情，他并没让徐甲看见。
　　徐甲将青牛从石坑拉上去，让它在路上站好，然后回过头来又到坑里去拉老聃先生。在他的搀扶下，老聃先生忍着疼，勉强站起。徐甲看着他说，“先生，您，您不能走了，您摔伤了。”
　　“摔伤？摔伤个啥。”老聃笑了，故意打起精神，“老头子家就这样，待一会就过来的。我身子骨有点暂时不遂和，你可以先背我上牛，到牛背上趴一会就好了。快吧，快吧，时间可不能再耽误了。”说到这里，又皱一下眉头，额头上渗出细微的汗珠。
　　徐甲将先生背起，好不容易地走出石坑，来到青牛身边，将他放到地上。然后撑他上牛。当他一手托着他的下身，一手推着他的右胳膊往牛背上撑的时候，一下挤着了那里头的伤处。老聃先生猛地感到一阵疼痛。他咬牙紧皱眉头，一声不响地扭着头，不让徐甲看见。脸上的汗珠象豆粒一样滚了下来。
　　“走吧，快走吧。”他挤着眼在牛背上说。
　　青牛撑着脖子，平举着头，瞪着眼睛，眼里往外冒着光光，喘呼呼地往前走着。徐甲喘呼呼地加快脚步，几乎是往前小跑。
　　“快些。”老聃先生趴在牛背上，几乎是成了习惯地重复着刚才他那句话。
　　徐甲和青牛的步子进一步加快。由于喘呼得厉害，就又放慢一点脚步。
　　“快些，再快些。”老聃先生又重复着他那句话，所不同的就是又添了“再快些”三个字。因这三个字，使徐甲刚放慢了的步子又加快了。
　　走一阵，一条小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中年艄公站在船上。他们来到河边，将牛停下，努力控制着心里的焦急。老聃先生忍着疼，让徐甲靠扶着，从牛背上擦下，拄着拐棍站在地上。徐甲和艄公一起将青牛弄到船上。然后，他们又扶老聃先生上船。中年人将船慢慢撑动，一篙，两篙，三篙，五篙，好大工夫才撑到对岸。
　　下船之后，老聃突然想起“晚了”，想起时间被他耽误了，被他的爬坡，摔坑，下牛上船，艄公的不慌不忙耽误了。他心里“嘭”地一声燃起一团大火，这团火炽热地烤灼着他干瘦的胸腔，把他的疼痛全烧掉了，此时他一切念头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要不顾一切往桓家坞急赶了。
　　他憋着一肚子火急，让徐甲撑着他急忙上牛又往前急赶，哪想刚走不远又碰见一条河，而且这河比刚才那河还宽。一只木船停在渡口这沿。青年艄者招呼他们上船。青牛在船上站正。徐甲提心屏气地护老聃先生靠在牛的身边。老聃想起刚才艄公的磨蹭，心急火燎，只想着快到桓家坞去，说有十分紧急的病人急亟抢救，须急请医，催艄者快快开船，越快越好，青年艄者一听，也十分着急，迅速将船撑动。木船在河心晃了几晃，差点儿没有淹水。木船越走越快，迅速向对岸划去。急慌最易出错，没想到猛地一下碰到岸上，把老聃、徐甲一起闪到河岸的河水之中。老聃先生心里一凉，头懵多大……
　　由于紧张，劳累，加上跌撞，水激，使年老之人无法承受。当老聃先生被徐甲、艄者从浅水中搀扶出来，乘牛来到桓家坞桓先生面前的时候，已经晕得闭着眼睛不能抬头了。
　　这外号“天难请”的桓先生，身穿绢质的黑衣黑裙，出落得十分清雅，一脸傲岸，嘴上留着清高的小胡。他坐在药橱旁边，惊讶地看着一位浑身水湿，可敬、可怜的老人，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当他听徐甲说完重先生为救扶风病人冒艰难危险，百苦千辛前来请他的时候，一下子感动得流泪了。
　　“好心的重大伯啊，我活了五十多年，还是第一次才见到您这样的人哪！”
　　就在这时，白三老另外派的，前来桓家坞请医的人也赶来了。
　　桓先生安排人快给两个落水者换干衣裳，并且要好好照护重先生。他自己赶快带上医病要用的东西，找到一位善骑马者。桓先生上马，趴在善骑者的背后，然后举鞭催马，向扶风方向飞奔而去了。……
　　来扶风后，桓先生一头扎到对瘟疫病人的紧张抢救之中。经诊断，他给开了医治此病的药方。此次桓先生开出的中草药，不仅量大，而且样多——有白头翁、黄连、芍药、竹叶、栀子、犀角、蔻仁、滑石、蚕矢等。
　　桓先生安排扶风村人，要迅速弄来这些药物，迅速煮好，迅速送到病人嘴里。他让人到桓家坞把他存放的所有这方面的药物全部拿来，又派人四处找药。他说：“我这药方上有几样药现在不好找到，其中有些药缺，有些药找不够用的。我知道，城里这几种药已经不多，必须派一部分人下乡四处寻找。必须迅速将这些药物购买齐全，以满足病人所需。”
　　老聃先生要徐甲用牛驮他下乡找药。徐甲不让他去，说他已经摔损了身体。老聃先生一口咬定他没有事。他以他的包容和含蓄将病苦严严地隐下。他跃在牛背上，让徐甲牵牛驮他到四乡去。他亲自掏出他讲学、收徒得下的金银，将药一样样买足买够。在他和桓先生、徐甲、白三老以及扶风村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村上的瘟疫很快扑灭了。接下去，其他村上的瘟疫也被扑灭了。一方人的生命得救了，老聃先生累病了。
　　七月二十日，天气骤然变化。突然之间，黑云涌起，北风大作，暴雨倾盆，连下一天又零半夜。气候陡然转冷。夜里，老聃先生躺在“扶风闲屋”的竹床之上，突感彻骨透髓地寒凉起来。他浑身发冷，高烧烫人，很快进入昏迷状态了。他病了，由于过度紧张，过度操劳，精疲力尽，由于岁数太大，经不起折腾，由于伤损苦痛，出汗之后又遇冷水，寒气入内，由于天气骤变，燥热陡然转冷，他病了。他岁数太大了，一生给予，最后更加给予，竭尽精津，没有一点反力了。整个躯体，很快由酸变假了，他觉得他天数已到，无法救治，认为已经走到尽头，临死别再讨扰别人，就听之任之，干脆一声不响了。
　　天明，徐甲发现先生面色如土，脸型扭曲，进入昏迷状态，已经不行了。就放声大哭。噩耗传遍全村。扶风人流着泪围在他的床前，拉着他的手说：“重先生啊！您不能走啊！您是为救我们扶风人弄成了这样的呀！我们的病好了，您却要走了呀！我们还没来得及报答您呀！您连俺一口热水还没喝的呀！您不能走啊，您睁开眼吧，睁开眼再看看我们吧！再给俺说句话吧！”
　　老聃先生慢慢地将眼睁开一条缝，哆嗦一下嘴唇，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好，好了，我，不，不，挂……念了。……槐，槐里，……大，大黑，他，他们……”慢慢地闭上眼睛，啥时也不再说话了。
　　人们开始放声大哭。屋里屋外跪了一大片人，玉山、火娃和他的妻子桑离氏跪在最前面。火娃手扒床梆，看着盖在黑布底下的那个露着白发的救命恩人，泪如泉涌。桑离氏拉着老聃的袖子哭着说：“重公公啊！您是个大好人哪！俺扶风人再也见不到您了啊！”
　　就这样，先生永离人间了。周元王姬仁五年，秦厉共公六年，公元前四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中国古代伟大的人道主义哲学家，具有巨大智慧的思想家，道德学说的创始人老聃先生逝世了，宇宙间一颗巨星陨落了。
　　就在老聃先生去世的当天，槐里的赵弼襄、大黑，领着一群人前来找他。见先生已死，失声痛哭。霎时间，人们都知道重耳先生就是老聃了。接着，槐里村的人都来了。这天，扶风人和槐里人都为先生赶制了孝衣。两村人商量先生的殡葬事宜。为了以后能看到先生的坟，两村人都要求把先生的尸体埋在自己村上。槐里的人说，槐里是先生的家，那里有他的家，他生前所喜爱的西山就是他的家呀，他离开槐里的时候，还说要回槐里呀，他临死的时候还在说着槐里呀！请让俺把他殡到槐里吧，请你们尊重先生生前的意愿吧，请允下我们的请求吧，再不允，我们就要给你们跪下了！就这样，扶风人这才答应了。
　　槐里的灵车来了，先生的灵柩被抬上灵车了。
　　扶风人看到先生要走了，就又放声大哭了。槐里人戴孝扶着灵柩哭；扶风人戴孝跟在车后哭。七月“秋霜”降，白云含哀情，当天秦国百姓，凡知道这消息的都哭了。
　　秋风飒飒，秋云凄凄，举世哀聃，人心悲恸，老聃先生的灵柩在槐里西山安放了。安放那天，除了秦宫的人（“秦失吊之”）之外，各界的人士都来了，尹喜也从函谷专程赶来了。
　　老聃先生去了，留下真善道德而去了。
　　老聃先生去了，中国人民怀念他，世界人民怀念他。烟花娇美之春，有人到西楼观山来看他；大雪纷飞之冬，也有人到西楼观山来看他。来看的人中，有河南的，有陕西的，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河南、陕西是一家；中国、外国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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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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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
PLAGUES AND PEOPLES
書評：劉士永   
http://rs.bookzone.com.tw/book/show3.asp?bookno=CS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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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書評】
劉士永

瘟疫與人

　　大概很少有著作像本書一般，就刺中歷史研究的弱點，卻也為讀者開啟一扇窺探歷史的窗戶。麥克尼爾利用流暢的筆調和文明史中較為人熟知的個案，重新描繪人類歷史的轉折與疫病間的關係，瘟疫對麥克尼爾來說，不僅是造成人類死亡的原因，也是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動因。人類主觀上的聰明才智不再是創造歷史的唯一要素；作為生物界的一員，人類在過去數千萬年以來的點點滴滴，亦受制於最基本的生存法則：生病與死亡。隨著人類移動範圍的擴大，原來侷促於特定區域和人群的某些疫病開始擴散交流，因而造成歷史上數次的大瘟疫。這些瘟疫就如同擺弄傀儡的絲線般，操弄著某些文明的興衰與人類歷史的方向，在麥克尼爾的筆下，人類和瘟疫間的生物性關係，要到十七世紀因為新式的衛生學、病源論和藥品產生後，才略微扭轉了人類在對抗疫病時的被動地位。

　　然而，麥克尼爾精練的寫作手法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既是本書成功的柱石，也是一種限制。作者用縝密的敘述邏輯和精心排比的史實，引導讀者「發現」作者想要呈現的主題。問題是，當時歷史學界對疾病史的研究尚未完備，作者如何能概述並總結歷史上的疾病經驗？其實作者的論述常夾雜著假設和旁證，有時還包括某些想像的成分。此外，因為歐洲與近代美洲史方面曩究成績較佳，作者似乎迴避了某些與其推論相左的著作；但在資料和研究都顯然不足的亞洲史上，則又強調了一些不完全的資料和研究之代表性。事實上麥克尼爾在發表本書時，亞洲醫學史，特別是中國與日本的研究其實尚稱貧乏，這是作者無法擺脫的時空限制；但在二十年後讀者閱讀本書時，這卻是必須了解的事實。許多專業歷史學家之所以把本書視為經典，其理由不在於書中是否呈現出歷史真相，而是麥克尼爾提出了一套值得玩味的研究角度。

　　一本好的翻譯書應當完整地把原著呈現給讀者，這包括了優點和缺點。天下文化所出版之中譯本，就是這樣的一本翻譯書。楊玉齡的翻譯並未過份地追求中文的流暢，因此譯本或許並不如原著明顯易讀，但更忠實於原著的安排和本意，因此過去各界對於本書的褒貶，對中譯本的讀者來說仍有參考價值。而且，或許是因為譯者與審訂者都有生物學及醫學的教育背景，因此在專業領域內的翻譯可謂精確而恰當。相較於過去片段的翻譯引用，中譯本在病理徵候乃至於傳染模式方面，一般說來也比較符合作者的原文。譯本的這個長處誠為可貴，只是在歷史名詞方面乃有改善的空間。對於某些歷史學界已有共識的譯名，譯者應該盡量採用；尤其是涉及人名時，更要盡可能作到無誤。麥克尼爾的原著在近二十年後終於有了中譯本，在翻譯上些許的誤差或許有待改善，但如何了解本書的優點、超越原著的侷限，才更是讀者在享受譯者心血結晶之餘應該深思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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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病菌對人類的威脅與禍害其來已久，早在遠古的狩獵時代，寄生物已不斷地滋擾人類。當某種傳染病菌首度侵入缺乏罹患該病經驗的族群時，往往會暴發大流行，造成死傷慘重。十四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傳染病與人類的歷史息息相關、彼此互動：傳染病造成的人口大量損失，可能扭轉戰爭局勢，或帶來政治、社會變遷；而人類的文化活動，例如，蒙古帝國擴張領土或歐洲人越洋探險，也會把傳染病引入中亞地區或美洲大陸。　　　　　

　　然而，史學家經常不能洞悉傳染模式的詭譎多變，而對傳染病的歷史紀錄總是輕描淡寫，忽略了傳染病也是歷史中重要的一環。本書的主旨就是要把傳染病放到歷史的詮釋領域裡，引領讀者重新審視傳染病在歷史所扮演的角色，並追蹤人類與寄生病菌交鋒的來龍去脈。

　　全書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進入歷史的年代，再進入耶穌紀元、乃至本世紀前半，詳實地探討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瘧疾、流行感冒等病在中國、印度、地中海、美洲等地的肆虐情形，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巨細靡遺的傳染病史。

　　這是一幅以歷史為彩墨、以疫病為主題，精描細繪而成的卷畫。現在就請讀者解開卷軸，緩緩地進入舒展在眼前的壯觀史畫，以全新的角度及視野去認識人類的歷史。CS041）



作者简介: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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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史學著作產量豐富，超過

三十冊，包括《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回教世界》(The Islamic World)、《古典中國》(Classical China)、《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Civilization)等，他所著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等曾於一九六四年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序言】: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大約四十年前，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部分原因是為了自我充實，以便撰寫《西方的興起：一段人類社群史》這部書。如眾所周知，柯帝茲只帶了六百多名隨從，就征服了統轄數百萬人的阿茲提克王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常聽到的那些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蒙特祖馬那群人即使在剛開始的時候，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要不了多久，經驗自然會告訴他們實情。另外，即使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得土著既驚且怕，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露出它們的局限性。當然啦，柯帝茲有辦法號召聯合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提克王國，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也那些印地安盟邦若非有理由認定柯帝茲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一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過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另一段同樣驚人的歷史：皮扎若征服印加王國），只是一個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而已。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數目不多，但是卻能成功地把他們的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土著。然而，單憑歐洲文明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一祡無法抗拒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會有這麼多土著背離歷史更悠久的印地安生活方式及信仰。譬如說，為何墨西哥及秘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對於庇護滋養他們田園長達無數年代的神祇和宗教，村民為何不再虔誠？傳教士的訓誡以及基督教信念和禮拜，看來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雖說，在傳教士自個兒看來，這都是因為基督上帝存在的證據實在太明顯了，因此根本不需要解釋他們為何能成功地輚變數百萬名印地安人的信仰。

　　在柯帝茲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經記不得是哪兒看到它的），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而且自從我開始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含意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同時也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提克人把柯帝茲及其手下逐出墨西班城的那天晚上，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負責率隊攻擊西班牙人的土著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事後，西班牙人這麼稱呼它。這場致命傳染病所釀成的癱瘓性效果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提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不只如此，對於一場「只殺死印地安人，卻對西班牙人無傷的流行病」，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樣的差異待遇，當時也只能用超能力來解釋，而且在這場戰爭中，那一方更受天神庇護也是毫無疑問的。環繞著古老印地安神祇所築起的宗教、祭師以及生活方式，在西班牙人所信奉的神展示了超能力之後，再也無法存活下去。因此，印地安人會如此輕鬆地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稱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天神已經顯露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此後每一場由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新型傳染病大流行，都一再地重複這趟教訓。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於是，這類一面倒施加在美洲土著民族身上的傳染性疾病，提供了一個門路，以理解西班牙如何征服美洲——不只是軍事上，文化上也一樣。然而，該假說卻又立刻引發了一串新問題。關於那種為西班牙人在新大陸帶來好運的疾病，他們自己又是在何時、如何獲得染病經驗的？為何美洲土著不具有能消滅入侵西班牙人的土產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地就會開始發現一處迄今仍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歷史區域：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疆界被打破，使得某種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因而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其實昃供了好些與十六、七世紀美洲事件相當的紀錄。本書將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會令許多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一些事物，卻占據了我言論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是在於，成中負責篩檢人類歷史紀錄的鮑學之士，對於疾病模式產生重要變化的可能性，不夠敏銳。

　　當然，有幾椿陌生傳染病首次襲擊某族群的搶眼案例，從未被歐洲歷史所遺漏。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則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歸入一個較尋常、具關鍵重要性的疾病爆發等級中，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地埋藏在過去之中，在那兒，紀錄如此不完整，以致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被後人忽略了。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很自然地會受限於自個對傳染病的體認。由於現代人類放群早已歷經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地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受過精良評論訓練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任何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言論，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以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起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熟悉的疾病在具有罹病經驗族群中爆發流行」與「同樣疫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如果預先假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一直都是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相同，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了，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於採用很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輕帶過，正如我在柯帝茲勝利的描述中所看到的。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很有興致地在那兒抄抄寫寫，記錄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為的只是因為它們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例子，都是某方軍營內突然爆發疫病，因而扭轉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一場戰爭的輸贏。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被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那種不可預測的性質，卻令得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全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成為戰爭或和平的關鍵時，卻有違這分解析歷史的努力。因此史學家總是貶抑這類事件的重要性。

　　當然啦，還是有一些圈外人扮演烏鴉嘴的異議角色，例如細菌學家辛瑟，蒐集了一堆確曾扭轉乾坤的疾病史料。因此，在辛瑟撰寫的那本可讀性奇高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中，證明了斑疹傷寒大流行曾經多少次破壞國王與武士的妙計良策。但是，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依然把偶然爆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本質上已超出了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才無法引起專責詮釋歷史的正牌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的目的在於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採用的方式為：證明「影響人類世界的疾病循環模式是多麼地變化多端，在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我所做的推測以及所舉的例證，許多都仍在試探階段。我必須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眾多不同且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古籍經典，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一篇論文來測試，需要一個靶的來瞄準。而我所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是很合乎上述要求才對。此外，我的想法同時還可以促使一般讀者留意「在有關人類歷史的老式想法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詳細資料外，所有人想必都會同意，「更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性疾病在過去以及目前都是扮演著關鍵性的重要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疫病的論調以及相關概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來說，疾病和寄生都是無所不在的。從某個生物體上成功搜得食物，對於宿主而言，就等於是一趟惡性感染或是疾病。所有動物都以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自然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問題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反例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時代，就已經不再畏懼大體積的天敵，像是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大型天敵，最首要的便是其他人類。

　　微寄生蟲指的是小型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動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它們維生所需的食物源。有些微寄生蟲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要不是很快地把宿主殺死，便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個被宿主殺死。有時候，某個這類致病生物不知怎的，也能進入一個特殊的宿主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然而，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蟲，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規模的平衡關係。像這類型的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日常功能。

　　巨寄生蟲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型態。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鮮肉時，就必須如此；有些巨寄生蟲則容許宿主無限期地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人類獵食者的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天敵動物所吞噬。然而從那之後，好長一段時間，吃食同類幾乎可以肯定是相鄰人類社群互動中的一個重大項目。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獵食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修改過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了。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工作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新型態的寄生蟲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在人類社會中，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這類巨寄生模式。

　　事實上，早期文明就是建築在下列的情況上；僅僅奪走臣服社群的部分糧食，以留下足夠的食物，好讓被略奪的社群能夠年復年地無限期生存下去。在早期，以巨寄生為基礎的文明依然非常無情、徹底；後來漸漸地在城邦和鄉間發展出互惠模式，消除原本全然單向的租稅繳交。不過，在剛開始的時候，飽受壓迫的農民在供養教士、國王以及他們手下那批城裡人食物之餘，並沒能得到太多回報，只除了一層算是有點明確的保護，好讓他們不要被另一群更無情、短視的侵略者所滋擾。

　　食物與寄生蟲間的互惠關係鞏固了人類文明史，而且它也和每個人體內的另一種互惠關係相平行、類似。人類內防禦傳染的主要元素為白血球，它們能夠真正消化掉入侵者。凡是白血球無法吞噬消化的外來生物，則變成寄生蟲，能夠反過頭來消化人體內它們發覺有營養的東西。

　　然而，對於入侵某特定人體的某特定生物而言，上述情況只是決定能否順利入侵繁殖的複雜程序中的一個面相而已。事實上，雖然最近這一百年左右的醫學研究進展快速，還是沒有人能完全了解它們的反應。我們在任何層次的組織（分子、細胞、生物以及社會）裡，都會碰到平衡的模式。在這類平衡狀態中，任何來自「外界」的變化都容易引發系統裡的互補式變化，以便將整體動亂減至最低，雖然總是有個底限，一旦踰越了它，便會使得越本存在的系統崩解。像這樣的慘案，可能會包括把原有的整體崩解成更簡單、更小巧的單元，而這些小單元各自以專屬的平衡模式存在；又或者，相反的是，它也可包會包括將小巧單元結合成較大或較複雜的整體。事實上，這兩種程序也可能相結合，就像有關動物消化過程的熟悉案例般，取食者將食物細胞及蛋白質分解成更簡單的單元，只是為了把它們再合成自己軀體所具備的新蛋白質以及新細胞。

　　對於這類系統而言，單純的因果分析是不夠的。由於有許多變數同時運作，不斷地交互作用，並且還以不規則的速率變換它們的規模，因此，如果把注意力全擺在單單一個「原因」上，並試著為它賦與某個特定的「效果」，通常都會造成誤導。

　　研究多重程序裡同時發生的事件，當然會是比較好的理解方式。但是若想這麼做，無論在觀念上或實際執上，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就大多數組織層次而言，單是辨認模式以及觀察它們的存續或崩解，就已經令人吃不消了；此外，在某些層次上（包括社會組織層次），甚至連哪些模式值得關注或是能夠可靠地偵測出來，都還存有很深的爭議以及不確定性。不同的用語會把注意力導引到不同的分類方式上；然而，要找出一個廣為各方接受、合乎邏輯的測驗，以決定是否某個系統的用語勝過對手系統的用語，通常又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演化的緩慢腳步不只適用於人類身體，也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社會的符號系統，因此，遇到邏輯無法決定的問題，生存終會出面解決。對於人類而言，能將注意力導向「某情境中利害關鍵之處」的辭彙，顯然具有非常大的生存價值。也正因為我們具有彼此溝通的能力，人類這種動物才得以穩霸生物世界。然而，沒有任何辭彙系統有可能耗盡或涵蓋我們周遭現實世界裡的每一個項目。我們必須盡全力運用我們所承繼到的語言及良知，而不必費心尋覓一項能夠在所有時空背景下滿足所有人的真理。

　　正如同言語為一項社會及歷史產物般，疾病就相當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眾多歷史文件裡的所謂「聖者」，假使活在今日的美國社會，恐怕難逃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命運。相反的，現代我們認為算是健康的近視眼及遲鈍嗅覺，很可能會被我們的狩獵遠祖視為生理殘疾。但是雖然有這些變化存在，所謂疾病的概念，依然保留了一個堅定且共通的核心。某人如果因為生理缺限，無法完成預期的任務，這人將總是會被族人視為「有病」；而這類生理缺限當中，又有許多是因為遇到寄生生物所引起的。　　

■人與病菌的互動

　　當然，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社群，對感染的易感程度以及（或是）免疫程度，變化幅度相當地大。像這樣的差異，有些是遺傳來的，但是它們更常是取決於是否和入侵生物有過接觸。不只個人體內會不斷地調整對疾病的抵抗力，整個族群內也同樣如此。於是，抵抗力及免疫力便因此而起起伏伏。

　　正如同個別人體以及整個族群在對付傳染病的能力上，會不斷地變化般，各種能引發傳染病的致病生物，也必須不斷地調整適應它們的環境。很典型地，這個環境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雖說不是全部）要算是宿主的體內狀況。畢竟，對所有寄生蟲（包括致病生物）來說，不斷反覆出現的老問題在於：當宿主們幾乎都是不相接壤的獨立個體時，如何才能由某個宿主換到另個宿主身上。

　　人類宿主和感染生物間的長期互動，在歷經許多世代以及雙方相當可觀的族群數目後，會創造出一種能容許雙方存活的相互適應模式。某致病生物若是能很快地殺死宿主，將會替自己帶來危機，因為它必須想辦法找到，而且是很快地找到下一個新宿主，以便繼續傳衍它的後代。

　　反過來看，某個人體如果能徹底抵抗感染，那麼原本會存在的寄生蟲將找不到居所，這麼一來，顯然也會替感染生物帶來另一種生存危機。事實上，許多疾病合夥關係之所以沒有辦法持續到我們的時代，就是因為上述這些極端情況之一；此外，如果某些自信滿滿的衛生官員說得沒錯的話，一些名氣響亮而且相當重要的致病生物，現在正面臨絕種的危機，這要感謝全球的疫苗普及以及其他的公共衛生措施。

　　最適合宿主和寄生蟲共存的狀況，通常（但並非必然一定）是這樣子的：兩者皆能在對方存在的情況下，持續無限期地存活，而且雙方的正常活動都不會因為對方而嚴重受損。這類生物平衡的已知案例相當多。例如，人類下腸道部分便帶有大量的細菌，但是卻不會出現明顯的病徵。另外，我們的口腔和皮膚上，也聚集了許多生物，而它們在正常情況下，通常對我們不造成任何實質影響。這類生物當中，有些能幫助消化作用；有些則被認為能夠防止有害生物在我們體內任意增生。不過，有關人類感染或是被滋擾的生態學，通常還缺乏扎實的數據證明。　　

■虐原蟲威力健在

　　話雖如此，若從生態觀點來看，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許多最最危險的致病生物，其實都未能妥當扮演它們的寄生蟲角色。在某些案例中，它們對於人類宿主依然停留在生物適應的早期階段；雖然我們千萬不能據此假設「長期共存必定會導向互不傷害」。

　　譬如說，瘧原蟲很能算是最古老的人類（以及前人類）寄生蟲之一；然而，它到現在依然會對人類宿主造成嚴重的熱病。至少有四種瘧原蟲能感染人類，其中又以鐮狀瘧原蟲最具破壞力。據了解，鐮狀瘧原蟲進入人類血液是比較晚近的事，因此它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像其他種原蟲般適應人類宿主。然而在這個案例中，宿主和寄生蟲間的演化調適，又會因著宿主的多樣化而更君複雜，因為寄生物必須按照宿主來調適自己，以便完成生活史。但是，「有助於瘧原蟲無限期居住在人類紅血球細胞內」的調適，對於「成功地由某宿主轉移到另一個宿主身上」，卻沒有多大好處。

　　事實上，真正占上風的「模式」中，包括了周期性地被破解、摧毀數百只紅血，球人類宿主體內引發熱病，好讓原蟲得以在宿主血流內自由移動個一、兩天，直到重新寄生新的紅血球為止。這樣的過程會在人類宿主體內激發熱病以及虛重的虛落；但同時，它也能令原蟲有機會以獨立存活的原蟲形式，趁著體外瘧蚊吸血之便，搭個「瘧蚊便車」。一旦成功進入瘧蚊胃部，原蟲便會展現不同的行為模式，最終完成有性生殖。結果是，數天以後，一代新生原蟲便會旅行到瘧蚊的唾腺中，準備在瘧蚊吸食下一餐時，穿透進另一位新的人體宿主。

　　就目前所能測得的資料而言，瘧原蟲在這個了不起的傳染過程中，不會危害到負責把它們從甲宿主托運到乙宿主身上的瘧蚊。瘧蚊並不會因「這種寄生蟲吃食牠們的身體組織以完成整個生活史」，而縮短壽命或是活力衰退。關於這一點，有一個很淺顯的原因。假使原蟲想要成功進入另一個新的人類宿主，負責運載它的蚊子必須擁有足供正常飛行所需的精力才行。一只重病的瘧蚊不可能在瘧原蟲生活史中，成功扮演運載寄生蟲到新的人類宿主這樣的角色。

　　反觀，身體虛弱、發著高燒的人類，卻一點兒都不會妨礙上述的原蟲生活史。於是，這種流傳久遠的傳染病竟然會一方面不傷害瘧蚊，同時卻又維持它對人類的殺傷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地底城玄機

　　其他還有一些重要的人類傳染病，也和瘧疾一樣，感染生物必須調整自己適塵不只一種宿主。假使人類以外的宿主對於該寄生蟲更為重要的話，穩定的生物平衡適應將會集中在適應非人類宿主上。然而，這類感染一旦傳到人類身上，卻可能對人類生命造成極猛烈的損傷。腺鼠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鼠疫桿菌這種寄生蟲，正常情況下，只感染嚙齒類動物以及牠們身上的跳蚤，偶然才會進犯人體。在穴居地底的嚙齒類動物社群中，這種感染能夠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感染及復原的模式，通常包括共居同個地穴中不只一種嚙齒類宿主，非常複雜，我們到現在仍未完全了解。

　　然而，對於某些穴居大型「地底城」的嚙齒動物來說，感染鼠疫桿菌等於是童年期的必經疾病，那種情況就好比地面城市居民習以為常的天花或麻疹般。換句話說，嚙齒類宿主和這種寄生桿菌間的調適狀況，已經達到相當穩定的模式。只有在這種疾病侵犯之前未曾感染過的嚙齒類或是人類族群時，才會釀成不尋常的後果，例如特別令我們老祖宗害怕的腺鼠疫天譴。

　　血吸蟲病（經由蝸牛傳染）、昏睡病（經由采采蠅傳染）、傷寒（經由跳蚤、蝨子傳染）以及一些其他的疾病，由於它們的寄生調適相當複雜，必須針對二種以上不同的宿主，因此這種疾病對人類來說，依然十分可怕。傷寒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種系相同或近似的傷寒病源立克次菌體，如果寄居在某些種類壁蝨體內，會呈現相當穩定的狀況，也就是說，能夠一代代地傳遞下去，而不會使得壁蝨或寄生菌產生明顯的病徵。

　　但是，老鼠和牠們身上的跳蚤卻能從傷寒當中復元過來，換句話說，牠們在發病一陣子之後，便會拒絕這種入侵生物進到牠們的系統中。然而，當傷寒寄生物活動到人類體蝨乃至人體內時，結果總是會要了蝨子的老命，而且對人類來說，通常也會致命。像這樣的模式，暗示了漸近式的轉移，從和壁蝨的穩定共存，到和老鼠及鼠蚤的次穩定調適情況，最後再到與人類及人類體蝨間的高度不穩定（因此也很可能意味著晚近才感染）狀況。　　

■疫病流行模式不斷變遷

　　不過，還有另外一些人類疾病是不需要中間帶原者的，它們能快速地直接由甲宿主傳給乙宿主。肺結核、麻疹、天花、水痘、百日咳、流行性腺腺炎以及流行性感冒，全部屬於這類疾病。事實上，它們建構出一分現代人依然再熟悉不過的傳染病名單。除了肺結核及流行性感冒之外，只要感染上述疾病一次，就能引發長期（通常是終生）的免疫力。結果，這些病通常都會感染小孩，而且在那些疫苗或其他人工方法尚未改變疾病傳染模式的地區，依然如此。

　　像這類幼兒疾病不一定會很嚴重，因為只要細心看護，通常都能康復。不過，同樣的疾病，一旦侵入某個從未接觸過它們的人類族群，很可能會使相當高比例的病人送命。正值盛年的青年通常族群中其他年齡層的人，更容易因這類疾病而死亡。換句話說，一旦入侵初次接觸它們的族群，這類傳染病將有辦法催毀或重挫整個人類社群，方式就好比天花以及一系列其他疾病對阿茲提克和印加文明所造成的影響般。

　　無疑地，其他一些疾病（不論是慢性傳染疾病、精神病或是老年所引起的退化）能夠說明數目更多的人類病痛。它們建築起某種老是存在人類生活中的「背景雜訊」。到了近代，這類病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是因為我們的壽命日益長過我們的老祖宗。但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疾病模式，已完全不同於我們老祖宗所經歷過的疾病模式。在他們經歷的疾病模式中，不定期的疫病大流行不論是以何種可怕形式呈現，永遠都具有令人畏懼而且總是存在的可能性。雖然，能夠供人詳細估算「何種傳染病在何時、何地殺死多少人」的統計、臨床數據，在十九世紀之前的，目前已無法取得——而且它們彼此間也並不諧調。但是，我們現在依然能夠觀察疫病流行模式的主要變遷情況。事實上，這也正是本書要討論的主題。

  
目錄章名】

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

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一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史前時代

第二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西元前三○○○志西元前五○○年

第三章　 歐亞疾病大熔爐：西元前五○○至西元一二○○年

第四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西元一二○○至一五○○年

第五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西元一五○○至西元一七○○年

第六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西元一七○○年以後

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

　　　　 致謝　　　　　　　　　　　　　　　　

　　　　 名詞注釋

stanza

  
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PLAGUES AND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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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狩獵族群的行蹤：史前時代

　　

　　我們必須假設，在各色人類族群演化出來以前，我們的老祖宗必定也和其他動物般，嵌在一個微妙、自我調節的生態平衡中。在這個平衡中，最搶眼的項目莫過於食物鏈，藉著它，我們的祖先獵食其他生物，而且也反過來，被其他生物所獵食。

　　除了大體積生物間這種無可避免的關係外，我們也必須假設，微小、通常無法察覺的寄生物，也能在我們祖先體內尋找食物，而且還成為平衡整個生物系統（人類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的一大重要元素。要重建所有細節是沒辦法的；事實上，就連人類傳衍的問題都還模糊不清；這是因為各式已發現的人類祖先化石（主要在非洲出土），仍未能拼湊出完整的故事。

　　非洲也許並不是孕育人類的唯一搖籃。人類始祖可能也曾經存在亞洲的熱帶或亞熱帶地區，演化途徑大致和奧都伐以及其他下撒哈拉地區大量出土的骨骸、工具的主人——原始人族群，相互平行。　　

■當人類遇上寄生物

　　然而，人類身上不具濃密毛髮這項特性，明白指出人類來自氣候溫暖的地方，在那兒，氣溫極少或從不低於攝氏零度。由於兩眼視界重疊所造成的溫度感知能力，再加上能夠抓握的手，以及我們和猿類、猴類（牠們至今仍把大部分時間耗在樹梢）的明顯血緣關係，指出了人類老祖宗也是慣於居住在樹上的。老祖宗的齒列則顯示出牠們是雜食動物，菜單中又以堅果、水果、蛆蟲以及某些植物嫩苗較為重要，勝過動物鮮肉。但是，他們的疾病與寄生物關係又是如何？目前在猴類及樹居猿類族群中所流行的傳染病，很可能便和與人類遠祖共存的寄生物族群相類似。雖然重要細節仍不很清楚，但是目前已知，侵擾野生靈長類的寄生物名單非常可怕。除了各種恙蟲、跳蚤、壁蝨、蠅類及圓蟲外，野生猿猴顯然還是一大串原蟲、真菌及細菌的宿主，更別提還有不只一百五十種所謂「節枝病毒」（arbo-viruse，arthropodborne viruse 的簡稱，它們能藉由昆蟲或其他節肢動物，由某個溫血宿主轉到另一個溫血宿主），也在這份寄生名單上。

　　在感染野生猿猴類的生物名單上，有十五到二十種為瘧原蟲。人類在正常情況下，只會供養四種瘧原蟲，但是猿類卻能被人類瘧原蟲所感染，而且人類也有可能受到某些出現在猿猴體內的瘧原蟲的感梁。除了不同種的瘧蚊，能針對熱帶雨林的樹頂層、中間層及地面層，發展出棲息地特化之外，這類種別性（speciation）當然也暗示了一場介於三個群體間的漫長演化調適：靈長類、蝦子以及原蟲。不只如此，參考瘧原蟲在今日的分布情況，以及已知的古代瘧疾地理分布，非洲下撒哈拉地區顯然曾經是這類寄生物的一大主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發展中心。

　　在各種地表天然環境中，熱帶雨林算是最富變化的地區，因為共用這種棲地的生物種類變化，遠比較為乾燥、寒冷地區來得多。根據這項事實，我們可以推論：沒有任何一種植物或動物能稱霸樹林——甚至連人類也不例外，起碼直到最近都是如此。許多無法忍耐冰凍氣溫以及乾燥環境的微小生物，在熱帶雨林中卻非常興盛。在這些溫暖、潮濕的環境中，單細胞寄生物通常可以在宿主體外存活相當長的時間。有些具寄生潛能的生物，甚至可以無限期地以自主生物方式存活。這意味著，仍屬非常缺乏的潛在宿主族群，依然可能經歷大規模的感染。即使寄生物和潛在宿主間的接觸很少（因為雨林中可以找到的宿主不多），寄生物還是可以等。

　　就人類族群來說，這意味著，即使我們祖先在自然平衡中，只占了極小部分，但是對個體來說，卻有可能在一生中齊全地梁患所有寄生物。這點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因此，阻止人類統治雨林的主要障礙，在於依然豐富多變的寄生物，它們仍埋伏在雨林內，靜待入侵者。

　　難道這意味著，我們的祖先以及祖宗的祖宗一直是病懨懨的嗎？其實不然，因為有無數種熱帶寄生生物的特色都是在於：很緩慢地發展到致命階段，正如同它們的消失速度也很緩慢般。換個方式來說，熱帶雨林在每個階層都供養了一個高度演化的天然平衡：不論是寄生物與宿主之間、敵對寄生物之間、或是宿主與宿主所吃食的生物之間。我們大可明白假設，幾百萬年前，也就是人類尚未改變地表熱帶雨林的生態環境之前，獵食者和被食者間的平衡關係曾經穩定（或是接近穩定）了好長一段時間。

　　因此，我們老祖宗所消耗的各色食物無疑地都搭配有各色分享該食物的寄生物，不論是什麼方式，只不過不見得會製出我們所認為的生病徵兆。輕微感染寄生物，有時也會讓我們老祖宗的體力及耐力減弱。此外，當重傷害或其他重大壓力（譬如饑荒），威脅到宿主體內的生理平衡時，原本程度輕微的感染也可能突然爆發成致命的併發症。然而，如果沒有這類嚴重的滋擾，宿主大體上仍然可以算得上是健康的，就像現代樹林裡住著的野生靈長類般。　　

■文化演化加速大自然失衡

　　只要人類祖先的生物演化腳步，保持和他們的寄生物、天敵及獵物的演化腳步一致，這類編織緊密的生物網便不可能發生重大改變。透過遺傳突變及天擇的演化進度是如此地緩慢，以致於其中任何一方的變化，都會被其他各方在遺傳及（或）行為方面的模式變化，給互補過去。然而，當人類開始產生另外一種變化，將後天習得的行為說明溶入文化傳統以及符號含義系統之後，原本存在久遠的生物平衡，開始遭逢嶄新的干擾。文化演化開始把空前未有的壓力，施加在較古老的生物演化上。新近習得的技能，使得人類愈來愈有辦法以無法預料且影響深遠的方式，轉移大自然的平衡。因此，疾病進犯人類的難易程度，也開始出現戲劇化的轉變。

　　在這類變化高潮中，最先顯露出來的莫過於，發展出足以殺死盛產於非洲大草原（或是亞洲類似地理環境）上大型草食動物的技能以及武器。我們無法得知這種轉變的詳細年代：只能說，很可能早在四百萬年前就開始了。

　　最早由樹梢下到地面，並率先捕食羚羊及相關物種的前人類靈長動物，很可能只逮得到虛弱或年幼的獵物。他們也很可能必須和野狗及禿鷹一塊兒競奪腐肉，而這些腐肉是由更高效率的獵食者，例如獅子，所吃剩的。這種前人類靈長動物族群盤桓在一堆食物源集中的區域四周，類似今日提供大旺草食動物的非洲大草原；這時，任何有利於改善狩獵效率的基因變化，勢必會使該個體或族群收穫豐富。

　　任何團體要是能擁有可增進合作狩獵效率的技巧，無論是肌肉方面或是智能方面，都會得到莫大的報酬。新興人類攫取這類報酬的方式包括，發展出能增進危機時刻有效互助的溝通模式，以及精製工具、武器，以補救不怎麼出色的肌肉以及弱小的齒爪。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夠補短的新特性快速地累積起來——所謂快速，是按照生物演化的寬鬆標準而定的。任何新奇變化，只要能讓已經開始發揮功效的特性更為強化，都能擴大食物的來源，並且增加生存的機會。

　　這類型演化上的爆，被生物學者稱為「直向演化的」（orthogenetic），而且通常會伴隨產生新生態區位轉移。沒有人敢奢望解開「在前人類族群中產生的這個過程中，所有遺傳上的變化」。然而，一旦突變可以造成如此巨大的成就，某個人類族群被另一個狩獵效率更高的人類族群所替換的情況，必定經常發生。戰鬥中更有力的一方，或是狩獵效率更高的一方，將成為較可能存活的族群。

　　在這場由此而產生的演化發展過程中，一項主要的地標為：語言精緻化。掌管形成大腦、舌頭以及咽喉的遺傳變化，敲開了口語的路；而語言當然也大大增進進了社會的諧調。討論事情，並因此而扮演並再扮演不同角色，在在使得人類能夠演練最新式的技術，進而在狩獵及其他團隊活動上，達到原本無法達到的精準度。有了語言，把生活裡的技藝有系統地傳授給他人，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至於那些技藝本身也變得愈來愈精緻繁複，這是因為文字能夠用來分類事物，把它們歸整好，並針對各種狀況來定義適當的行為。

　　簡單地說，語言使得獵人首次更像人類，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社會文化演化紀元，該紀元很快地又將大量而且是空前的壓力，加到生態平衡上，而人類正是由這個生態平衡中掘起的。　　

■從樹梢到草原

　　在這場相對來說非常快速的演化中，疾病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很顯然，任何有關棲所的變換，例如從樹梢下到地面，在開闊的草原上行走、奔跑，都意味著人類原本很可能碰上的感染，將出現實質上的變化。當然啦，有些感染幾乎完全不受影響。凡是需要親密身體接觸才能傳遞的感染，便屬於這種類型，例如大部分腸道細菌。至於其他寄生物，像是需要潮濕環境才能成功地由某宿主轉到另個宿生的寄生物，數目必定會減少，因為大草原的環境對它們顯然不利得多。然而，就在雨林型的感染減弱的當兒，新的寄生物，以及新奇的疾病，尤其是那些與草原動物有關的，必定會開始影響到新近興起的人類。

　　我們沒辦法就這樣指出，上述的感染可能包括哪些。譬如說，目前侵擾草食動物的各種原蟲，很可能也會轉寄生到人類身上，因為我們在食用草食動物的肉時，有可能無意間吞下寄生物的卵子或是某種形式的孢子。而這種情況，古代必定也曾經發生過。

　　其中一項較重要的接觸在於：遇到錐蟲，也就是在現代非洲許多地方引起昏睡症的病原體。這種生物在好幾種羚羊體內，都是以「正常」寄生蟲身份居留著，然後藉由采采蠅，從某個宿主傳遞到另個宿主身上。它們在蠅體以及動物宿主體內，並不會引發明顯的病徵，因此可以算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用來闡釋穩定、適應良好而且很可能由來久遠的寄生關係。然而，一旦注入人體，同樣這種生物卻能造成人類宿主極度的虛弱。事實上，其中有一種錐蟲通常能讓人類宿主在幾周內便魂歸天外。

　　事實上，主要就是因為昏睡症從古到今一直對人類族群深具威脅，非洲大草原上的那些有蹄類草食動物才得以存活到現在。要是沒有現代疾病預防法，人類根本就沒法居住在采采蠅出沒的地區。因此直到非常晚近，這些地區裡的大量牲畜依然是獅子以及其他本領高強的天敵的獵物，但是除了偶然碰上之外，卻很少成為另一種新興的、更具毀滅性的野獸的獵物，這種新興野獸正是人類。假使昏睡症錐蟲早在我們祖先躍下樹梢前，就已經和有蹄草食動物共存（這點看起來幾乎是確定的），那麼這種寄生物的存在，必定會設下一道凌厲的界線，只有在這道界線內，最原始的人類才有辦法享受到非洲草原所盛產的各式獵物。相反地，在采采蠅活動地區，類似前人類時期的生態平衡狀況至今依然存留。

　　順便提一句，如果就人類和其他生物的關係來考量，把人類的生態角色歸類為「一種疾病」，也並不荒謬。自從語言使得人類文化演化開始影響到古老的生物演化程序後，人類就一直處於「危害古老的自然平衡」的位置上，情況類似「疾病危害宿主體內的自然平衡」般。雖然一次又一次地，當地自然限制出現，阻止人類對其他生物的破壞時，這分新關係會達到暫時性的平衡。然而或遲或早，而且若依生物演化標準來看，通常都只要相當短的時間，人類又會發明出新的技術，以開發從前無法到手的資源，於是又重新或是加強損毀其他生物。因此，若從其他生物的觀點來看，人類就好似一種急性傳染病，雖然偶爾也會進入行為模式比較不具惡意的時期，然而卻永遠不足以達成任何真正穩定的慢性疾病關係。　　

■躍上食物鏈頂端

　　第一批真正的獵人變成非洲大草原（以及或許亞洲類似地理環境）上的主要獵食者，只不過是未來變化的小小前兆而已。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在當時已經夠猛烈的了，就這樣把一種根本不起眼的靈長類生物，直接送上食物鏈頂端。身為有技巧又令人畏懼的狩獵者，人類很快地便不再害怕其他動物敵手。於是，我們最早的真人祖先就這樣逃過了能限制族群數目成長的最基本關卡。

　　接下來，或許人與人之間的屠殺便接手扮演起「平衡人口」的角色，至少在大草原上所有宜人的領地全都被人類狩獵族群占據後，他們會開始對抗彼此。這時可能也會出現其他種控制族群數目成長的社會方法，像是遺棄不想要的嬰孩。無論如何，今日的狩獵及遊牧民族依然擁有某些傳統方法，以便把人口數目維持在食物供給的限制內；而這類習很可能由來久已。

　　就人類的非洲搖籃本身而言，人類狩獵者與環境發展出一種相當穩定的關係。在非洲，人類大約是從五十萬年前開始狩獵大型動物，雖然人類手部的全力以及木、石武器裝備，很可能不會早於西元前十萬年。儘管會不時地遇上一些生存危機，例如在隨後數千年內，一定曾出現過的有價值的獵物的絕種，人類狩獵族群依然繼續和其他各式各樣的豐富物種，一同分享大地。事實上，即使到後來，當農業導致人口數目大增，引發了劇烈的環境變動，非洲許多地區卻依然維持野生、未開發的狀態。最近幾千年來，狩獵部族被驅趕到不適農耕的邊陲地帶，繼續在那塊大陸上，依循傳統的生活方式，甚至到今天依然如此。

　　換句話說，居住在人類社群四周的其他生物，會採取如此強韌、複雜的方法，來進行互補式的調整，以致於人類即使發展出完善技巧，透過文化演化所獲得的新式效率，依然不足以壓過或推翻生態系統，而人類正是由這個系統中興起的。在削弱人類對其他生物取初衝擊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或許在於非洲傳染病出奇地豐富和複雜——這種寄生的複雜情況會隨著人類演化出來，而且在人類數目增加時，變得強化起來。　　

■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

　　許多產於非洲的寄生性圓蟲及原蟲，並不會引發免疫反應，也就是說，宿主的血統中不會形成抗體。這種情況下，一種相當敏感且自動自發的生態平衡便得以嶄露頭角，藉由這種平衡，如果人類數目增加，感染率也跟著增加。隨著人口密度增加，由一個宿主轉移到另一個宿主的機會也跟著倍增，於是乎，一旦衝過某個關鍵閾值，感染便可能突然失控，發展為超常大感染（hyperintection）。這種流行病情將會嚴重干擾日常作習。倦怠、體內疼痛等慢性病徵，一旦成為某個人類社群的共通現象，那麼很可能會嚴重危害到他們的攝食以及育兒能力。這麼一來，很快便會降低族群人口數目，直到區域密度安全地落在超常大感染所必須的閾值之下。

　　接下來，當愈來愈多個體不再被該寄生傳染病危害後，人類的精力又會開始增加。攝食以及其他活動又會恢復正常，直到其他某種傳染病又開始發飆，或是族群人口又一次超過會再度引發超常大感染的標準點。

　　所有這類與時期有關的生態擾動，也會影響人類的獵物，就像影響人類的寄生物般。數目愈來愈多的獵人將會發覺，想找到理想獵物也變得愈來愈困難了。於是，很可能會出現營養不良外加寄生性傳染病大流行，減低眾人的精力以及育兒能力，直到再次發展出一個更穩定的平衡為止。

　　不只如此，所有這些相互依賴的物種全都會同時對物質環境中的氣候或其他變遷的波動，產生反應。乾旱、草原大火、暴雨以及其他緊急狀況，都會限制所有生物的生物；而這類族群數目底線通常遠低於適宜環境下所發展出來的族群數目。換句話說，生態系統自會維持一種寬鬆、波動的平衡，只在偶爾局部偏離標準，有效地抵抗全面性的大變動。雖說人類狩獵者站上了食物鏈的頂點，獵食其他動物，而自己卻厲害得不讓其他大型動物得手，但是，這種狀況並未內能改變由來已久的生態關係。因此，人類雖然勝利地取得了新的生態地位，但是整體來說，卻沒有改變生態系。

　　製造並維護這類動態平衡的互動，從過去到現在，都是極端複雜的。雖說已經做了好幾世代的科學觀察，疾病、食物供應、人口數目以及人為習性模式間的相互關係，不論在非洲或任何其他地區，都還氶被充分了解，更別提有關病媒昆蟲的資料，以及致病生物的輪替宿主的數目和分布情形。不只如此，現代非洲的感染模式，不見得完全吻合古時候（所有人類均靠打獵為生的時代，以及農業活動尚未破壞早期自然平衡的時代）的感染模式。

　　然而，熱帶非洲生物的多樣化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這塊大陸上的生物平衡狀態，在抗拒由溫帶地區引進的農耕方法（它們在那兒頗為成功）時，那股韌性也是出了名的。事實上，直到非常晚近時代（譬如說五千年前），非洲大陸上的人類社群在眾多形形色色的生物相中，依然扮演著相當謙遜的角色。當然啦，人類已經躍上主要獵食者寶座，但是處在自然平衡狀態下，依然算是較為稀有的動物，就好像獅子以及其他大型肉型肉食動物，而人類狩獵者是要和牠們一塊競爭食物的。

　　事實上，情況如果不是這樣才奇怪呢。假使人類真是發源於非洲（看起來很有可能），那麼，當原人緩緩演化成真正的人類時，周遭各種生物必定也有時間來調整適應人類活動所帶來風險及利益。反過來說，非洲大陸上超級多樣的人類寄生蟲，也正暗示了，非洲才是人類主要的搖籃，因為再找不到其他地方，人類和非人類生物之間能達成像這般微妙精致的生物關係。　　

■獵人的蹤跡

　　撇開非洲雨林及草原不談，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如何？威力十足的原人狩獵者必然也曾廣闊地散布在歐亞非大陸各地，時間大概始於一百五十萬年前左右。中國、爪哇以及德國所出土的物件，證明有許多不同的骨骸存在；但是這類發現還是太稀少了，不足以用來釐清它們和非洲大量已出土的人類及前人類遺骸間的關係。在南亞以及西南亞不同地區，可能也曾有某些祖先型靈長動物，進行和非洲人類近似的平行演化，因為即使在大型獵物比非洲草原貧乏的地區，還是可以找到許多增大的腦袋、直立行走以及能使用工具的雙手的原人證據。

　　依靠有限證據所做的推論，可能會是誤導。眾多相關地區的考古研究依然相當粗略，而且即使只是單單一個新遺址被發現，例如非洲奧都韋谷地，都可能深深改變人類起源的整個故事。話雖如此，根據目前已知的少量資料來看。歐亞大陸的人類前身及原人族群的年代，出現在非洲原人族群全盛期之後。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著，直到大約十萬年前至五萬年前，現代人類突然出現，快速改變了整個地球原有的生態平衡。

　　目前證據依然不夠，無法確切指出智人（Homo sapiens）最初起源何處。骨骼碎片的年代可以往回推到大約十萬年前的東非（不過，該骨骸是否能算做真正人屬，仍有爭議）。至於其他地區的現代人遺跡，最早只能推到西元前五萬年左右。此外，當現代人一出現之後，早先存在的原人族群，例如西歐地區著名的尼安德塔人，便消失了，只留下極少痕跡，甚至完全不留痕跡。

　　人類族群這般明顯的成功態勢，在非洲本土所造成的改變並不如在其他地方猛烈。不過還是一樣，假使一些大型獵物以及原人對手的滅絕，真的可以歸功於現代人的話，那麼便足以顯示人類狩獵者所擅長的是什麼了。等到人類學會如何在天寒地凍的氣候下保持溫暖，像是取火以及把其他動物的皮毛披在自己背上，人類造成的影響又更可觀了。

　　衣物這項偉大的發明，使得這幫獵人可以攻擊北方草原及森林裡的動物。所造成的結果就好比人類始祖第一次跳下樹梢般。也就是說，一個或是一系列嶄新的生態區位，開發給新來者；而且，當他們憑著技巧又開發出新食物源後，一項非常快速、全球性的生態關係變遷也跟著展開了。在西元前四萬年至一萬年間，人類狩獵族群占據了地球上所有主要陸塊，只除了南極洲。人類狩獵族群大約在四萬年前到三萬年前進入澳洲；在那之後約五千到一萬五千年間，另外一些狩獵族則設法由亞洲穿越白令海峽，進入美洲。不過幾千年內，人類族群便廣布到北美及南美的所有氣候相之中，大約在西元前八千年抵達美洲極南的火地群島。

　　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強勢的、大體積生物，有辦法廣布全球。人類可以完成這項壯舉，是因為他們學會了如何替一種原產熱帶的動物，營造出可以適應各種天候狀況的小環境。這套把戲就是發明各種衣物以及蓋房子，以便把人類身體和外界極端天候隔離開來，使得人類即使在凍結的氣溫下，依然可以存活。換句話說，文化上的適應及發明，使得針對不同環境進行生物調適的需求，降低了許多，於是，從此為全球主要陸塊的生態平衡，引進了一個基本上很具擾動性而且不停變動的因子。

　　正如同「文化適應不同的天然環境」，對於人類在西元前四萬至一萬年前的超級大擴張，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般，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也相當重要。就在我們老祖宗遠離熱帶環境後，同時也拋開了許多寄生蟲和病原生物，這些生物原本都是他們的祖先以及留在熱帶的同伴非常熟悉的。於是，這群遷移族的健康和活力大增，終於使得族群人口數增生到史無前例的規模。　　

■侵入溫帶地區

　　在熱帶地區，人類在自然平衡中的地位基本上和在溫帶或北極氣候圈不同。如同我們剛才提過的，在次沙哈拉非洲地區，人類即使已經發明了足以擾動大型動物間天然平衡狀態的狩獵技巧，但卻依然不斷遭到各種強有力的生物性關卡。但是，當人類社群學會如何在溫帶氣候中生存並興盛起來後，他們所面對的卻是一個比較單純的生物環境。總的說來，較低的氣溫意味著比較不利生物生存。結果，能適應溫帶和北方氣溫的動植物種類，就比在熱帶地區繁生的動植物種類稀少。於是，當人類狩獵族群首次湧入這兒，迎接他們的，是一個不那麼緊密、繁複的生物網。不只如此，事實證明，溫帶地區的生態平衡也更容易被人類事物所破壞。起初缺乏（或是幾乎缺乏）有辦法寄生在人體內的生物，但這只是暫時的現象。要不了多久，在生物學上或是人口統計學上的重大疾病，也開始出現在溫帶地區的人類族群中，我們馬上就會談到這一點。但是，有關生態平衡容易被人類操縱的這種現象，卻成為非熱帶地區長存的一個永久特徵。

　　因此，人類的生物霸權在溫帶地區，打從一開始，便取得了一個大不相同的規模等級。就一個溫帶生態系統的陌生人和新進者而言，人類的處境有點兒類似兔子剛剛被引進澳洲時的情況。由於新環境中既缺乏天敵，又缺乏天然的寄生生物，再加上發現（至少起初是如此）充沛的食物，澳洲的「兔口」立刻激增，很快地就干擾到人類的牧羊活動。當歐洲人第一次抵達美洲時，也曾發生類似的外來生物（豬、牛、馬、鼠以及各種植物）大舉入境現象。但是，這些動物族群起初數目雖然暴增，不久卻開始自我矯正。

　　也許只要時間夠長，人類在溫帶世界新生態環境中的擴張，也會出現同樣的狀況。就我們所熟悉的時間規模而言，像是百年、千年而非千萬年，一般物種間的生物調適恐怕還不足以限制人類的增殖。原因在於，文化性（而非生物性）適應能產生並支撐人類整趟冒險之旅，於是乎，每當人類某項特殊的環境開發活動遇上困難時（這要多謝某項關鍵資源被耗盡），人類總有這分天才找著新的生路，開發新資源，一次又一次地擴展我們對生物界以及無生物界的霸權。

　　到處都是反應遲鈍的猛瑪象、巨大的樹懶以及其他大型、缺乏經驗的動物，等著人類來宰殺，這樣的日子並沒能持續太久。說真的，曾有人估計，機巧又浪費的人類狩獵族只花了一千年，就把北美及南美洲上的大部分大型獵物都趕盡殺絕了。

　　根據這種美洲歷史觀點，獵人集結成有組織的大隊伍，沿著一條可發現大型獵物的動線而居。過了幾年後，由於獵物枯竭，也們只得遷地為良，不斷向南移動，直到美洲大型獵物幾乎全數被消滅掉。

　　像這些的慘劇，當然只可能發生在熟練獵人遇上毫無經驗的獵物時。至於在舊世界上，則從未發生過如此戲劇性的物種接觸。在那兒，狩獵技巧漸漸地更常用到北方的大型動物身上，原因可能只是在於，每一次向北移動，獵人都必須適應更嚴厲的氣候以及更艱困的冬日。然而，在美洲卻正好相反，獵人移動方向是由北往南，由酷寒移向溫和。結果後者所造成的大型動物滅絕，遠較舊世界來得突兀和廣泛。

　　接下來發明的諸多新技巧，使得人們可以一而再地重演「輕易探測並快速耗盡資源」的新領域現象。目前中東地區的石油短缺，只不過是人類這種揮霍方式的最新例證之一而已。然而，由於石器時代居住在溫帶以及近北極地區，人類與其他物種共存的方式，也因此而進入一個更持久的模式——這種模式在後來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類這種跨越不同氣候帶的分布，結果是在不同社群中創造出一種或許可稱為寄生坡度的現象。　　

■寄生梯度南北相反

　　畢竟，當氣候變冷以及（或）變乾時，生物種類的變化通常會變少，意味的正是：有辦法影響人類的寄生生物，無論在數量或種類變化上都減少了。此外，隨著溫度和濕度降低，以及溫暖季節和日照時間變短，寄生生物想由某宿主成功也轉移到另個宿主身上，也變得更困難了。於是又創造出如下的一個感染坡度：來自較溫暖、潮濕地區的族群，可以向較涼爽、乾燥的區域移動，而不太可能撞上不熟悉的寄生生物，然而，潛伏在南方較溫暖、潮濕地區的傳染病，卻始終威脅著來自北方或乾燥沙漠地區的入侵者。

　　我們或許也可以反過來描述這種坡度：人類族群愈往寒冷、乾燥氣候區移動，他們的生存就愈是直接依靠他們與大型動植物的生態關係。至於和微小寄生生物間的平衡關係，雖然在熱帶地區如此重要，但是對於移到寒冷、乾燥地區的人類族群來說，卻變得比較不重要了。

　　這項差異很自然地造成一項重要結果。幾乎所有微寄生生物都小巧得沒法讓人類肉眼看見，而這意味著，在發明顯微鏡以及其他輔助人類觀察的儀器之前，沒有人能夠了解或是控制與這類生物的接觸。因此，縱使人類有這分智慧妥善應對肉眼看得見、能實驗的事物，然而人類與微寄生生物的關係，直到十九世紀，依然大都停留在生物性的層面，也就是說，超出人類蓄意掌控的能力之外。

　　然而，在微寄生生物比較稀薄且不重要的地區，智慧依然扮演了人類生活規範中最重要的角色。只要這群男男女女看見了食物及敵手，他們就有辦法發明出新方法來應對；而這麼一來，人類終於不再是只能靠狩獵為生的稀有獵食者。相反地，在原本只能存活數千名獵人的土地上，人類數目卻繁生達數百萬。也因此，「逃離熱帶搖籃」對於人類在自然平衡中所扮演的後續角色，具有非常深遠的含意，它賦與人類文化發明的範圍，遠較赤身露體原始人所來自的緊密生物網，寬廣得多。

　　很顯然，地域狀況能夠扭轉這種一般模式。人口密度，飲食、食物和住屋的特性及品質，再加上族群個體間的接觸頻率及範圍，王都能大大影響疾病的模式。直到非常近代，大城市總是不健康的地方，即使位在涼爽、乾燥氣候區也是一樣。雖然一般說來，所有這類與生態關係有關的區域擾動，都具有同種生物坡度特性：當溫度和濕度增加時，感染的種類及頻率也隨之增加。　　

■微生物有機可乘

　　當舊石器時代狩獵民族一路擴張進入溫帶以及近北極地區，他們替人類締造了史無例的生物成就。但是，等到他們占據所有能到手的狩獵區域後，原本最理想的獵物便被大量捕殺，有時甚至會因為被過度捕獵而完全消滅。

　　過度捕殺大型獵物食物源，顯然會在不同時代以及世上不同角落，替獵人帶來生存危機。這項危機碰巧又遇上全球性的氣候變化，最近的冰帽開始溶解（大約始於西元前二萬年）。上述兩項因素為人類狩獵族群帶來一系列嚴厲的環境考驗。不論何處，只要老方法不管用，人類對於「搜尋糧食並實驗新的食物種類」的反應，都會被強化。例如，探測海洋，導致發明船雙和捕魚；蒐集可食用種子則導致某些族群開始發展農業。

　　舊石器時代的獵人及採食者，可以說大致上重點重現了最早期原人在熱帶搖籃裡的經驗。也就是說，一旦新生態區位被發現後，某種粗略平衡便會跟進，這是因為隨著新生態區域產生了各種能防止人生數目成的關卡。這些關卡隨地點而不同、隨社群而不同，也隨時代而不同。

　　話雖如此，看來看有可能，病原生物在熱帶以外地區（也就是人類自我演化出來的地方），並非十分重要。能夠藉由身體直接接觸在宿主間傳播的寄生生物，例如蝨子、熱帶莓疹螺旋體等，都能在溫帶地區的小型、遷移狩獵社群中生存。只要感染進程緩慢，而且不致飲人類宿主的行為能力喪失得太嚴重或太快速，這類寄生生物很可能可以隨著狩獵社群，由人類的熱帶搖籃旅行到世界各地。但是這類感染比起它們在人類最早棲息地的熱帶繁盛景象，卻是大大衰減了。

　　結果，古時候居住在溫帶地區的獵人，很可能是最健康的一群，雖說他們的壽命似乎相當短促。有關他們很健康的推論，也可以由目前居住在澳洲及美洲的狩獵民族身上，得到印證。除了由於最近與外界接觸而感染到的可怕疾病外，這些族人看起來似乎都能免於傳染病或是多細胞寄生蟲的滋擾。這樣的情況相當自然，因為沒有足夠時間，讓緩慢的生物演化發展出能適應涼爽、乾燥環境的寄生生物以及宿主傳播方式，然而這些條件，對於滲透到溫帶以及近北極區，處在疏離狀態下的小型狩獵族群，如果要保持熱帶程度的感染，卻是必備的。

　　在這樣的調適能夠影響人類生活以前，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又再度因諸多新奇、重大的發明，而產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食物生產技術使得人口數目大量、快速攀升，而且很快地就促成都市及文明的躍升。人類族群一旦集中在這樣大的社群中，等於是對潛在病原生物，提供了異常豐盛、垂手可得的糧食，這種情況，就彷彿非洲草原上的大型獵物曾提供豐盛食物源給我們的遠祖般。

　　在人類村莊、都市及文明發展所造就的新環境下，這回輪到微生物可以期待在狩獵場上大展身手。它們究竟如何利用人類群眾大型社區所帶來的新利益，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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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地思想

谢谢，stanza辛苦了，擦把汗，接着干。

瘟疫改变历史，也改变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方式。
中国的历史学家似乎一直不太注意瘟疫的历史意义，只把它视为历史上偶尔脱离主线的插曲或意外事件，这或许正与传统史观仅注意政治事件和大人物有关。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和逃避也是指引人类历史的最深沉动力，而这种恐惧在瘟疫流行中表现的最为强烈，洪水、地震、战争尚可逃避，但在瘟疫面前，却无地可逃，在医学落后的时代，只有等死，而一切政治、社会的应急和救济体制在瘟疫面前都可能显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
瘟疫在无形中就使政治和社会体制顷刻瓦解，正因此，在瘟疫中，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化的力量才得以凸现出来，因此，瘟疫打开了一个观察民间社会机制的窗口。
传统史学对于瘟疫的忽视，或许正是因为它缺乏民俗学的视野吧。
历史上，瘟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民众的恐惧和抗拒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试看，这次非典危机中民间流行的迷信活动，和历史上的有什么两样？
瘟疫，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长时段吧？

温柔地思想

【清朝赵州诗人石道南(音译1765-1792)在他的一首名为“死鼠”的诗中这样写道(原文无法查找，译自英文译本)：

四面八方横死鼠，
俨然象虎阻人行，
人皆惊恐绕道行。
老鼠死后不几日，
人死就如墙倒塌。
一日死者增无数，
阴沉乌云遮蔽日。
三人行走在一处，
十步之内两人倒。
夜间死去无数人，
无人敢去悼亡人。
瘟神来临油灯黯，
油灯吹灭一片黑。
活人死魂尸体留，
乌鸦嘶叫满天飞，
猫犬不宁低哀鸣。
灵魂不在人如鬼，
尸骨遍地无人烟。
田间粮食无人收，
县官收租无人睬。
我愿乘上仙龙飞，
捎我天堂寻神仙。
乞求撒下福甘露，
死者复生得慰藉。】

伍法同 在《从蛮荒到文明———云南医药卫生百年考》中写道：


1793年，赵州(今弥渡) 青年 诗人师道南写了一首《鼠死行》的诗，诗中写道：
“东死鼠，西死鼠，
人见死鼠如见虎。
鼠死不几日，
人死如坼堵。
昼死人，莫问数，
日色惨淡愁云护。
三人行未十步，
忽死两人横截路。
夜死人，不敢哭，
疫鬼吐气灯摇绿。
须臾风起灯忽无，
人鬼尸棺暗同屋。
鸟啼不断，
犬泣时闻。
人含鬼色，
鬼夺人神，
白日逢人多是鬼，
黄昏遇鬼反疑人。
人死满地人烟倒，
人骨渐被风吹老。
田禾无人收，
官租向谁考。”(《云南通志·文艺志·天愚集》)。

http://www.yndaily.com/zl/daguan/c0301/dg03011.htm

这可能就是那首诗的原文。

stanza

胡德平：抗击非典，念及医圣张仲景  

　　中华工商时报５月５日发表胡德平同志的文章《抗击非典，念及医圣张仲景》一文，文章内容如下：全国工商联一位同志，想让我谈谈在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硬仗中，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使我想起河南南阳医圣张仲景的纪念馆，馆的二门有一副对联，让我记忆至今：

　　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辩证
　　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

　　这是后人对张仲景医学思想精髓的概括，并含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寓意。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人，他的医学学术思想最光辉的一处即是“辨证论治”。他认为人的健康与否，是否得病完全在于“寒热”、“虚实”、“表里”三者的相互关系也即“阴阳”关系是否平衡正常。对于病症的诊断、鉴别必须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综合，然后才能决定如何用药，如何医治，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的医学学术思想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又使祖国医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充满了科学的辩证法。其著作至今仍是指导中医的经典著作。这是上联的意思。下联的意思是名医和名相（亦即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政治家的任务是要把国家治理好，他们的施政纲领、措施应使国家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社会既要稳定太平，又要发展富强。医生的责任则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使垂危的病人得以转危为安，使健康的人更加强壮。说到底，政治家的治国也好，医生的治病也好，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和发展。张仲景曾作过长沙太守，办公时间里他处理公务，业余时间他在大堂为百姓看病。我想这副对联通过具体的人物，真实的历史，隽永的文字，反映了我们民族对卓越政治家们治国齐家平天下高尚修养的赞美，也是对杰出医学家们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精神的大力褒扬。这应算为我们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吧。

　　张仲景所处时代是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这一历史时期，当时社会矛盾异常突出，并且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瘟疫。从东汉桓灵二帝开始，直到三国魏晋时期，可怕的瘟疫接连不断，难怪魏文帝曹丕曾悲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建安七子短期内忽逝四人，疾疫的可怕可想而知。我们研究黄巾起义、佛道兴起，军阀割据、帝位禅让莫不与此疾疫有关。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随势而出，张仲景、华佗则是医学界中最著名的代表，并成为中医之圣。人类一定会战胜各种疾病的，只是代价大小不一而已，而优秀杰出的医学家们的作用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以致人们把名医名相相提并论。

　　目前是抗击、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处理好非典的防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关系，“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认为当前两手抓的工作是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两者不但不矛盾，只要我们认真出色落实好两手抓的工作思路，还会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所即将兴起的新高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我愿意把上述“辨病辩证”、“活国活人”的这副对联介绍给有兴趣的读者，以作学习研讨的资料之用。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newscenter/benwang/802003050700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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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传染病：肆虐与征服——丁学良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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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学良

来源：《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



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发生黑死病瘟疫，导致了1／3的人口死亡；公元700～1050年间是日本史上的“瘟疫时代”；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爆发天花，诺曼人杀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公元1347～1351年，中世纪的西欧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14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扫掉了美洲土著90％的人口，由此引起了大规模黑奴的贩卖；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

　　瑞典病理学家Folke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人类不断征服疾病，并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方式。但细菌病毒也在进化。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我们要加速建设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尽快建立应对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有关信息沟通、预防治疗与全球协作的机制，最终战胜疾病恶魔。

　　就人类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事件及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


　　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这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的大事。

　　1918年那次大流感，美国国会拨款100万美元强化公共卫生部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传染病随人类文明进程而来


　　《21世纪》：当前社会上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与议论，不由得使人们特别想知道：历史上究竟有哪几次特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它们对人类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者，你能否介绍一下？

　　丁学良：可以这样讲，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总的概念。

　　为什么说传染病流行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呢？因为一种传染病要成为对人类造成广泛而深刻的伤害的疾病，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本身，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能出现。

　　具体说来，人类最早的狩猎和采集的文明阶段，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他们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

　　传染性疾病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流行的呢？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1万年到1万1千年以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为什么？因为农耕文明阶段上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点越来越大，这时期人类已经把很多动物驯化成家养的了。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狩猎时，人不跟活的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后就吃掉了；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人就跟家养的活的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你看看，1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几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到了农耕文明，人跟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现代社会才有的那种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人畜朝夕厮守，二者的粪便堆积在居住地周围，这就使得那些细菌寄生虫之类，得到非常肥沃的营养。科学研究表明，正是那些农耕文明延续得最久的地区，最容易成为孳生新的传染病的发源地。

　　《21世纪》：人们讲传染病往往只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你强调传染病的动物来源，有些奇怪。

　　丁学良：传染病跟动物有密切关系，是有科学史根据的。据美国社会史专家W.McNeill的叙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

　　而你一看就知道，上面这些动物恰恰是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这些动物本来就是各

　　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寄生体，农耕文明的环境使得人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传到人身上来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乡下，甚至走出城市不远的郊区，各种动物的饲养场所密集，人跟动物还是生活在一起。各种牲口的排泄物在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细菌、病毒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的身体。这里就成为天然的新传染病的起源地。


　　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


　　《21世纪》：很想知道人类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哪些特大的传染病流行事件。

　　丁学良：根据西方史料，最早一次大的有文字记载的——此前只有考古物体证据上的传染病遗迹——是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得详细描述了这次瘟疫流行的情形。当时这个流行病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我们就要先讲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最重要的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战争，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另外地方——今天有的传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战争带来传染的痕迹，像“非洲军团病”就是典型。第二个渠道是通商，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很远的另外地方。第三个渠道是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有规模的远距离人口流动的几种分类。

　　据修昔底得记载，在公元前431年，开始了西方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之前，古希腊人从来没有遭到像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的攻击，虽然那时侯可能已有流感、结核和白喉等病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新型流行病从非洲传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带，再在公元前430年到了希腊。这次重大传染病造成的后果非常惨重，它使得雅典军队的生力军1／4死亡，瘟疫继续在南部希腊肆虐，导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

　　根据修昔底得描述的病人们的惨状，以后的科学家们推断，那场瘟疫有好多种疾病，包括鼠疫、天花、麻疹和伤寒等等。这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因为雅典本来有称霸整个希腊半岛的雄心——雅典是古希腊所有城邦国中最强大的两个之一——但因为这次瘟疫，死了那么多军队，死了那么多平民，仗也难再大打下去了，雅典就称霸不起来了。

　　到了公元165～180年间，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另一场非常厉害的黑死病瘟疫———那时候罗马是安东尼称帝，史书称之为“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到了公元211～266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罗马帝国就衰落下去了。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改变。所以，你不要看不起小小的病毒细菌，它们把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折磨得气喘嘘嘘，不堪重击。然后蛮族一入侵进来，它就完蛋了。

　　到了公元1347～1351年间，也就是中世纪发生的那次大瘟疫就更不得了了，整个西欧范围内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那一次造成的惨重后果，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差不多一切方面。

　　比如说它带来了宗教的改变。因为当时那么多人痛苦，那么多人死亡，宗教就要对此作出回应，就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种苦难作出解释。

　　那个时期，西欧宗教中死神的形象特别突出，并且艺术也是突出一个“死”

　　字。再比如说——从社会科学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导致了农奴的解放。在此之前，农奴不怎么值钱，土地相对更值钱，但因为有1／3到1／2的人被黑死病扫掉之后，劳动力一下子就变得珍贵了。

　　据经济史学家North（诺斯）的研究，当时很多土地空出来以后，产权一下子就变得容易界定了：土地无主，谁占了就是谁的了。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

　　这次的影响极其巨大，可以说是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另一次重大的全面的改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大规模的流行对于人类文明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也打击了他们的心灵。


　　历史上大规模流行病的全球传播


　　丁学良：让我们把观察历史的眼光从欧洲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同样有几次大流行病值得非常注意。待到欧洲近代向外扩张即殖民主义时期，瘟疫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病毒之间的交流，在这之前病毒还基本上只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包括接近于中亚地区的陆地上的交流，欧亚之间的病毒交流也受到距离的限制。到了15世纪左右，哥伦布等人航海的时候，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早期，传染病横行的范围就扩大了。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现在的专家们估计在5千万到1亿之间。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过程中，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它们这些杀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了。

　　本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到美洲去以后，发现这个大陆土地如此肥沃，当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丰沛的劳动力，谁知道他们自己带去的那些病毒、传染病把当地的经济生力军给毁掉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就不得不想另外的办法寻找劳动力，这就引起了大规模非洲黑人奴隶的贩卖，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制度性的改变。我们设想，如果印地安人不死于那些病毒，也许零星的奴隶贩卖会有，但绝不会成为后来那么一种规模的制度性的活动。

　　有很多人问：欧洲殖民主义者跑到美洲去，为什么他们带去的病毒能杀死那么多的本地人，而本地的病毒却没有能够对于欧洲人造成同等程度的伤害呢？病毒不能只“欺负”美洲人啊！——注意，任何人口流动尤其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都必然引起不同细菌病毒之间的交流，至于细菌病毒交流是否会引起人群的疾病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中国俗语“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丰富的经验性智慧，也包含了我们这里所讲的病菌交流。

　　我们再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病菌存活、传播之间的关系寻找答案的启示。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纪白人殖民主义者从欧洲到美洲去

　　的时候，欧洲人种本身已经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传染病、瘟疫的“洗礼”了：每次疾病大传染都要杀死一些人，使一些较体弱的人成为牺牲品，而存活下来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14～15世纪的欧洲人已经与形形色色的病菌来来回回打过无数次仗了。

　　而美洲人呢？美洲人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大约1万2千年以前，从欧亚大陆经由“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那时候“白令海峡”是把欧洲和美洲连起来的狭长形状的陆地。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海水水位上升，陆地被淹没，使得整个美洲脱离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变成独立生长的一个世界。

　　最早那批过去的人群，慢慢从北美洲蔓延到南美洲，他们的人口压力相对来说很轻，在那个土地广阔资源丰沛的大陆上并没有发展出像欧洲、亚洲这么复杂的农耕文明。

　　他们饲养的动物很少，没有像欧洲那样人跟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那时代的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欧洲人从欧洲带去的传染病菌对于美洲人的杀伤力，远远胜过美洲本地的传染病菌对于欧洲人的杀伤力。这之间的“人菌战争”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正是由于两大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几千年里的不同所造成的。

　　如果说美洲对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疾病报复”的话，那就是梅毒。梅毒是从美洲传过来的，是西班牙人把梅毒从美洲带到了欧洲。欧洲航海者很快就把梅毒带到了远东，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一一“中招”。日本岛国上原来的传染病是不多的，后来多半是从外部传入的。公元552年朝鲜的佛教传教活动把天花带到了日本——公元700年至1050年的三百多年间，日本历史上称之为“瘟疫时代”，期间发生过好几次大流行病。


　　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系统


　　《21世纪》：传染病流行既然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直到什么时候人类社会才慢慢发展出一套对付它的办法呢？

　　丁学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是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其实，对天花防御最早的办法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这种方法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从中国传到中亚，再传到欧洲。但中国是用比较土的办法，成效不可靠，风险也高，而琴纳是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可以不断地制造疫苗。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的大事！。

　　医学史表明，在工业化早期，对于传染病的防御方法基本上来自技术先进国家。那时候在欧洲等地，城市密集，人口密度非常大而又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传染病，扩散得非常快。17～18世纪伦敦、爱尔兰等地都发生过严重的瘟疫，然后他们政府花大力气逐步发展公共卫生系统。“预防胜过医治”就是从天花疫苗开始的，当时变成了欧洲很多国家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贡献极大，是欧洲实力增长的中心要素之一。拿破伦军队最早推广天花疫苗预防，这在它的长期征战中太关键了。

　　即便是到了20世纪初，也还有过两次非常大的传染病流行。一次是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有2500～5000万人丧失生命；再一次是1920年代昏睡性的“脑炎”———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传到别的地方去。迄今为止科学史家们还没有一个说法，完全解释这两次大流行病为什么那么厉害。

　　美国是什么时候有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呢？是1918年那次大流感。那次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所以美国国会就拨款100万美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大钱啊———强化公共卫生部门，以便雇佣比较好的医生，改进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建立公共的医疗点，等等。

　　在这之后，我们晓得，最重要的就是爱滋病、埃波拉病这些东西。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染病之大规模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化带来的。它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付出的非常惨重的代价，对人类本身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人类文明每一次战胜了这些挑战，就又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

　　《21世纪》：无论怎么说，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今天，传染病毕竟是少多了。

　　丁学良：不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类文明在进化，技术手段在进化，病毒细菌也在进化。更重要的是，那些使得人类文明进化的技术手段本身也帮助了病菌的扩散。我们今天是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其实全球化历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以前要好几代人才来一次的对于众多区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造成伤害的传染病大流行，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频繁，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随着各类新型食品的运来运去———速度真是太快了———就可能使得以前那些地方性传染病，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大范围扩散的传染病，除非你能很快找到对付它的办法。

　　应该说，今天的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交往更加密集、快速、频繁，也使得地方性传染病变成大面积传染病的可能性大大增高了。这是人类为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全球化包括了疾病的全球化。

　　《21世纪》：但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很少看到造成大面积毁灭性的传染病流行了。

　　丁学良：是少了，但并非没有。有时候，一些很重要的传染病依然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只是因为没有在我们的眼前展开而已，只是对于我们的震撼力还不够大而已。譬如说疟疾———疟疾有很多种———少数几种很厉害的疟疾在非洲等贫困区域所杀死的人每年有好几百万！现在国际上有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正在研究从中草药提取成分来对付疟疾。专家说，如果此举能够成功，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因为它对于人类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人们的健康是个巨大的贡献。贫困区域没有系统的下水道，蚊子苍蝇繁殖旺盛，穷人营养差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虚弱，疟疾就容易杀伤他们。

　　《21世纪》：你讲传染病流行，总是强调人跟动物的关系。毕竟，现在城市里都是人与人密集住在一起，动物的饲养已经很少见到了。

　　丁学良：我只同意你说的一大半。随着都市化发展，城市中人跟动物的直接关系是稀少了，但我们要看到另外两点。第一点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很多小城市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没有同时进行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些传染性疾病就由这种环境里繁衍而起。

　　譬如，本来说是“肺结核”在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了，但最近十几年来，在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的贫民居住区，更不用说穷国的城市里，肺结核又有起势。而且现在的肺结核对于以前常用的抗生素具有了“抗药性”———就是说细菌在进化，以前用于治疗肺结核的青霉素、链霉素现在变得低效甚至无效了！超级细菌在兴起哩！

　　另外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走出城区不多远，就能看到人跟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生产方式。这里有一个“困境”：因为城市总是需要农业部门不断地提供新的食物，包括植物、动物的供应，这样动物就养得越来越多，排泄物也越来越多。农村跟城市交往越来越密切，只有当公共卫生系统包括设备、法律和管理制度能跟得上，才能减少因为快速都市化所导致的传染病爆发的新途径。


　　加强对生活动物等传染源的管理


　　《21世纪》：的确，人口密集、交通快捷，都市化会增加传染病流行的可能性。

　　丁学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人生病时咳嗽、打喷嚏呢？实际上是细菌病毒在“借刀杀人”啊。因为细菌病毒在病人身体内繁殖得非常多，越咳嗽、越打喷嚏，细菌病毒就扩散得越多越快，细菌病毒在“扩大自身再生产”。如果一个地方人口密集度很低，人打喷嚏，周围十米之内没有人，细菌病毒也就很快死掉了。但在今天的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港口城市，人一咳嗽，周围到处是行人和游客，这样就很容易把细菌病毒传到周围进而带去全世界各地。历史上看，所有港口城市，都是贸易的中心，也是传染病交流的中心：不同的人到这个地方来了又走了，不同的货币到这个地方来了又走了，不同的细菌病毒到这个地方来了又走了，互通有无。

　　细菌病毒到了人体以后人要拉肚子，这也是细菌病毒在“借刀杀人”。因为人拉肚子越多，大量繁殖的细菌病毒就跟着粪便扩散开去，再影响更多的人。我们要始终记着，细菌病毒很聪明，它总在不断地进化。

　　《21世纪》：你总提到动物跟人的关系成为传染病的新病源。

　　丁学良：人跟动物的密切关系往往成为新的传染病的来源。爱滋病是从猴子身上传过来的，天花是从牛瘟传过来的，鼠疫是从老鼠身上传过来的，霍乱也是从动物身上传过来的，狂犬病是从狗身上传过来的，很多流感是从鸡和猪身上传过来的，麻疹是从牛瘟或狗瘟传过来的，蛔虫是猪身上传过来的，疟疾、登革热是从蚊子传过来的。这次“非典型肺炎”很多专家也怀疑动物是源头，正在做实验求证这个假设。因为细菌病毒总要找一个动物活载体，人也是动物，细菌病毒均“一视同仁”。

　　《21世纪》：但在媒体上我们很少听到有人把传染病源跟动物联系起来。

　　丁学良：越是没有我们越是要强调这一点。1995年初我和几个来自以色列的教授在香港吃饭———研究市场营销学的教授。他们对香港的“街市”感到很奇怪，人们在街市现场“活宰”、“点杀”鸡、鸭、鱼、鳖、蛇等活的动物。他们问：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地方还有这种市场？我当时也是典型中国人的观念，说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讲究“生猛鲜活”，卖主要是把它们杀掉以后再来卖就不值钱了，活的好卖。以色列教授说这样容易引起传染病，大都市尤其不能这样搞。果然，1997～1998年间香港就有了那次“禽流感”。当时政府当机立断，把全香港几十万只鸡统统杀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伤害。

　　所以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对于怎样处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这些动物包括家禽，是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21世纪》：我们在南方看到街市“点杀”活物已经司空见惯，国外的处理方法如何呢？

　　丁学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很严格，这种“点杀”基本上看不到。我想他们之所以在“生猛鲜活”和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一个选择，是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吃过很多苦头，所以在公共卫生上立法，不许这么做。

　　现在，有那么多人口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城市，所以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应该很快吸取教训。对于农贸市场的管理，非得当作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当然未必每年有什么大的疾病流行，但万一发生一次，后果就非常严重，伤财害命。

　　《21世纪》：动物既然有这么大的可能性给人传染疾病，那么城市家养的宠物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丁学良：几年前专家们对新千禧年作分析时就预言，21世纪对人类健康危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就是家养宠物。像家养的猫容易影响呼吸道，常常引起孩子们的哮喘。


　　应对突发疾病的信息与法律机制


　　《21世纪》：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人们的健康是社会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你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

　　丁学良：对于流行病所造成的影响，既可以作客观的硬性的数量化的比较，也可以作社会心理的比较。这两项比较不是完全一致的。像这次“非典型肺炎”，它所造成的死亡，全世界截止到4月14日的报告数字是128人，受到感染的也不过几千人。在同时期的几个月之内，也许其他传染病可能已经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人们为什么对这次流行病特别敏感呢？因为它的来路不很清楚，传播途径不很确定，测试方法不很可靠，医治办法也不很保险，就令人难以掉以轻心。

　　我们现在要讨论从社会管理的层次看，究竟该怎么办？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包括中国人到外国去、外国人到中国来，十分频繁。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的信息紧密相连。

　　在此情势下，如何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制度发展得快速不快速，好不好，不但影响本国人们的健康，而且具有全球效应。无论从长期或短期看，它直接关涉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也会影响到国际关系。

　　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制度的首要方面就是信息——医务专业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获得和提供的信息——必须及时和准确。这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的收集（上报）、处理、传播

　　和使用。这几个环节要尽可能地做到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向前看，这对于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一定要有非常严明的法治，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了和常规不一样的疾病的时候，就要立即上报。没有准确的信息统计，政府的管理就谈不上。而且这个信息中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协调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

　　其次，信息过程一定要透明。这样，专家不但随时向政府管理层上报信息，而且还与社会公众互通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要尽可能地快，不能有耽搁。信息只有快速地上报，快速地公开，快速地检验，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使得这个社会的资源能够尽快集中来对付突发的传染病；第二才能够达到对所有的传染病来讲最重要的处治原则：“预防胜过治疗”。只有把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使人们很快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能使全社会都自觉地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卫生规则———个人行为的规则和公共场所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很复杂，但必须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际上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

　　要使全民建立预防意识，免受谣言和迷信的影响，就要求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实、越快速，越好。应该把关于突发传染病的信息管理变得像公布突发性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样透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

　　《21世纪》：公共卫生系统包括哪些个方面？

　　丁学良：相对于个人卫生而言，公共卫生系统涵盖了可能影响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病毒细菌感染的各个方面，并且是对全体国民免费提供传染病的治疗，因为传染病伤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另外，我们很多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坏习惯也要尽快依法改掉，以前就有报道说有人因为吃野生动物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公共卫生的信息系统要相对独立，医务专业人员要相对独立。

　　专业人员只要在病人、医院、实验室里发现了什么，就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和公布这个信息，而不能根据具体负责的官员的好恶行事。

　　《21世纪》：前几天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指出，政府已经把这次传染病纳入《传染病防治法》管理，要求地方政府有法律责任上报疫情，并完善信息报告系统，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报告中心和应急反应的指挥中心。相信我国的疫情报告工作会越做越好。

　　丁学良：法律一定要有“利牙”，就是对不遵守法律的人和机构的及时惩罚。如果没有惩罚，再讲法也没有用。某些地方报假数字，如果受到惩罚的话，就会受到有效遏制。如果老是宣传教育，作用当然有限。报告传染病实情，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事，在这样的大事上，要有特别严格的法制保障。

　　《21世纪》：关于这次疾病，目前国外的最新进展如何？

　　丁学良：及时通报和共享关于传染病的真实信息，大大有助于医学界的研究效率和效益（即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次有关“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的研究，全球最好的相关实验室相互协作，大大加快了研究的进度。4月12日（加拿大时间）有了一个突破：全球第一个破译病毒基因密码成功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史密斯基因图谱科学中心”。他们发表的报告说，基因图谱显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是“新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其他冠状病毒特性不同。这个破译来得很快，是因为国际范围内的协同作战。他们的结果在www.

　　bcgsc.bc.ca上可以查阅。以前通常要5年左右的时间，新疫苗才能制作出来；这次大概会缩短到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作一个简短的总结：传染病大流行是全球化过程加速的一个方面；对付新型的传染病，也必须以全球化的思路和视野，才能奏效。中国在经济上的全球化之步伐，必须以在信息管理（包括传染病领域）上的现代化作配合，才能既快速又稳健。

　

原载《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感谢丁学良先生惠寄。

stanza

温柔地思想 于 2003-5-10 23:36 写道：
【清朝赵州诗人石道南(音译1765-1792)在他的一首名为“死鼠”的诗中这样写道(原文无法查找，译自英文译本)：

四面八方横死鼠，
俨然象虎阻人行，
人皆惊恐绕道行。
老鼠死后不几日，
人死就如墙倒塌。
一日?......

此考有点意思。在这里“汇总”病疫史资料，让我想起近年来宗教人类学的一个新方向──治疗仪式研究。有一代表作是哈佛神学院的教学参考书：The Performance of Healing. Ed. by Carol laderman & marina Roseman. ROUTLEDGE出版，1996。


;)

stanza

这里是与治疗仪式相关的教学大纲：

http://asuwlink.uwyo.edu/~ap/reli3250/r3250.htm

Health and Illness in American Religious Life
RELIGIOUS STUDIES 3250
Spring 2001

[ 本帖由 stanza 于 2003-5-11 07:44 最后编辑 ]

stanza

Performance of Healing
Carol Laderman (Editor), Marina Roseman (Editor)
Paperback, October 1995

ISBN: 0415912008
Format: Paperback, 330pp
Pub. Date: October 1995  Publisher: Routledge


ABOUT THE BOOK
  From the Publisher
  The performance of healing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anthropologist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medical, holistic, and religious aspects of healing and death. The contributors broade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by demonstrating that healing involves the senses in treatments whose efficacy depends in part on dramatic performance. Music, movement, and dialogue; comedy and poetry; audience, players, and props - all constitute the performance of healing. If healing is to be effective, the patient's body and mind must be engaged through the sensory impact of dramatic media. Curing is not just about "making people well" - it also forms a crucial means of reproducing relations of power. A performance directed toward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might also heal a traumatized social group,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cure" from its narrow sense of restoring a victim to health to the larger goal of restoring social relations. Medical systems need to be understood from within, as experienced by healers, patients, and others whose minds and hearts have become involved in this undertaking. These essays on the performance of healing, in societies ranging from the rainforest horticulturalists to dwellers in the American megalopolis, will touch readers' senses as well as their intellects.


  From The Critics
  Booknews
Anthropologists describe how the performance of music, drama, dialogue, comedy, poetry, ritual, and even property exchange engage the senses to effect healing in a wide range of cultures from the rainforest to the urban industrial. They also show how the methods and concepts of healing are expanded from the individual to a traumatized social group. Addressed to the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anthropology communities. Annotation c. Book News, Inc., Portland, OR (book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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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to the Sacred Garden: A Guide to Traveling in the Spiritual Realms Hank Barnard Wesselman, Henry Barnard Wesselman, Hank Wess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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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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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 Janzen
The Quest for Therapy in Lower Zaire

Margaret M. Lock
East Asian Medicine in Urban Japan: Varieties of Medical Experience

Jeanie Schmit Kayser-Jones
Old, Alone, and Neglected: Care of the Aged in Scot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thur Kleinman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 Exploration of the Borderland between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Stephen J. Kunitz
Disease Change and the Role of Medicine: The Navajo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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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ves and Midwives: Childbirth and Nutrition in Rural Malaysia

Arthur J. Rubel, Carl W. O'Nell, and Rolando Collado-Ardon Susto:
A Folk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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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Paul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Glenn Leonard Gritzer and Arnold Arluke
The Making of Rehabilit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cal Specialization, 1890-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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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and Depression: 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and Cross-Cultural Psychiatry of Affect and Disorder

Judith Justice
Policies, Plans, and People: Foreign Aid and Healt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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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hing--The Classic of Difficul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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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Plague, Black Labor: Tuberculosi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South Africa

Libbet Crandon-Malamud
From the Fat of Our Souls: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Process, and Medical Pluralism in B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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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ing Beds: The Work of an Emergency Psychiatric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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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 Sounds from the Malaysian Rainforest: Temiar Music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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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ing the Wind of Desire: Psychology, Medicine, and Aesthetics in Malay Shamanis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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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Basis of Health and Healing in Africa

Mary-Jo DelVecchio Good, Paul E. Brodwin, Byron J. Good, and Arthur Kleinman, editors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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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to Asian Med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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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 and Accusation: 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

John M. Janzen
Ngoma: Discourses of Healing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Robbie E. Davis-Floyd
Birth as an American Rite of Passage

Shirley Lindenbaum and Margaret Lock, editors
Knowledge, Power, and Practice: The Anthropology of Medicine and Everyday Life

Lesley Sharp
The Possessed and the Dispossessed: Spirits, Identity, and Power in a Madagascar Migrant Town

Jürgen Kovacs and Paul U. Unschul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otated by
Essential Subtleties on the Silver Sea: The Yin-Hai Jing-Wei: A Chinese Classic on Ophthalmology

温柔地思想

灾难时期中的社会力量——我读《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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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 泳 [2003-5-10 0:59:10]


    读书有时候是需要缘分的。我平时看书，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西方人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书，我一般见到了都要买回来看看。对于中国学者的同类著作，也很在意，不过阅读的兴趣要弱一些。有些学术著作，如果不是特别的机会，很难有耐心看完。《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是我在“非典”时期耐心看完的一本学术著作，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看这样一本书，真有说不出的感受，这是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学术著作能有这样的机缘，真是百年不遇。在“非典”的日子里，这本专门的学术著作，有可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特别是那些非专业读者的阅读兴趣，这就是读书的机缘。我感觉，我与这本书有缘分。

    这本书有一个副题“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它主要研究的是江南瘟疫的发生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社会情况，特别是疫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基本把清代江南发生的疫情以及规律告诉了我们。余新忠是南开大学的博士，很年轻。他的这项研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有开创性。本书在专业上的成就，我是外行，不好评价。但我个人以为这本书在新博士的著作中，是一本有个性的书。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作者虽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也读过很多外国书，但这些东西在书中溶化为作者的学术视角和叙述，没有那种食洋不化的感觉，书中很少直接引用西方学者的话，但从作者的观察中，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西方影响。这种学风在新一代学者身上的出现，使人们对中国学术的承传有信心，作者的努力和方向应当得到肯定。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中，这些年很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有些人用得好，而有些人却太迷恋这个概念的解释力了。作者基本上没有让这些流行的学术潮流干扰，显出了自己的独立性。“公共领域”的概念，是从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它着眼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个概念很诱人，但也是陷阱。作者对这一点很警惕，因为他是由史料观察事实，所以非常谨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他一般保持这样的认识：“社会力量也没有超越国家和地方政权的能力与企图，毕竟，乡贤在举办公共事务时，所预期的乃是让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对地方社会事务更具影响，而非希望自己成为与官方对抗的民间领袖。”这个判断，我以为很有道理。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手边恰好有两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记载的是1918年晋北肺疫防治情况。当时山西晋北的疫情非常严重。当年的1月5日，阎锡山接到疫情报告，立刻通电晋北各县，实行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办法，严切执行。”当时内务部派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来山西。阎先生立即聘为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从当时的疫情报告看，政府相信一切社会力量。疫情出现后，立即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请他们来帮助。很快就动员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当时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决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当时山西有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形成了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二是当时建立的区村制度，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灾难面前，这种自治制度，承担了现代防疫行政的许多职能。山西的情况和江南的情况，大体有相同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说是“有针对性地补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达地方社会的要求与民意，促发地方官员关注并举办一些缺乏制度规定而实际需要的事业。”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中民间机构性质的判断，很清醒。没有因为学术潮流的影响而放弃自己独立的见解。

    评价这样的书，外人只能说一点阅读感受。对作者来说，来自同行的评价才是学术价值的定位。最后还有一个感受是：作者写得太累了，没有举重若轻之感。学术想象和灵气没有展现出来，从作者的选题看，我以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但他可能是没有在这方面用心。所以同样是学术著作，我们看顾颉刚、陈寅恪、费孝通、潘光旦等前辈学者的书，首先为他们的学术想象和灵气所打动，然后才是他们的学术贡献。现在看来，我们更缺乏的可能还是前辈学者的灵气。有些东西可以学会，但有些东西却只能养成。（《文汇报》）

stanza

在青海跳於菟

(跳於菟:驱魔除瘟疫)
  
於菟在古汉语中就是老虎的意思，青海年都乎村把跳於菟的人化妆成老虎的样子。那里跳於菟不是民间节日中的狮虎表演，而是一种祭祀仪式，有着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折射出古代氏族社会人们的心理经验和认知。年都乎村也因此成了人类文化学的考察地。

年都乎村位于青海省同仁县境内的隆务河谷中段，一个拥有343户人家1400多人口的土族村寨，它和周边的吴屯、郭麻日、尕撒日是闻名海内外的唐卡艺术之乡。

年都乎村跳於菟直接的目是驱除躲藏在村民家中的妖魔和瘟疫，同时也在祈求来年的安宁和吉祥。跳於菟时间是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日，正值高原严冬。一般没有多少人在冬季上高原，这也许是年都乎村年复一年跳於菟祭祀而很少被外人知晓的原因。换算成公历，最近的一次於菟祭祀的日子是公元2002年1月3日。

“拉哇”
跳於菟的集中地是二郎神庙，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跳於菟前需要化妆。有人从村里大煨桑炉中装了一口袋桑灰，放在二郎神庙的庭院中。跳於菟的人（以下简称於菟）全部脱去上衣，挽起裤子，将桑灰涂抹在身上、脸上甚至头发里，顿时灰尘弥散开来，布满了小院。
用灰涂身隐蔽起人的本相，以一种怪异凶猛的形象去驱魔除瘟疫，这符合古人的心理定式。高原的寒冬，室外气温多在零下十几、二十度，桑灰也能御寒。据说过去还要先用红辣椒面涂身，也是为了御寒。如今省去了这道“工序”，大概低温对跳於菟的小伙子来说已不是问题。原先化妆所用的颜料是锅底灰，现在也被墨汁所替代。村里两位化妆师给於菟化妆。纹饰有虎纹和豹纹两种。今年7名於菟中化妆成老虎的有4名，化妆成豹子的有3名。这里是著名的唐卡绘画之乡，可以说人人都是画师。给於菟化妆，很像人体彩绘。於菟的头发扎了起来，腰间用红布带缠束。腰刀插挂其间。用剪纸工艺做成的白纸幡挂在枝杆上。在过去还要准备洗净的羊肠子，吹满气后挂在於菟的脖子上，现在省去了。整个化妆用去两个半小时。
化妆现场一位指挥者阿吾今年45岁，他是年都乎村的“拉哇”。“拉哇”是藏语安多方言中对“神汉”的称谓。阿吾做年都乎村的神职人员是祖传的，其父是本村的老“拉哇”，几年前去世了，阿吾继承了“拉哇”一职。“拉哇”在祭祀活动中代表神行事，是整个跳於菟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任何人不能替代。他家门前的经幡旗杆顶上，用华盖做装饰，这是本村“拉哇”家的标志，其他人家的经幡上不能有华盖顶。阿吾在县供销社工作，后来与妻子一道做唐卡堆绣。
二郎神院内於菟们妆扮齐了。“哇拉”按部就班履行着仪式的每个环节。煨桑、敬酒、敲钟，宣告祭祀正式开始。“拉哇”头戴五佛帽，胸前飘动着一条哈达，尽量拿出些威严。他招过7名於菟在大堂门前列队蹲下，刚才还喧闹的於菟，全部静了下来。“拉哇”打开一瓶酒，逐一给於菟美美灌上几口。从这时开始，於菟就不能再说话，他们已经是神的代表。酒能驱寒，但酒力更能促使於菟尽快进入一种醉酒神全的境界。“拉哇”和二朗神庙的看护人进二郎殿给二郎神跳一段叫“邦”的祭祀舞蹈。主要道具是一个扇形的羊皮鼓。由“拉哇”执掌。
“拉哇”在二郎神庙做完“邦”，击鼓敲锣出庙，一直蹲着的於菟起立转身向大门走去。跳於菟进入了驱魔除瘟疫的实质阶段。於菟们围着二郎神庙外一座祭坛只转了一圈，鞭炮炸响了，5名於菟一阵烟似的朝村中奔去。“拉哇”赶着两名老於菟沿山间小路跟在后面。
於菟进村后分两路翻墙进院。此时，各家各户院门紧闭，是不让躲藏在家中的妖魔逃走。如果家中有久病不愈的病人，则让於菟在病人身上来回跨跃。每家每户都准备了肉、果品和奶茶，於菟吃了那一家的东西，也意味着消灾解难。於菟进院又跳又舞，见到好吃的也痛快吃上一顿。再次上路时主人给每一位於菟一块生肉叨在嘴里。这个细节恐怕更接近於菟习俗的古代版本。两组於菟在村民家中驱除魔妖瘟疫的时候，“拉哇”赶着两名老於菟，在街巷内巡视，以防魔妖瘟疫逃窜。经过近2个小时的驱魔，两路於菟和“拉哇”在村中老城东门汇合。村民们纷纷献上馒圈，因为於菟不可能进入所有的人家，於菟接了也算是带走了自家的灾难与不幸。馒圈用杆串着。这种圈馍用厚生铁模盒放在草木灰中烤熟，可以存放3个月之久。参加了跳於菟的人可以免去一年里集体的重体力公差，比如打墙、挖水渠等。东门口已聚集了许多村民和参观者。於菟跳的很卖力。有人再次给每位於菟灌了酒。这也是一个老习惯，给於菟一个信号，很快就要放枪了。枪一响於菟便奔向隆务河，凿冰洗身，当然现在是用放鞭炮替代。
鞭炮响了，於菟们冲向两公里外的隆务河，凿冰取水洗身。多余的圈馍和肉也抛给了河神。於菟洗净后跳过火堆，意在阻断魔妖和瘟疫回村的路。过去於菟当夜不能回家，以免把驱鬼逐魔的污蚀之气再带回村里。
公桑
公桑是祭祀中的一种集体煨桑行动。是在特定时日、有特定主题的煨桑，因而也更加神圣。所以公桑向来只允许成年男人参加。这天，每户人家都要派出一名代表参加公桑，来的都是各家的“掌门人”。
公桑的主要仪式要在年都乎寺的“赞康”殿中举行。“赞康”殿是年都乎寺护法神居住的地方。作为本村寺庙护法神，自然也就成了年都乎村民的保护神。公桑是从年都乎寺广场，正对着“赞康”殿大门外的白塔式煨桑炉开始。男人们围挤在香炉旁，争着给自己的保护神敬上柏树枝叶和青稞炒面。据说山神喜欢闻香，煨桑时都选用清净香纯的柏枝香果为燃料。
20多名僧人开始诵经。男人们从藏袍中掏出一瓶酒，和着喇嘛的诵经声，白酒缓缓地倒进殿中酒池中。西北人能喝酒，当地格言说的“汉2藏3土4裕固5”。青海、甘肃的广大地带是多民族的居住区，各兄弟民族按照酒量大小排座次，以便在酒席间灵活掌握。当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说法，甚至是调侃，玩笑不必当真。不过只要去过西北的人一定能体会出这句话的“真谛”来。
我注意到“赞康”殿内的香炉比较特别，是个人形炉。炉堂内嗞嗞作响，细看原来是一块肉在燃烧，足有八九斤。黄南州专门从事民俗研究的才项多杰先生说年都乎村供奉着好几个专门喜欢吃肉的神，这类神的庙宇都是独门独院。这里“吃肉”的习俗追根溯源，还是离不了藏传佛教进入藏区前的本土宗教——苯教的血祭传统。
年都乎村跳於菟还有两项集体活动。一项是全村人一起喝一次奶茶。在这之前要集体念佛经。光是“六字真言”就要念上多少遍。念经的地方男女分开，年都乎村有8个生产队（这里的人们还是习惯沿用人民公社时的叫法）。生产队两两住在一起。它源自古时一个主人部落、一个仆人部落的建置。仆人部落是专门养马的。

http://we365.com/civilization/2002/11/mingzu/mingzu.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