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13-9-17 08:33:42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52# 宣炳善 的帖子
看到大家在这里还有在QQ上真诚而热烈地讨论，深受启发并深受感动。的确，非遗保护的十二年（如果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算起），也是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十二年，民俗学者在非遗保护中的沉浮折射出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这样一个题目，写多少本书也不够。正如陈映婕所说，“学者提供的‘非遗’对策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文字层面，在现实面前显得空洞与乏力。”在我理解而来，就是学术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理论的建构是一方面，但是如果缺乏扎实的实践研究做基础，难免就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很感谢陈映婕和宣斑竹还有诸多同仁分享宝贵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是知识和实践的矿藏，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挖掘。如果两位有时间，真的可以就你们个人的非遗保护实践写一些文章或者专著，这样会让更多的读者受益的。
在美国学界七十年代的一次学术大转型是由布迪厄的两本有关实践的著作引发的，从此实践研究就成为整个文化研究的主导方向。但并不是说，只重实践，不重理论，其实是将二者的完美融合。这一波学术转向的余波至今影响深远。另外一个学术转型是九十年兴起的，就是对学者自身立场的审视，这和当时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潮也是密切相关联的。很多学者开始详细审视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间的权力生成，还有学者的立场和作用等等。后来很多学者达成共识，知识的生产注定是具有政治性的。就这点而言，萨义德在《东方学》还有其有关知识分子和政治研究的专著中阐述得非常具体而系统。也就是说，现在诸多学者都认识到，学者本身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其研究导向。换句话说，学者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会产生出基于这种政治立场的知识，没有谁的研究是真空的。正是因为认识到这种知识的“原罪”，所以学者才对自己的政治立场非常审慎，而且他们努力代表失声的弱势群体发言，进可能从这些群体的角度做研究。当然，所有的学术立场和观点都是值得争论的，而且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我受的影响正在于此。很多学者用其杰出的研究教会我，就是任何时候，都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发言，或者说站在失声的群体的立场上。所以我个人接受训练的结果，就是关注实践，关注底层民众，倾听、记录并呈现他们的声音。就这一点而言，这里的很多同仁都做得非常出色，而且也值得我多多学习。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英”立场其实影响到当下学者和政府的关系，还有学者和民众的关系。中国民俗学家本身的政治立场是很值得考究的，而非遗实践是一个很好的竞技场，有很多问题都可以供我们慢慢思考，慢慢梳理，慢慢探究。我期待着更多精彩的讨论！
[ 本帖最后由 淇园之竹 于 2013-11-6 00:37 编辑 ] |
|
楼主: 宣炳善
狗仔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3-9-16 12:35:59
